憤青的憤怒！
1895年，清政府為了整軍經武，派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式陸軍，編成北洋6
鎮，北洋軍閥集團武裝力量基本形成。袁世凱羅致了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
段芝貴、陸建章、李純、曹錕、陳光遠、盧永祥、張懷芝、雷震春、薑桂題、張
勛、倪嗣沖等人，他們從小站練兵跟隨袁一同發跡，形成所謂的“小站系”，后
來都成了北洋軍閥集團的頭面人物。1916年袁世凱死後，群雄無首，分裂成以段
為首的皖系、前有馮國璋，後有曹錕的直系。另外有關外崛起的張作霖奉系。
軍閥是由血緣、地緣、業緣、人緣（私緣）組成的政治軍事集團，通過家庭姻
親、門生故吏、同鄉同學、結義拜盟、施恩籠絡、利益結合、思想聯繫等方式結
合在一起。
（1）血緣（子侄、兄弟、甥舅、同宗、姻親等）
在宗法意識強烈的社會中，血緣和親緣紐帶固化集團的作用是明顯的。一個人
一旦發跡，社會就認為他有責任和義務提攜家庭戚友，被提攜者也必須忠誠於他
，監督外人，以為回報。任何一方違反了這種社會“規則”，就要遭受社會的譴
責。
軍閥中，張作霖、張學良是父子；曹錕、曹銳、曹瑛是兄弟；張敬堯“堯、舜
、禹、湯”四兄弟。稍有能力的委以重任，倚為心腹；至於能力不濟的則給以各
種閑差，當然，待遇豐厚，如參議、軍需官等，充斥着“姥爺、舅爺、姑爺”三
爺式的裙帶關係。
聯姻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作為外交工具來使用，婚姻可以用來加強派系的聯繫
，或者明顯地為了這個目的而締結婚約。段祺瑞、馮國璋地妻子死了，袁世凱把
自己地乾女兒嫁給段，把自己的家庭教師周道如嫁給馮。軍閥們很多彼此是兒女
親家，如張作霖與曹錕、蘄雲鵬、張勳都是兒女親家。袁世凱也主動地與黎元洪
聯姻，後來黎的女兒在袁家受氣，氣成了神經病。
(2)地緣意識（同鄉觀念）
利用鄉土認同感，以凝聚團體，融匯上下。北方軍閥的面要廣一些，但也僅限
於直、魯、豫等北方數省，兒南方軍閥則省界森嚴，區域性極強，外省人絕少立
足。奉系官兵多為東北人；晉系多為晉人，閻錫山是山西五台人，“學會五台話
，就把洋刀挎”；黔系軍閥固西成在控制貴州期間，把家鄉桐梓縣能識字的人幾
乎都拉出來作了官，以至鄉間連寫信的人都找不到。每個軍閥對家鄉都格外施恩
，有諸多的建設和實利。
(3)業緣意識
業緣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結成的關係，如同學、同事、門生、故吏。製造老上
下級關係、師生關係以控制軍隊是軍閥的慣技。袁世凱與他的北洋將領既有師生
之誼，也是老上下級。沒有袁的提拔，就沒有他們的發跡；沒有門生故吏的支持
，也沒有袁的顯赫。段祺瑞控制北洋武備學堂（後為保定軍官學校，為中國著名
軍校之一），培養了一大批門生，如蘄雲鵬、賈耀德、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
等北洋名將，後來都是皖系的骨幹。他又通過擔任陸軍總長、內閣總理職務，控
制全**隊，建立起普遍意義上的上下級關係。蔣介石通過同樣途徑，獲得了更
大的成功，黃浦軍校的畢業生，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中堅。上司通過提拔、晉陞、
給錢、給地盤等手段施恩於下級，下級也應該忠誠於他，以示報答。舊中國很多
軍官是同學，有保定集團、士官系、黃浦系等說法。
(4)私緣（人緣）意識（世交、友誼、結義拜盟）
奉系張作霖與張作相、張景來、吳俊升，魯軍張宗昌與部下主要軍官都是拜把
子兄弟。曹瑛愛在妓院鬼混，他的36師軍官半數以上都是由妓院雜役充任，人稱
“茶壺隊”。
2、一定的軍閥集團形成后，軍閥首腦們又採取了種種光怪陸離的方式加強對
集團內部的控制，形成了種種光怪陸離的集團維繫意識。
(1)忠孝觀念
集團維繫就是要使集團成員、廣大官兵忠於首腦，死心塌地的聽命、追隨長官
，因而忠孝觀念是各路軍閥集團維繫的重要法寶。袁世凱編練新軍時，指使各營
軍官，在各營供奉袁的長生牌位，向士兵宣傳袁宮保是咱們的衣食父母，應該祝
他老人家長命富貴。每天早晨下操集合時，軍官都要問:“咱們吃的誰的飯？”士
兵回答:“吃袁宮保的飯！”軍官再問:“咱們應該替誰出力？”士兵再答:“替袁
宮保出力！”問答后，才能解散開飯。袁就是這樣在北洋新軍中培養“只知有袁
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的奴才心理。正是憑着這支忠
於他個人的軍隊，在辛亥年間的風雲變幻之中，竊取了國家政權。
(2)綠林觀念
土匪出身的近代軍閥，其集團維繫意識仍然帶有他們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濃
重的遊民色彩，江湖義氣仍然是他們維繫部眾的主要道德依據。典型者莫過於奉
張集團。奉張極力弘揚以“仗義”為主要內容的結盟意識，要講義氣、講交情、
講良心、講分肥法則，打下了新的地盤，要一塊一塊地分出去。郭松齡反奉后，
《盛京時報》上有過一副對聯，上聯:“論權、論勢、論名、論利，老張家那點負
你”；下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爾夫妻佔得完全”，道出了奉張“良心
”道德的真締。在綠林好漢看來，有恩必報，才是江湖正派人，有負恩行為，就
在江湖上壞了名聲。
(3)宗教觀念
宗教具有精神感化、凝聚人群的功能。一些軍閥機緣湊巧，不期而然地選擇了
宗教這種形式作為他們集團維繫的外殼。
馮玉祥的“基督軍”。馮人稱基督將軍，認為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就是愛國與愛
民，要敢於吃苦、樂於吃苦，要勇敢、樂於再生，要忠誠老實，實質上就是一種
農民式的道德。為了貫徹道德教育，馮組織了成千上萬士兵參加的洗禮，每禮拜
日延請中外牧師講經佈道，後來乾脆組織了“西北基督教協進會”，開設“傳道
學校”。
唐生智的“僧軍”。唐結識了佛教密宗居士顧伯敘（法名凈緣），遂成知己，
力圖用佛教對部隊進行約束和精神教育。他傳令部下官兵一體受戒，身披袈紗，
合十頂禮，五體投地，由顧和尚摩頂傳戒，一律成為佛教徒。唐對於佛教，有“
三身真義”說，即“清靜為法身，慈悲為報身，忠義為應身”，佛門弟子要恪守
清靜，斷除七情六慾，慈悲為懷，但最終都要體現為忠義二字，要成為集團成員
的立世之本。
另有劉湘與“孔孟道”，孫殿英與“廟會道”，用秘密宗教的巫術詭道來安定
軍心。孫行軍打仗，總帶着一柄寶劍和拂塵，說是神託夢所賜，具有法力，平時
用黃緞子包裹，由兩個親信背負，有事就拿出來焚香拜視一番，揮舞幾下，以指
揮士兵衝殺。
三、軍閥混戰線索
1、第三次南北戰爭
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后，馮國璋代理大總統職務，段祺瑞任總理。一個一心一
意想做個有職有權的總統，一個想繼續以責任內閣制行**之實。於是，馮、段
二人，為各自的利益展開了新的府院之爭，並導致了北洋軍閥集團分裂的明朗化
，
段推行武力統一政策，進攻西南，發動第三次南北戰爭（二次革命、護國戰爭
）。馮則力圖控制長江流域，同西南軍閥拉好關係，換取他們對他以後當正式總
統的支持，高唱“和平統一”。段興風作浪，鼓動政潮，直至組織臭名昭著的“
安福國會”，以“法理”名義，名正言順地趕馮下台。1918年10月報0日，徐世昌
當選為總統。馮從此從政治頂峰上跌落下來，徹底失勢。
2、直皖戰爭: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病死，曹錕繼之成為直系的首腦，開
始了直皖新一輪爭鬥。1920年7月14－19日，直皖戰爭，以皖系失敗告終。
3、第一次直奉戰爭: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權，為互爭權益終至爆發戰爭。
1922年4月29－5月4日，奉系失敗。
4、第二次直奉戰爭:1924年9月15－11月3日。馮玉祥倒戈反直，發動北京政變
，終於以直軍主力全部覆沒和吳佩孚狼狽遁逃而告結束。
5、孫、吳、馮反奉活動。奉軍勝利后，從段那裏要來了蘇、皖兩塊肥肉，
1925年10月15日，孫傳芳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舉兵討奉
，迫使奉軍撤離長江流域。10月21日，吳佩孚任14省聯軍總司令，宣佈反奉。12
月5日，馮玉祥的國民軍也開始反奉的作戰活動。
6、1926年北伐戰爭之後，吳佩孚一敗塗地，落荒而逃。孫傳芳遁入空門，當
了道士。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軍；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易幟，存在於中國近
代史上33年的北洋軍閥集團壽終正寢。
一般而言，軍閥間的混戰，總是冷戰的時間長，熱戰的時間短。開戰之前，免不
了先有一場互相醜詆的“通電戰”。當均勢受到破壞時，他們並不立即訴諸武力
，常常願意談判，和平解決，只有當談判破裂時，才發生戰爭。段祺瑞推行的南
北統一戰爭，如同兒戲，北軍一進攻，南軍就開溜，根本沒有抵擋和反擊。但是
，南軍一組織反擊，只有1萬多人，北軍有近3萬人，而且正是乘勝前進，聽到槍
聲一響，就象潮水一樣退了下來，比進攻時跑得還快。直皖冷戰了兩三年，而直
皖戰爭卻只進行了三、四天就結束了。第一次直奉戰爭，雙方對峙了一年多，打
起來也不過5、6天而已。
四、軍閥政治思想
1、醉心權謀術變，以民主之名，行**之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如責任內
閣制、國會、選舉等，成為軍閥手中蠱惑人心或推行**的工具，在實踐中嚴重
扭曲、變形，他們迷信的是武力和**，武力是**的基礎。
（1）中央政治體制的演變
《臨時約法》規定中央政權采責任內閣制。袁大總統制，后復辟帝制，實為個人
**。從1912年3月唐紹儀第一次組閣，經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徐世昌，內
閣總理走馬燈似的換人，史稱“內閣紛爭”，根本原因是內閣妨礙了他的個人專
制、獨裁。
袁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責任內閣制，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黎毫無實
權，只是北洋派手中的政治工具、政治俘虜、蓋印機器、“泥菩薩”。段以責任
內閣制行個人軍事獨裁之實，引起府院之爭，惹來張勳復辟。1917年馮國璋代理
總統后，不甘心做一個傀儡總詠，段通過控制參戰督辦處、邊防事務處，牢牢掌
握實權。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利用直皖、直奉矛盾，保住了總統位子
，內閣成為各派紛爭的焦點。
1923年直系曹錕賄選總統（1923.10－1924.11），名義上是責任內閣制，實際上
是大總統專權。第二次直奉戰爭后，馮玉祥、張作霖抬出段祺瑞做臨時執政，事
實上是以總統而兼總理，但此時段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以前他有“北洋之虎”
之稱，現在再也難以施展虎威。其個性素稱剛強，人們曾經替他起了一個“段厲
公”的綽號，現在卻被改為“段哀公”了。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組織了安**政府，自任安**大元帥，實現了
“入主中原”的迷夢。1928年6月15日，北伐軍佔領了京津，統一告成。
（2）國會、議員更是形同虛設，如同兒戲，議員如同“豬仔”，國人皆知。
段在袁當政時期，一度代里閣揆，出盡風頭，虎威大揚。一次，他帶去一隊武
裝衛兵，有幾個議員心平氣和地說:“我們現在不是討論借款應不應當成立，而是
請政府注意，依照手續，借款合同是要國會批准的。”段很甘脆的把手一揮:“木
已成舟，勿庸再議”，揚長而去。
（3）“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
“武力統一”開始於袁時代。皖系段在他之後控制了北京政權，繼續推行“武
力統一”政策。吳繼承段的政策，積極準備把曹錕推上總統寶座，武力統一中國
。1923年3月，吳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的主張。在直系軍
閥推行“武力統一”、軍閥間戰亂頻繁的情況下，一些地方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
地盤，提出“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們的主張波及十幾個省，形成
了一股潮流。首倡者為湖南省。
湖南自1917年以來，因軍閥混戰，受災最大，特別是皖系軍閥張敬堯的統治引
起湘省人民強烈不滿。1920年5月，吳佩孚為準備直皖戰爭，率兵北上，湖南人民
群起驅張，湖南軍閥譚延?、趙恆惕便乘機控制湖南，並利用群眾要求退出南北
戰爭，實現“湘事湘人自決”的願望，首先打出了“自治”的旗子。11月23日，
趙恆惕取代譚延?，任湘軍總司令並代理湖南督軍職務，25日，正式宣佈湖南省
自治。1922年1月1日，公佈了“湖南省憲法”。
湖南自治后，趙於己於人920年12月25日，又發出“聯省自治”通電，並派人到
四川等地聯絡，以期互相呼應，先後得到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浙江
、江西、奉天等14省軍閥的響應。從1920年冬起，許多學者、地方團體也發出要
求自治的通電，反映了一些民主要求。但“聯省自治”、“省自治”，雖然呼聲
高，規模大，並沒有真正民主的內容。它制定的憲法，雖然各式各樣，冠冕堂皇
，實質是一紙空文。實力強問鼎中央政權，就推行“武力統一”；實力弱，就鼓
吹“自治”，以圖自保。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聯邦制度在實踐中被扭曲、變形
。誠如蔡和森所說；“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武力統一，或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
府（如曹、吳），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治或籌備制省憲，舉
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佈武力統一，退守時宣佈聯省自治（如
奉張）……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
和趨勢。”（《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嚮導》第2期
，1922年9月；見《蔡和森文集》，人民1980年，P104）
2.抓住時機，順勢取巧，撈取政治資本。
1918年段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前線罷戰，倡導和平，痛斥安福國會，他
還高唱；“文官不貪污賣國，武官不爭地盤”，聲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軍、
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四不主義”）。五四運動爆發后，吳
一方面反對在和約上簽字，一方面支持學生運動，電文一次比一次慷慨，一次比
一次激烈。“報端幾無日不有吳通電，且語語愛國，字字為民，吳氏之大名，遂
無人不知”。1920年5月31日，吳到達武漢，一些青年學生手捧鮮花歡迎，呼之為
“革命將軍”。吳更提出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因張作霖、曹錕反對而作
罷。吳在政治上放了一個空炮后，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條件尚未
成熟，不可能與張作霖抗衡。（張根本看不起他，說吳不過一小小師長，自己手
下師長几十個）吳決心回到洛陽振軍經武，一心一意地擴充實力，憑藉著強大的
軍隊，開始以“以力服人”的姿態，活躍於北方政治舞台。工運興起后，吳極力
粉飾門面，大唱“保護勞工”的高調。“二七”慘案，徹底撕下了吳“愛**人
”、“革命軍人”、“進步軍人”、“保護勞工”的偽裝。
3.醉心方術，為權位神授製造根據。
中國文化中相當部分具有非理性的特徵，它不可能用西方意義上的科學來解釋，
但也不宜用“迷信”一言以蔽之，說不清是科學還是迷信。傳統的神秘文化，如
算命、看相、卜卦、看風水、扶乩、解夢、占星、宗教，等等，在中國人日常生
活意識中，具有廣泛影響，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不可忽略的極為重要的一面。妄
托天命，製造君權神授的神話是中國每個統治者利用的傳統工具。
比如:袁世凱自稱金龍轉世。“婢女獻茶”的故事:一天，袁世凱在房中休息，丫
鬟端茶進來，眼睛一花，瞥見床上躺着一個大癩蛤蟆。丫鬟大吃一驚，摔碎了茶
杯。袁大怒，厲聲責問。丫鬟吞吞吐吐地說:“我端茶進來，看見床上躺着的不是
大總統”，袁追問是什麼，“是……是一條五爪大金龍”。袁心中大喜。丫鬟證
明他是真龍轉世，他相信自己真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祖世代都沒能活過59歲
，所以急於要在死去之前過過皇帝癮（袁1859年生，57歲死）。
吳佩孚自稱是戚繼光轉世。因為他與戚同縣（山東蓬萊），他父親就用戚的字
“佩玉”，為他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曾經因生活困難，做過算命先生。他時常
在部下彙報軍務的時候，闊談佛理，講說周易，甚至算卦問卜，在不着邊際的胡
說八道中，突然作出決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細，一方面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其他:段祺瑞自稱菩薩轉世，有普渡眾生的力量。失勢后，他一心向佛。曹錕自
稱是金龍四大天王轉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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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賣國家主權
（一天,馮國璋責怪段祺瑞大借外債，勸他慎重。段稱: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
一時，這些外債誰打算還他呀，只要咱們國家強大起來，到時候一瞪眼，全拉倒
了。（見王毓超:《北洋人士話滄桑》，中國文史，1993,頁45））
五、社會經濟
1、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初步確立
辛亥革命后，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
，頒佈了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根本方針，標誌着資產階級上台。從此，揭開了近代
中國以國家政權為槓桿，直接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袁世凱竊國后，經
濟上並不排斥資本主義的發展，袁和袁身後的北洋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振興實業的
條例法規，並非如有的論者所說，只是一些“廢紙具文”，是“聊表姿態”，是
“權作招牌工具”，實際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具體落實和貫徹。據統計，1912－
1916年間，北京政府頒佈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多達86項，內容涉及工商、
礦業、農林、漁業等有關實業的各個方面。
（1）頒佈一系列有利於扶持、保護工礦業發展的條例和法令，提倡和保護民間興
辦企業。1912年3月，在陳其美主持下，農商部頒佈了《暫行工廠通則》，第一次
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開設工廠的條件、工廠的安全衛生設備、工人的最低年齡、
工作時間等要求，並提出禁止童工夜間工作和照顧女工工作條件等，可說是我國
第一部工廠法的雛形。12月5日，工商部頒佈《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實行專利
制度，廢除晚清的設廠專利壟斷權，使中小資本獲得自由設廠的條件。1914年1月
13日，制定《公司保息條例》，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開設公司，因財政困難而未實
行。政府還制定一系列法規、條例指導、保護公司的創設，1914年1－8月，農商部
先後頒佈了《公司條例》、《商人通例》及《施行細則》，《公司註冊規則》、
《商業註冊規則》及《施行細則》，掃除了來自官府和地方習俗勢力的諸多障礙
。1914年3月頒佈《礦業條例》及《施行細則》；5月，頒佈《礦業註冊條例》及
《施行細則》，獎勵採礦事業，多方照顧了開礦者的利益。
(2)鼓勵墾荒，獎勵棉、糖、羊毛等農副業生產。1914年3月，農商部頒佈《
國有荒地承墾條例》，4月發佈《植棉製糖牧羊獎勵條例》。
(3)提倡國貨，開辦國貨展覽會，參加外國博覽會，推廣國貨銷路。
(4)開放門戶，利用外資；鼓勵華僑回國投資；
2、發展狀況
(1)官辦企業的局部發展
官辦企業，指的是政府投資興辦的企業，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興辦的官辦、官
督商辦、官商合辦等企業。我們首先要釐清一些概念，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官
僚資本與官僚私人資本、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等這些概念
的聯繫與區別。
一般情況下，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區別是明顯的，即在於投資者、經營者的不
同。目前有爭議的就是“官僚資本”這個概念，其原義是指國民黨大官僚利用權
勢積聚和運用的大量資本，但從經濟意義上理解，對其具體內涵有十分不同的理
解。
A.**1947年2月25日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蔣宋孔陳四大家
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的巨大財
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
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
”**給官僚資本所下的定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國民黨各級政府所擁有
的資產，但並不排除某些大官僚的私人資本。但是，由於國家資本的對立概念就
是私人資本或民間資本，故而不能將官僚私人資本包括在官僚資本範圍。
B.早期的傳統理解，王亞南、許滌新為代表。認為官僚資本基本形態是官僚
私有的資本和被官僚支配的國家資本兩種，但同時又認為，只有官僚私人的資本
才是“固有意義上的官僚資本”。
C.官僚資本是官僚為了個人利益而利用職權積聚的私人資本，則國家壟斷資
本不應包括在內。
D.有的學者認為，官僚資本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使用這
種術語研究政治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它研究經濟問題則容易導致概念上的混
亂。就經濟研究而言，還是使用“國家資本主義”為妥。儘管“官僚資本”這個
通俗名稱已為群眾接受，既然已經覺察到了它的缺點，就應該使用科學的經濟概
念。（陳自芳《論中國近代官僚私人資本》，《浙江學刊》，956:《中現史》，
96.1）
另外，我們通常把民間私人資本稱為民族資本主義，將中國近代的國家資本稱
為官僚資本。事實上，民族資本一般是與外國資本相對，中國國家資本當然也是
民族資本。故而，我們有必要對上面這些概念重新梳理，只講民族資本與外國資
本，民族資本包括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私人資本包括一般私人資本與官僚私人
資本。官僚私人資本當然屬於私人資本主義的範疇，但由於官僚們尤其是一些特
殊的權貴，與國家政權具有千絲萬屢的聯繫，所以與一般私人資本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在中國研究經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問題，也就是經濟活動中超經濟
因素的作用，利用政治特權攫取經濟利益，用經濟基礎鞏固政治權位，向來如此
。
北洋政府時期官辦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相對下降，與前清和後來的南京國
民政府時期相比，是一個中落階段，但不能說已完全停滯。其官辦民用工礦業、
航運業等成績甚微，並向商辦化趨勢轉移，但官辦的軍事工業、金融業、鐵路公
路建設及電訊事業等，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1920年較之1911年，官辦企業資本
總值增長72%，年平均增長率僅3.81%，與同期私人資本年平均增長率10.54%相比
，相差很遠；與前清1894－1911年官辦企業資本14.5%的增長率相比，亦大大落後
。
北洋政府時期，許多軍閥、官僚也大量投資於近代工商業和銀行業，向民族資
產階級轉化。他們一方面為企業的厚利所誘惑，另一方面希望在動蕩年代利用經
濟實力鞏固政治軍事地位，有的尋求退身之策。所以，他們的投資活動十分普遍
，金額也相當可觀。其中周學熙、王占元、倪嗣沖、梁士詒等，最為突出。他們
的資本是靠貪污、掠奪積累起來的，但他們企業的組織、經營都是以私人資本形
式出現的，軍閥、官僚作為股東，一般不是以國家政權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私人
身份出現。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獲得了一般投資者享受不到的扶植、保護和
特權。
(2)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統治，建立了共和國。民國政府解除了開辦企業的若
干限制，廢除了封建性的設廠專利壟斷，大大激發了資產階級投資建廠、振興實
業的熱情，出現了民初的“產業革命”熱潮。新的私人資本企業如雨後春筍地涌
現出來。據農商部統計，辛亥革命前後歷年設廠數:1910年，986家；1911年，787
家；1912年，1504家；1913年，1373家；1914年，1123家。
1914－1921年，即一戰及戰後幾年，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作用，近代私人資本又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被稱為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1922－1927年的6年間
，不如以前發展迅速是顯而易見的，但也保持着繼續發展的水平，並非如傳統所
說，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在一戰期間得到了較大發展，但是，戰爭結束后，帝
國主義勢力捲土重來，發展即告停止，中國工業衰退，民族資本主義即陷於破產
半破產的境地。
這一時期，輕工業發展很快，棉紡織業、麵粉業、捲煙業、絲織業及榨油業、
繅絲業、造紙業，普遍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重工業的某些部門如採煤、鋼鐵
、銻鎢、水泥等均有所發展，但總體來說，中國輕、重工業發展是不平衡的，工
業內部結構也不平衡，工業的地區配置同樣不平衡，仍然集中於沿海和通商口岸
，商業投機性很濃厚。
這一時期，一些新興工業和基礎工業也得到了一些發展，如化學、郵政電信、
機械電力、交通運輸等。中國化學工業真正起步開始於這一時期，愛國實業家吳
蘊初、范旭東分別在南方、北方建立了規模較大的化工企業，有“南吳北范”之
稱。民國三年(1914)，范旭東在天津創立久大精鹽公司，六年(1917)，又設立永
利制鹼公司，聘請化學專家侯德榜為總工程師。永利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製造純
鹼的化工企業，侯發明的制鹼工藝也被稱為“侯氏制鹼法”。吳蘊初於1921年在
上海設立天廚味精廠，與日貨“味之素”展開激烈競爭。五卅運動中，打出“完
全國貨”旗幟，極力推銷；而日本味精則賣不出去，不得不低價賣與天廚廠，暗
中改裝成國貨銷售。天廚廠不僅將“味之素”完全擠出了中國市場，也擠出了南
洋市場。
銀行業的興起及其金融財團的形成是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重要組
成部分。中華民國初年，華資銀行的數量即有明顯增加，1913年底有42家，較辛
亥革命前的16家增加1.5倍。到1920年，華資銀行多達103家，其實收總額也從
1913年底的2890.6萬元增加到8808.4萬元。華資銀行分為官辦（或官商合辦）和
商辦（私營）銀行兩大類。兩者的相互比重呈現這樣的趨勢:官辦銀行和官商合辦
銀行的發展慢於商辦銀行，前者在華資銀行的比重不斷下降，後者在華資銀行中
的比重不斷上升。在1912年底，商辦銀行的家數占華資銀行總數的35.1%，實收資
本佔27.5%；1915年底，這兩個比例分別上升為52.8%和27.7%；到了1920年底，進
一步增加到78.7%和51.37%，顯示了民族金融資本實力的顯著增強。
隨着近代工商業和銀行業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跨行業的資本集團，即所謂的三
大財團: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華北資本集團；以廣州、香港為中心的華南資本集
團: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資本集團。如果加上以四川聚元城銀行為中心的華西資本
集團，號稱四大資本集團。
這一時期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a.國家政權初步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政策，
扶植、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b.一戰及戰後初期商品傾銷減少，國際市
場需求量增大，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c.
工農運動對帝國主義勢力的抵制，提高關稅，提倡國貨，有利於國內市場的擴大
；d.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相關工業部門的興起和生產技術的提高。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得到發展，但仍然是弱小的。民國九年（1920年），工
農業生產總值219.03億元，近代工業10.66億元，只佔4.87%；如果計入工場手工
業12.95億元，以近代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反映資本主義發展水平，也只佔工農業生
產總值的10.8%。中國近代工業還存在規模小、技術差、設備落後、資金不足種種
弱點。
(3)農村經濟
⒈封建生產關係的繼續保持。
中國近現代經濟分割為城市和農村兩大塊，呈現出二元性特徵。城市工商業帶
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但在廣大農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依舊保持，自給自足的
自然經濟仍然占居主導地位。無論是政府的經濟政策，還是城鄉經濟結構、社會
結構、社會意識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二元性特徵。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實行高額
地租，地租收入優厚，而且穩定可靠，不擔風險；農民只要能夠保證維持一種簡
單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即可得到滿足。所以，資金擁有者都熱中於土地投資
，不但軍閥、官僚、商人、高利貸者紛紛購買土地，甚至已經投資興辦近代工業
的資本家，也未能忘情於土地。在農村有土地，在城市有工商業，地主而兼資本
家。
⒉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的滋長。
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出與原料掠奪，一方面打擊了農村副業，如棉紡織業等，另
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廣大農民生活逐漸依賴於市場
，出賣一部分產品以購買一部分生活資料，這樣就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與農村
商品經濟的發展。據統計，一戰結束后，就中國南部和中東部來說，13處平均農
村家庭的生活資料中，約有1/3以上是購買的；17處平均農產品，有一半以上是出
賣的。華北地區低於這個數字，華中、華東則偏高（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
料選輯》，P328）在每年的出口貨物中，包括農林漁牧在內的農產品出口總值，
在全部出口貨物中的比重不斷增加，1893年為15.6%,1910年為39.1%,1930年為
45.1%.（同上，P72）
農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於經濟作物的發展和糧食的商品化。20世紀
以來，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有擴大趨勢，而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則相對縮小。中
國早期發展的經濟作物有茶葉、甘蔗、藍靛等，又有一些經濟作物如蠶桑、棉花
、煙草、大豆、花生、桐油等大量發展。這些經濟作物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與世界
資本主義的需要和國際市場的供求關係聯繫在一起，落後封閉的中國農村被捲入
了資本主義的洪流之中。（傳統即認為，這就是中國農業經濟殖民地性的一種表
現）
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推動了農村社會經濟的嬗變，農業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興
起，主要表現為:a.富農經濟。民國初年，地主經濟分化和衰落，出現了富農。富
農經濟出現於20世紀初，20年代得到發展。一些新式富農自己擁有一定數量的土
地，很少出租，而是靠自己的勞力和僱工耕種，類似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租地
農場主。但在中國數量不多，而且大多轉變為租佃地主，向農業資本家轉變的很
少。b.經營地主。一些地主僱工種植商品作物，成為經營地主，產品部分地作為
商品而生產，故有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化的性質。c.農場和墾殖公司。1914年，農
商部頒佈了《國有荒地承墾條例》，鼓勵私人出資出力開墾荒地，在東北、廣西
等地出現了一些以開荒為主的墾殖公司，在河北、山東等地出現了一些以植棉為
主的墾牧公司，在南黃海灘涂上出現了一些鹽墾公司（張謇）。東北的墾殖公司
已具有更多的機械操作和資本主義經營性質，實為我國最早出現的資本主義性質
農業。但總的來講，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極不充分，對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
義農業經濟的程度，估計不宜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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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介紹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階級、階層、社會
組織的發展情況，以及當時中國的家庭、社會習俗的演變和思想意識、革命動態
等各方面的變革情況。）
第二講北洋政府時期的社會新取向
一、孫中山等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
二、現代教育的發展
三、新文化運動
（一）原因
五四運動是一場廣義上包括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運動。新文化
運動以知識界為主導和主體力量，以一校一刊為陣地，聚集大批近代新型知識分
子，使運動迅速風靡全國。為什麼能夠在短時期內聚集這樣一群文化人，形成如
此巨大的聲勢？這需要我們探討其中的社會歷史原因和新文化運動本身的源流。
1.近代中國人對改革目標的認識步步深入的結果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大的推進了中國的現代化，它實現了制度層面的
根本變革，在社會整合方
面，沖潰了幾千年來束縛社會成員相互關係的綱常規範，引發了社會秩序、風俗
習慣方面的大改觀。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徹底的。政壇、思想界烏煙瘴氣，給
人們帶來了空前的幻滅感。
郭沫若(1910年前):中國的不富不強就因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
中國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國家。這是支配着當時
青年腦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沫若文集》第6卷，P193，人民文學，1953年
）
陳天華:推翻清**以後，“中國人的能力不但可以恢復，而且可以在最短時日內
恢復；一旦恢復，即可享有西方民族現在享有的完全的權利。”“中國醒悟之後
，發奮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
上冊，三聯1960，P120、125）
“清朝一倒，萬事自好”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鴉片戰爭以後，外患日急，內患日深，為了救亡圖存，中國不得不開始了以西方
為樣板的革新運動，一步步走向深化。洋務運動追求船堅炮利，以器物層次改良
為目標；戊戌變法追求君主立憲，是以政制層次改良為目標；辛亥革命推翻清王
朝，是以政體層次為革命目標。這接連的幾個運動，都各有其主導的革新目標，
一個比一個深化，事後作歷史檢討，又感到其目標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新文
化運動產生，中國人才集中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不僅是國力的落後，更
是文化發展上的落差。新文化運動提出要在思想觀念上作徹底改造的目標，才觸
及到了中國革新的核心問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提出了中國要擺脫厄運、走向
現代化所必須面對的全盤問題，他們這一代所揭示的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無庸諱
言，到今天尚未達成。五四的任務，遠遠還沒有完成。中國近代的改革與發展經
歷了“器物―制度―心理”的三個層次，這也是文化結構由淺入深的三個層次，
也是現代化主題增容的三個階梯:科技進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當時人陳獨秀、梁啟超、黃遠庸對此都有大體相同的認識。
黃遠庸:自西方文化輸入以來，新舊之衝突，莫甚於今日。……蓋在昔日，僅有制
造或政法制度之爭者，而在今日已成思想上之爭。……蓋吾人須知，新舊異同，
其要點本不在槍炮工藝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猶滴滴之水，青青之葉，非其
本源所在，在其思想。（《遠生遺著》卷一，商務印書館1984年，P154－5）
陳獨秀:1916.2.《吾人最後之覺悟》: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
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
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
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
覺悟。
梁啟超:1922.《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
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
…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
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
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