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父親崇拜朱子
【聽父親講朱熹的故事】
爺爺有些不服氣，問我：“你給我講講什麼叫妙高峰頂不容商量？”
我不假思索地說：“先天之事擬議既錯。”
父親揮手道：“你少來這套，給我用心地去學聖賢之道去吧！”
爺爺跟我吐了一下舌頭。
剛來京師，初由爺爺和父親對我進行教誨，我有充足的時間去遊玩，有一天，我見父親若有所思，望着天空發獃，我靜靜地坐在旁邊看他。
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我，說：“伯安來了。”
我問：“父親，您在想什麼？”
父親笑笑說：“我在想我生平之偶像。”
我忍不住問：“您的偶像是誰啊？”
父親講的是朱老夫子，並向我講起了朱熹的生平。
朱熹，字元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
他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學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他是二程先生三傳弟子李侗的親傳弟子，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政有為，振舉書院之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曾為宋寧宗講學。
他一生著述弘豐，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周易讀本》等，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父親講到朱子，說了三點，一是羨慕，二是讚歎，三是欽佩。
父親說，羨慕朱子的。是他一生的主要時間都集中在靜修、著述和講學這三大人生高妙之事上，其中很重要是長達六年的寒泉著述時期，尤其是他在武夷山創建武夷精舍，此時的朱子已呈大乘氣象，除潛心著書立說之外，還廣收門徒聚眾講學。看到父親充滿羨慕的神情時，我除了對朱老夫子的聖人之道的傾慕外，還暗自對自己說，有機會一定要去武夷山靜修一下。
另外，朱子值得稱讚的是他在儒學的巨大貢獻上，表現在兩點：
一是《四書》是由他最終所定，並由此形成儒家浩如煙海的著作，在儒家無人能企及項背。
二是對書院的興隆工作。淳熙三年，朱子知南康軍監管門人勸農事，便修復了古老的白鹿洞書院，其所定的《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中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
后又主持天下第一書院嶽麓書院，並改建、擴建了嶽麓書院。除此之外，朱子文擂過招，響譽天下，這中間有個攛掇者，乃是一代大儒呂祖謙。
淳熙二年，呂祖謙來拜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一部儒學巨典《近思錄》便問世了，史稱“寒泉之會。”
隨後在呂祖謙的串聯下，朱子先後與一代儒學心學大師陸九淵、陸九齡兄弟至鵝湖書院，進行了長達十天的論辯，影響深遠，這是儒家理學與心學的大論戰，史稱“鵝湖之會”。
而更大的一次辯論是朱子與當時儒學中最大的流派“湖湘學派”的大論戰，此時儒學領袖不是朱子，而是四川的張栻，當時的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胡安國父子，可以說，那時的儒家學派中湖南一派是為最甚。
由於大家都屬理學派，朱子與湖湘學派的論戰還是比較友好的，還有朱子與陳亮的王霸之學爭辯也很經典。
朱子還讓父親欽佩的是政治仁愛之功：從紹興二十三年，朱熹至同安，便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市，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
紹興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朱子應詔上書，力陳反和主張，並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改的意見。
隆興元年，朱子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
乾道七年，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他在五夫創建“社倉”。
淳熙六年，朱子任知南康軍監管內勸農事，當年恰逢大旱，他到任后即着手新修水利，抗災救荒，並奏乞蠲（juān）免星子縣稅賦，使災民得以生活。
而讓父親尤為欽佩的是朱子的氣節和定力，淳熙八年，恰逢浙東大飢，因其在南康軍救荒有方，宰相王淮便舉薦朱子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為解決災民困難，朱子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這期間他發現了前台州知府唐仲友的不法事實，也了解到這個唐仲友與舉薦他的宰相王淮是姻親，並同時掌握了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他沒有半分猶豫，六次上狀奏劾，因此得罪王淮。
所以朱子在浙東僅任職九月便離任回家。但迫於壓力，王淮不得不免去了唐仲友江西提刑官一職。
可以說，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子表現出了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此外，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一歲的高齡時到漳州赴任，他在此時的作為，主要體現在正經界、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但由於正經界極大地損害了實權者的利益，而未能推行。
到紹熙五年，湖南瑤民蒲來矢暴動，震動朝野，朱子臨危受命，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他到后以其仁心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招降了蒲來矢，並向宋寧宗面懇，面求對瑤民“毋失大信”。
講到這裏，父親講了兩個字，一是直，二是仁。
他說孟子所講：“我善吾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遇事不要太考慮利害關係，應直道而行，這一點對我印象極深。
另外要仁愛，“仁者無敵”。我有些不理解，對敵人要仁愛嗎？父親堅定地說：“是的。”但我有些不以為然。
而最讓父親欽佩的是朱子於紹熙五年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他奉詔進講《大學》，反覆強調八綱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從而引起了宋寧宗和執政韓侂（tuō）冑（zhòu）的不滿。
因此，他在朝僅四十六日，就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