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有個小伙離奇死亡,死前辦了假火化證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對自己是沒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當事人往往會特別想不開。但實際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並沒有想像得那麼大。其實,熟人犯罪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行為。即使發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為對方是熟人而想不開——這和其他的犯罪並沒有什麼區別。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游泳。游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游到淺水區站住后,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麼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屍,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里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后,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繫過了。”接着他們試圖聯繫馬北一,卻根本聯繫不上。
馬北一失聯后,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後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麼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並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諮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麼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
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里的馬北一,備註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裏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症,家裏沒什麼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後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後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后,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后,馬北一“因為尿毒症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后,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游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后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只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諮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着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裏面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后,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麼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卧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几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註銷證明的存根。我趁着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后,周庸從車裏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註銷了。”
我說死亡證明沒用,網上花幾百塊錢就能辦,真的假的都能辦。而且派出所註銷戶口,也是根據死亡證明和火化證明來的,所以也不能作準。
周庸問我是不是覺得他沒死。
我說:“是,我不怎麼信,他家房子怎麼也得有個五六十平方米吧。燕市今年的房價歷史最高,雖說房子舊了點,但按這地段,也能賣個三四百萬元。馬北一大概欠了一百來萬元——守着三四百萬元的房子,能為這一百來萬就自殺?”
我決定從火化證上入手,查明馬北一是否假死。
一般來說,真的死亡證明好辦,但真的火化證一般辦不了,這證得真把人燒了才能給。而且,燕市的殯儀館都實行流水線制,由計算機系統控制過程,每個人一進殯儀館就會有個專屬條形碼——這個火化證明上的條形碼造不了假,真偽一驗就知。我偷拍下馬北一的火化證,也是為了那張能驗真假的條形碼。
我們看時間還早,在路邊找了家複印社,將馬北一的火化證明的截圖打印出來,然後開車上了高速直奔殯儀館。
下了車,周庸問我:“徐哥,咱就直接找工作人員去問?”
我說:“不用兩人都去問,你拿印着火化證明這張紙去找工作人員,讓人幫忙掃個碼驗真偽。我到處去轉轉,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
過了一會兒周庸給我發消息,說條形碼是真的,掃出了馬北一的火化信息。我回信說知道了,讓他過來找我。
周庸和我在殯儀館裏轉了幾圈,沒什麼發現,火化房也不讓進,線索斷在這兒了。我們倆決定上趟廁所,然後離開想想新的辦法。
我倆在殯儀館廁所的隔間裏小便,廁所里貼滿了小廣告,有賣花圈壽衣、有辦假證的。我忽然有個想法,趕緊提上褲子走出來,周庸正在洗手,我一拍他的肩膀。
周庸指着我的手:“徐哥,你尿完尿沒洗手。”
我說:“先別管這個,假設馬北一是假死的話,你說是誰幫他辦的火化證呢?1.網上找的人;2.本來就認識的熟人;3.這個殯儀館裏的人。”
周庸想了想:“我覺得不能是網上,網上辦假證的太多,他需要一個真證明。本來就認識的人也不太靠譜,有幾個人能認識干這個的啊?我覺得他是在這殯儀館找的人。”
周庸和我想到一塊兒了。
我讓周庸溜進殯儀館的女洗手間,挨個進隔間看一眼牆上的小廣告,我看男廁所的隔間。
周庸喊了幾句,確定女廁所里沒人,迅速衝進去挨個開門看。在女廁的一間隔間的一堆小廣告裏,他發現了一行用黑筆寫着的字——代辦火化,電話:13×××××××××。
周庸喊我:“徐哥,我找到了。”
我說:“你趕緊拍下來,我就不進去了。”
對着周庸拍下來的電話號,我掏出手機,用網絡電話App打了過去。響了幾聲那邊有人接:“你好。”
我說:“你好,我想諮詢一下火化代辦業務。”
他說:“好的,您家是有土葬的需求嗎?”
我說是。
他說:“我們明碼標價一萬兩千元,明着和您說,這裏面有四千元是我的中介費,另外八千元運屍工和火化工平分。把您的身份信息給我,保證每個環節都不出問題,您直接拿火化證。”
我問他屍體從哪兒來,他說好辦。
“麥穰、玉米秸、棉被、舊衣物、人體塑料模型都能裝成屍體,燒完都是灰,就直接裝骨灰盒裏了。”
我說:“你們這靠不靠譜啊?近期有成功案例嗎?別最後家裏老人入土了再被發現,讓人挖出來。”
他說:“你放心,兩周前剛做完一活兒。”
我借口和家人商量商量,掛了電話——馬北一火化證明上寫的火化日期,正是兩周前。
我和周庸出門上了車,周庸遞給我根煙:“看來馬北一這孫子真是在玩假死。”我點頭:“把他找出來就行了。”
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盯梢馬北一的母親。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開車過去,在小區樓下盯了他媽兩天。這兩天母親每天下午2點都會去農貿市場買菜買水果。每晚6:30都會準時下樓,和樓下的大爺大媽們一起跳廣場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馬北一母親的行動規律后,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偵探老孔,趁馬北一的母親下樓跳舞,溜上樓開了鎖,讓老孔在客廳和卧室里安了八個針孔攝像頭和兩個監聽設備,並調試了一遍。
廣場舞結束之前,我們迅速撤回了路邊的車裏,實時監控情況。
兩天過去,馬北一的母親並未和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聯繫,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電視、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終於出現了一點兒變化,一個女人敲門,送上了一個包裹。
周庸讓我猜是不是馬北一郵過來的。我說:“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師,安裝的針孔攝像,基本能保證在客廳和卧室沒什麼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從包裹里拿出了一沓又一沓的錢,沒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周庸問我人民幣能郵寄嗎?
我說不允許,人民幣屬於快遞違禁品,但一般郵了都沒事。因為很少有快遞公司在郵寄之前檢查。
我們正討論着錢是不是馬北一郵的,上面有沒有什麼暗號之類的信息時,馬北一的母親往包里放了幾沓錢,出門了。
我和周庸等着他的母親走出小區大門,開車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場,逛了一會兒,買了點菜后,在一個水果攤停了半天,買了許多水果,然後打車走了。
我讓周庸開車跟着她,自己跑到馬北一的母親剛才買水果的攤位,掏出兩張一百元:“大姐,能幫我換點零錢嗎?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說行,接過我的一百元紙幣對光照了照,然後拿出了剛剛馬北一母親交錢時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我拿着九張二十元和兩張十元,反覆仔細地觀看,上面並沒有暗號之類的。又看了一會兒,我終於發現了一點不對。所有二十元的錢號都一樣,兩張十元的錢號也一樣——這十一張錢都是假鈔!
這時周庸打來電話,說馬北一的母親到家了,問用不用來接我。
我說:“你來吧,正好這旁邊有家火鍋店,咱倆先吃口飯。”
周庸到了后,我們倆在店裏點了個辣鍋。我告訴他那一包裹錢應該都是假鈔時,周庸很驚訝,問我真的假的。
我說:“錯不了,錢的錢號都是一樣的,而且她專門挑沒有點鈔機的一家水果攤買東西,這樣就不會有人特意去看小面額錢幣的真假。”
我們都有個固有印象,就是假鈔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鈔,小面額的鈔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絕不會去看。其實這是不好的行為,因為現在市場上小額假鈔也逐漸多了起來。
周庸點點頭:“這也太難發現了,正常人誰能注意到錢號是一樣的。”
我說:“不僅是號一樣,這錢聽着也有點問題。”真鈔聲音是比較清脆的,假幣的紙張比較柔軟,用手彈的話它的聲音是發悶的,用真錢對比着一彈就能聽出來!
擺在我和周庸面前的有個疑問。這些假鈔是馬北一的母親自己買的,還是別人給她的?和馬北一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決定繼續盯梢,再有人給她送快件時,攔住快遞員,看能不能查到郵件是從哪兒寄出來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個女快遞員又出現了,還是給馬北一母親送了一個包裹,裏面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鈔,兩人說了幾句后,女快遞員就出了門。
我和周庸坐在車裏,看着她從小區走出來,剛想下車攔住她,卻發現她並不是騎着快遞員的運送車來的——她騎的是一輛私家摩托車。
周庸:“徐哥,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遞的。”
我點點頭:“咱們跟上去。”
開車跟着騎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區的地方,姑娘停下車加油。周庸奇怪:“中間那麼多加油站她怎麼不加,跑這兒來加?”
我讓他別想那麼多先下車,管她要電話,還囑咐周庸不管能不能要到,一定要讓她把電話掏出來。
周庸下車奔着摩托姑娘就去了,我也下了車,向他們身後繞過去。周庸拿出手機和姑娘說了幾句,姑娘搖搖頭。周庸又說幾句,姑娘掏出了自己的手機,按了幾下,然後揣進了右邊的褲兜里。
我從後面看到姑娘輸的密碼是3312,然後假裝沒看路撞上去,順手掏出摩托姑娘褲兜里的手機,在背後遞給周庸,跟姑娘道歉:“真不好意思,沒看見。”她沒說話,拿回加油卡,騎車走了。
我問周庸怎麼讓她把手機掏出來的。
周庸:“管她要電話她不給,我說那你記下我的電話吧,想給我打就打,不想打就算了——她就沒好意思再拒絕。我還問出了這妹子叫什麼,叫李欣然。”
摩托車因其便利性,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我點點頭,這不一定是真名,但也沒多說什麼,讓周庸趕緊開車跟上。
在車上我掏出李欣然的手機,按3312解鎖,翻看她各個社交軟件的儲存空間——微信沒怎麼用過,基本沒有緩存,微博也沒占什麼空間,關注的人只有幾個段子手。
但她QQ用得很多,佔用了1G多的存儲空間,其中有七百多兆來自一個特別活躍的群,叫“人民幣交流群”,我翻到這個群,有一百多條未讀信息。點進去一看,這姑娘還是個管理員。翻了一會兒,我發現這好像是個假鈔交流群。我用備用的賬號申請加入了該群,然後用李欣然的賬號進行了通過驗證。
我們跟着摩托到了郊區的一個小區,她騎了進去。這是個封閉小區,陌生的車不讓進,好在周庸有朋友家住在這兒。我們進去后,在院子裏繞了兩圈,在一棟白色獨棟別墅的門前,看見了那輛摩托車。
我下車將李欣然的手機扔在了她的摩托車旁邊,偽裝成不小心掉了的樣子,和周庸記下了這棟房子的位置,就回家了。
當天晚上,我一直在研究那個叫“人民幣交流群”的假鈔群。這不是個假鈔交流群,這是個假鈔出售群——群里只有一個賣家,就是群主,剩下的都是買家。雖然成員覆蓋了全國各地,但在群里交流時,每個人都使用“暗語”——我花了兩個小時才搞清楚這些暗語的意思。
面值一百元的假幣,暗語為“紅牛”或“紅貨”,面值五十元的叫“青蛙”,有二十元的“黃貨”,十元的“藍貨”。一百元的“紅貨”每張售價十五元,五十元的“青蛙”每張十元,二十元的“黃貨”三元,十元的“藍貨”只要一塊五。
我拉一個很活躍的老群員私聊了一下。這個人告訴我,現在小額假鈔遠比大額假鈔受歡迎,出售比例差不多能達到5∶1。
按照他的話說:“十元、二十元的,做得特別真,怎麼花都能整出去!”
我問他這群里假鈔銷量怎麼樣。
他說:“可牛了,群里每天都能賣出一百多萬面額的假鈔——群主一天得賺十幾萬!”
我想起了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的李欣然:“都是專門的人負責運輸嗎?”老鄉發了個哈哈大笑的表情:“哪兒能啊!那成本多高啊,都是特快包郵。”
調查馬北一,竟然查到了一個假鈔團伙,這意外挺讓人驚喜的——每天輸出上百萬的假鈔,如果能拿到一手資料,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但這並沒有解決我和周庸最大的一個困惑——李欣然給馬北一母親送的假鈔,是哪兒來的?我們決定從這姑娘入手。
她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而且是假鈔群的管理員,肯定知道些什麼。
10月27日上午,我和周庸又開車來到了這個小區,想要摸進她的別墅,看能不能找到什麼線索。
中午11點左右,李欣然騎着她的摩托車出了門后,我和周庸下了車。周庸:“徐哥,她家裏有人怎麼辦啊?”
我說:“咱先按門鈴,燕市下個月15號供暖,這段時間暖氣試水。咱就說是物業的,檢查暖氣是否漏水。”周庸點點頭,我們倆走到門口按了門鈴,半天沒人回應。
我和周庸在別墅四周轉了轉,確認屋內沒人,四周也沒攝像頭后,撬開了一樓衛生間的窗戶,溜了進去。
這棟別墅的裝修風格偏歐式,多用各種黑色、金色、棕色搭配。牆上的液晶電視很乾凈,一看就是經常有人擦拭。整棟建築分兩層,每層分別有兩個卧室,每個卧室都帶一個衛生間。
我讓周庸在一樓尋找證據,然後輕手輕腳上了二樓。樓上的兩個卧室都有人住,被子全都沒疊。我在兩間卧室廁所的洗臉池、木梳上找到幾根毛髮,裝進膠袋揣了起來——如果需要通過DNA驗證馬北一是否活着,這些東西就能做證據。
裝完頭髮后我仔細觀察四周,發現廁所的馬桶圈是掀起來的。如果只有女人住在這屋裏的話,一般是不會掀馬桶圈的——這屋裏可能有男人。
緊接着,我走到洗臉池旁,仔細看了看掛在牆上的牙刷,發現兩隻牙刷的刷毛都是潮的,在廁所的垃圾桶里發現了一個剛被丟棄的舊刮鬍刀刀片,還有一雙換下來的襪子。檢查完樓上,周庸正好檢查完樓下,告訴我樓下的卧室也都有人住的痕迹。
屋裏沒發現電腦之類的東西,我有點不甘心,讓周庸上樓再找一圈,我則在樓下再找一圈,以防漏掉什麼。周庸點點頭,往樓上走,在一樓跟二樓中間的樓梯拐彎處,周庸停下來:“徐哥。”
我看着他,周庸用手指着樓梯拐角,我走上樓梯仔細看——那兒有一扇門,因為顏色和牆紙太像所以我完全沒發現。一樓和二樓之間,有間沒窗的夾層間!我掏出隔牆聽貼在門上,戴上耳機——裏面有人的說話聲,還有機器嗡嗡的聲音,應該是印刷機的聲音!
我向周庸比了個手勢,讓他出去報警。有印刷機的聲音,造假鈔的機器可能就在這間屋子裏。
周庸小聲說:“萬一沒在裏面怎麼辦,那不是報假警嗎?”
我說:“沒事,最多拘留你幾天。”
周庸點點頭,下樓出別墅去打電話報警。
看着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機,想繼續聽聽裏面的人在說什麼時,門忽然開了。一個中年男人走出來,我們倆互相嚇了一跳。我轉身就往樓下跑,這人從身後一把抱住我,聲嘶力竭地喊:“有人進來了!快出來!”
我感覺多了幾隻胳膊在扯我,轉頭一看,又多出了三個壯年男子,他們一起抓住我,拽着我進了夾層的房間,關上了門。
我一看跑不了了,舉起雙手,主動把手機上交:“服了,咱有話好好說,別動手。”
說話的時候我四處打量了一下這個夾層間,面積不小,得有個四十平方米左右,牆上貼滿了吸音棉,完美地掩蓋住了印刷機的聲音。
吸音棉
屋裏是一個極其專業的假幣加工廠——幾台電腦、大型打印機、燙金機擺在四周,幾個女工正在流水線地印製假鈔。我看了看屋裏地面、牆角堆滿的成品,外觀上和真錢一模一樣,用肉眼幾乎無法辨別。
那個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來就踹了我一腳,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問我是誰。我說自己是追債的。
他又一腳踹在我遮擋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騙誰呢,追債追到這兒來了,你追誰的債啊?”我說馬北一。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都沒說話。中年男人想了想,對着那邊的牆角喊了一聲:“馬北一,這人你認識嗎?他說來管你要債的!”
牆角站起來一個很瘦的人。雖然是第一次見本人,雖然有點瘦脫相了,但周庸給我看過他的照片——這人是馬北一無疑。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兩眼,說從來沒見過我。
我說:“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給你十多萬元你不知道嗎?”
他點點頭,說周庸是他的同學,自己確實管周庸借錢了。
那個中年人上來抓着我的頭髮問我報沒報警,我把手機要回來解鎖給他看通話記錄,沒打過110。
他又問我怎麼找過來的。
我實話實說:“跟着一個給馬北一的母親送快遞的、騎着摩托的小姑娘找過來的。”
另一個人罵了一句,說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給大佬打個電話,順便問問這人怎麼處理,開門走了出去。中年人讓我去牆角蹲着,吩咐馬北一看着我。
我在牆角蹲好,馬北一走了過來,我和他搭話,沒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鈔泡進水裏的一個女工:“幹嗎呢那是?”
馬北一看了我一眼,說:“她在把假鈔做舊。那是醋水,泡個十幾分鐘后撈出來吹乾,就能被酸性腐蝕一點兒,看起來舊一些。”說著他又指指旁邊的另一個女工,說:“她用的方法比這個高明一些,我們自己配的輕度腐蝕劑,做出來的假鈔沒有醋酸味,這種每張多賣一元錢。”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這個女工先拿了一個白色瓶子在假幣上噴幾下,然後換成一個藍色的瓶子再噴幾下——本來還嶄新的紙幣竟然慢慢變了色,完全沒有了光澤,就像用了很久的錢。最後,用吹風機把假鈔吹乾。
我問馬北一有沒有可能放我走。馬北一讓我別想了。
我不停地和馬北一說話,問他問題。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觀察四周,看有沒有逃跑的機會——萬一他們在周庸帶警察來之前,就要幹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還挺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鈔的打印機,問他那和一般打印機有什麼區別。馬北一說:“這是凹版打印機,大幾十萬元一台,價格高,但印出來的錢有立體感,最像真的。”
我說:“那你騙同學的錢是不是都花在這上面了?”
馬北一情緒有點波動:“我根本就沒想騙周庸他們的錢!本來就是想拿這錢買設備印假鈔賣,快速把錢還上的!”
我本來在看着門口,那個發現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個人坐在那兒,門是從裏面反鎖的——基本沒有越過兩個人擰開門鎖逃跑的可能。
聽見馬北一的話,我有了點興趣。
問他說:“那你媽的事呢?你也不算騙嗎?你說你媽尿毒症,捐款手術,然後你媽又去世了,其實你媽還活着。”
馬北一罵了聲,說:“你說什麼呢?我媽確實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於在這種情況下騙我,但我還是有點不相信,說:“不可能,我昨天還見過你媽,就在你家見的。四五十歲,有點發福,短髮,戴個眼鏡,嘴角有點微微下垂,你敢說不是你媽?”
馬北一說:“不是。我都和你說了,我媽已經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說:“我親眼看見了,有個給你媽送假鈔的姑娘,從這棟別墅里出去了,騎個摩托。”
馬北一點頭:“你說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裏有點發寒,如果我跟蹤監視了多天,每天下樓跳廣場舞,對着我和周庸拿出馬北一死亡證明的人,不是馬北一的母親,那她是誰?
馬北一看起來很冷靜,對有人冒充他母親沒有一點兒驚訝。
我說:“你一定知道她是誰。”
馬北一沒回答我的問題,問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點。彭大祥是汕頭的一個畫工,今年七十多歲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他的畫有多好,而是因為他號稱是中國假鈔界的“教父”。他於2014年被廣東警方逮捕,正在監獄裏服無期徒刑,當時“焦點訪談”特意出了期專題來報道他。這個老頭有多厲害呢?他曾經手繪過十三套母版人民幣,中國96.7%的假幣都是使用彭大祥製作的母版人民幣拓印出來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幣案主犯
馬北一說:“你還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說:“我對這方面的東西比較感興趣,所以才幹這種幫人追債的活兒。”
馬北一接着往下說:“彭大祥製作的十三版人民幣母幣,都是百元面值的。但其實被捕之前,他還做了兩套母版人民幣,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鈔群里賣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問他這兩套母版人民幣是不是在他們手裏。
馬北一說:“是,那個你覺得是我媽的女人,也姓彭。”
我問馬北一那個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輩,馬北一說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點親戚關係。”
我問他和這個女人認識,是通過女友介紹的嗎?馬北一說是。
母親去世后,他四處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頭時,在火車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着去了,結果發現是個假鈔團伙。馬北一很快學會了如何做假鈔和在網上***,並在團伙里交了一個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閑聊時,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況以及母親去世的事。李欣然把這些告訴了自己的長輩——同時也是團伙的頭領,彭姓婦女。
彭姓婦女在汕頭一直是警方的監視對象,聽說了馬北一的家庭情況,把他找來商量——可不可以不註銷馬北一母親的戶口,讓她使用馬北一母親的身份,躲一躲。因為是女友長輩的請求,馬北一答應了下來。
彭姓婦女告訴馬北一,自己手裏有彭大祥兩套假鈔的母版,問馬北一想不想合作。馬北一從小就敢想敢幹,一想還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賺錢。他假稱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學朋友借錢,加上自己的一點兒積蓄,湊齊了一百多萬元的開工本錢,買了凹版印刷機以及印製假鈔需要的其他工具。
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在地廣人稀的郊區租了房子,在印鈔的房間裏都貼滿了隔音棉。
馬北一想的是,快速賺錢后,馬上先把向同學朋友借的錢還上,就什麼事都沒有了。但他的想法沒能實現,彭姓婦女很快從別的地方找來了自己的團隊,逐漸把他排擠在外。
後來出了騙同學份子錢的事,他找到彭姓婦女,希望用***賺的錢,把借的錢還上——結果他乾脆就被軟禁了,並偽造了已死的假象。
馬北一的故事很完整,但他在撒謊。如果他真的想迅速賺錢還給同學,就不會騙份子錢使得自己暴露。我沒拆穿他,但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跟我說了這麼多。
馬北一笑笑:“你不是周庸的表哥,你是徐浪吧?”我說:“你怎麼知道?”
馬北一說:“周庸在朋友圈發過你的照片,雖然就一個側臉,但你頭型挺特別的,我一下就認出來了。我知道你和周庸總是一起行動,你們可能已經報警了吧?我這要出去,肯定得判個三到十年,替我跟周庸說一聲,我不是借錢不還的人。”
我不信他的這套胡扯,也不知道他和我說這些有什麼目的。我看了看錶,距離周庸出去報警,已經過去四十幾分鐘了。雖然沒找到逃跑的機會,可我拖時間的目的達到了。
又和馬北一扯了幾句,隔間響起了敲門聲,中年男人起身去開門:“怎麼才打完電話呢?”
他擰開門,門外衝進來幾個壯漢,第一個人拿着證件給屋裏的人看:“都別動,警察!”馬北一被警察帶出去的時候,周庸站在門口,倆人互看一眼沒說話。
我和周庸錄完筆錄出來時,天已經晚了。我們倆像每次錄完筆錄一樣,站在警局門口抽煙。
周庸點着煙:“徐哥,你說那彭姓婦女抓住了嗎?”
我說:“應該抓住了,警察一進屋我就向他們舉報這個情況了。剛才咱倆出來的時候我聽見有人說李欣然也被捕了。”
周庸深吸口煙:“那李欣然隔兩天送點假鈔過去,到底是為什麼?”
我說:“應該是送去給老大驗驗成色,她一個中年婦女去市場買菜,即使被發現是假鈔也可以說不是自己的,沒人會懷疑。要是都花出去了,就證明沒問題。”
周庸點點頭,沒說話,他可能心情不太好——因為馬北一的事。我提議去喝酒,周庸說行。我們倆去了酒吧,一直喝到了天快亮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還沒睡醒,周庸瘋狂敲門。我忍住怒氣打開門問他什麼事,周庸拿着手機給我看——被騙的份子錢要回來了。我立刻清醒了許多,問他怎麼回事。
周庸告訴我,警方昨晚連夜審訊的過程中發現,馬北一說他為了湊啟動資金,把聯通尾號8888的手機號賣了,在網上賣給了一個收手機號的,賣了七萬元錢。
警察一打電話,那個收手機號的人就招了——因為馬北一的微信沒解綁,二道販子用手機號上了馬北一的賬號,看他有同學要結婚,就在同學群里撈了一筆。這種事確實時有發生,換手機號不把相關賬戶都解綁太危險。這麼看來,馬北一昨天和我說的都是實話——他可能真的沒想騙同學錢,只是後來身不由己。
我把馬北一和我說的都告訴了周庸后,他好受了點兒:“徐哥,要是我們不追究份子錢的事,北一是不是就不用進去了?”
這時我忽然想起一事,馬北一昨天特別肯定地和我說,自己會因為印假鈔被判三到十年——這是造假鈔最輕的量刑。馬北一隻參與了前期,不算主犯,很有可能判得比較輕。但如果他被認定詐騙的話,一百萬元以上的金額,起碼得判十年以上。
他昨天和我說那些話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在我去警局錄筆錄的內容時,能幫他從詐騙罪里摘出來——他沒想騙人,只是正常的借貸行為。
這種可能性很大,但為了讓周庸開心點兒,我說:“你不能這麼想,犯了錯就該接受相應的懲罰,和其他任何事都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