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雞蛋十兩銀

徐珂《清稗類鈔》載乾隆某次召見大學士汪由敦后問他：

“卿天沒亮就來上早朝，在家吃過早點了嗎？”

汪由敦答曰：“臣家貧，晨餐不過四枚雞蛋而已。”

乾隆愕然曰：“雞蛋是十兩銀子一枚，四枚就是四十兩銀子，朕尚且不敢這麼縱次，卿怎麼還說家貧呢？”

汪由敦不敢再說，託詞曰：“外面賣的雞蛋都是殘破品，比不得上供到宮中這些雞蛋。臣所以能夠賤價得之，每枚不過數文錢罷了。”

李伯元《南亭筆記》裏也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光緒皇帝每日吃四枚雞蛋，御膳房奏上的價格為三十四兩。一日，光緒問翁同龢：

“此種貴物師傅是否吃過？”

翁同龢圓滑的回答說：“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則不敢也。”

顯然，這都是御膳房虛報了雞蛋的價格謀取私利，但奇怪的是在一百多年中欺騙了幾代君主，而諸多大臣竟無一揭穿？皇帝從小在宮中生長，不知雞蛋市價幾何，也不是不可理解，但是由宮外嫁進宮去的皇后嬪妃們，也不知道這雞蛋價值幾何嗎？慈禧太后早年生活清苦，對此又焉能不知？乍一看，很難理解，不妨先來看下面一段文字，摘自太監信修明遺著《老太監的回憶》：

皇家制度，自來寬打窄用，決不能打細算盤。設如一葫蘆摳一子，人多怨望，則旨意不能出禁門。……修明曾充壽膳房之末役，知之甚詳。膳房及各大小他坦（意為坐落），一切用物皆內務府官坊十處備辦。類如三倉六庫各司官等，皆是由小差使一等一等冷桌子熱板凳熬起來者，得到一個管庫當家，在內務府就了不得。由內務庫大臣向下說，大官使小官，一層層須打出開支之敷余，不如此不能安各人之職。到了官坊十處，再向內廷分交，一個節段打點不好，差使就交不上。類如為太監者，由小徒弟熬上一個大師傅，是一發財階級，明知道倉庫的差使，來的敷余，是不能放過的。由此類推，數百年之積弊重重，根深蒂固。皇上吃老紫米，每日決吃不了一斤，每日處處交御膳房飯局掌局者若干，局外人不能知道。掌局交掌案每日二十五斤。掌案、廚役頭、大火燭、二火燭四個人五日一班，兩火燭一班可分十斤米,掌案及廚役頭每日分皇上吃剩者。此舉米之一項，以例其餘。太后之份，每日用盤肉五十斤（即豬肘子），豬一口，羊一隻，雞鴨各二隻，新細米二升，黃老米（即紫米）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面三斤，白面十五斤，蕎麥麵一斤，麥子粉一斤，豌豆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兩五錢，盆糖八兩，蜂蜜八兩，核桃仁四兩，松仁二錢，枸杞四兩，干棗十兩，香油三斤十兩，雞蛋二十個，麵筋一斤八兩，豆腐二斤，粉鍋渣一斤，甜醬二斤十二兩，青醬二兩，醋五兩，鮮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條，黃瓜二十條……外人聞知，莫不驚駭，以為太后一個人何以食此巨量之物。不知仰食於此者，尚超出幾多倍也。只以雞子一項而論，原額二十個，而買辦處每日交進須五百個，其他可知。皇上、太后、后妃及各大小他坦，須分潤百分之五十，到了太**，總管首領、掌案太監再分之。掌案一職，須分五十分之五，總管首領及擺膳太監共分吃五十分之五。其次膳房全部，又分潤五十分之五。餘下三十五分，為買辦食物之用。過一處扣一處，始能食到主人之口。然主人豈得不知，歷代相傳的就是帝德深如海而已。

關鍵就在“人多怨望，則旨意不能出禁門”，關鍵就在“帝德深如海”。這顯然比其他野史中的皇帝居然相信雞蛋要賣10兩銀子一個的說法更為可靠。清朝是中國歷史上處理太監問題最成功的一個朝代，沒有出現過太監干政的局面，但皇室在御膳房的採買上還是得妥協，以“帝德深如海”換取“旨意出禁門”，這裏實在有耐人尋味的凝重。

信太監繼續回憶：

太後傳膳，一箸一碗而已，在萬人之口中，僅能佔得一口。進過膳后，賞人者曰“克食”。某王若干品、某大臣若干品、皇上的、后妃的、會親的、總管首領的，不夠角色的回事小太監私亦端一品，剩餘則歸膳房。膳房首領分餐一頓，仍有廚役之份例。雞頭魚尾、頭腦下碎、刀前刀后肉類，賣與二葷鋪小館及好饞人家，較市價可省一半。即大眾所食之剩餘，殘湯剩飯、雜燴一處，另有一班小販在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專包搜羅飯菜，將此殘湯剩飯挑回家去，重新整理煮熟，挑到街頭，十個大個錢（當十錢）能教窮人吃一大飽。德宗（光緒帝）、孝欽（慈禧太后）相繼殯天，兩膳房無形停辦，無飯吃者，約有萬人，合萬人之家屬，當有五萬人之數。

這段話，將御膳房食物鏈的關係進一步放大，引申出清末北京“天子腳下、首善之區”的社會生活更為廣闊的不同利益階層，以及這些階層的相互依賴的生態環境，可作為社會史學家極好的課題，去作一番有趣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