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
華北危機迫在眉睫，全國紛紛要求團結禦侮的同時，新聞界、文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響徹大江南北。西安事變發生，舉國震驚。
華北危機迫在眉睫，全國紛紛要求團結禦侮的同時，新聞界、文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響徹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聞學會召開成立大會。強烈呼籲政府開放“言禁”。紐約《太陽報》、倫敦《每日先鋒報》駐京記者，後來成了名人的斯諾，積極支持平津新聞學會提出的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的主張。不久，《世界日報》對此做了報道，全世界都關注中國新聞界爭言論自由的鬥爭。
1月7日，周作人寫信給胡適，“規箴良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胡適於9日復周作人的長信表示，自己一貫的人生哲學、欲罷不能的責任意識，是不會改變的。“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月11日，上海的顧執中、薩空了、包天笑等報界名流七十一名，聯名在鄒韜奮主辦的《大眾生活》發表《上海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與平津形成掎角之勢，向國民黨當局施壓。七八月間，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四人聯名，在《生活日報》等報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公開信，爭言論、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報》為抗議北平政府武裝接管，劉尊棋等十六名編輯、記者全體辭職，表現新聞界對反動壓迫的抗爭。
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負責人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率各界群眾，走上街頭，示威遊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魯迅、林語堂、周瘦鵑、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聯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要求當局“即刻開放人民的言論自由，凡足以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應“立即概予廢止”。
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眾為他舉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動。國民黨中央黨部發出“訓令”，肯定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的貢獻，對他轉變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並“絕對禁止”刊載“無謂捧場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舉國震驚，憂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報館聯合發出《全國報界對時局宣言》。胡適立刻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苦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贖於國人。”12月20日，《大公報》發表胡適的《張學良的叛國》一文，痛斥張“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力量”。同時，胡適還攻擊共產黨，他認為西安事變背後肯定有共產黨插手，他斷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胡適逐漸成為國民黨的“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1月致翁文灝等人信）。
沈從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記》和《從文小說習作選》及小說集《新與舊》。蕭乾出版短篇集《籬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樹葉》《落日》。朱自清出版雜文集《你我》。冰心發表小說《西風》。林徽因發表詩《深笑》《風箏》《靜院》《空想·外四章》等，編輯出版《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
“為國家做一個諍臣”——胡適抵禦日本、保衛國家的思路
九一八事變，標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加快罪惡的滅亡中國的步伐，中國的民族危機進入嚴重關頭。每個中國人都得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可悲的是，就是在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地進行政治軍事挑釁，國家危亡、命懸一線的時刻，中國當局竟然驚慌失措，拿不出成熟的政治決策，而將中華民族的命運押在國聯仲裁上。
身處華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群曾拉開新文化運動大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不得不將他們的理性、智慧和愛國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軍事的應對策略上。民族危亡的驚天大事，成了胡適為核心的愛國知識分子最為關心、最先思考的重大問題。一群書生，他們的應對策略，或真的是“書生之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他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光芒萬丈。
1932年8月25日，日本內閣外相內田在第六十三屆議會上做了日本決定從速承認偽滿洲國並加以政治軍事援助的演講。過了五天，胡適於8月29日夜寫出《內田對世界的挑戰》一文，發表在《獨立評論》第十六號上。文章指出：
內田的演說雖然也有採取強辯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體上可說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強暴政策，毫不客氣地向世界的輿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他並不依靠什麼理論做強辯的根據，他的唯一根據是武力的強橫……半年的國際調查，在日本人眼裏，不過是添了一大堆廢紙！中國人民與政府對國聯的期待，照現在的情形來看，是難免絕大的失望的。所以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得到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
通觀胡適此文，可看出胡適對日本亡我中國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認識的。對國際調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禦外侮、保衛國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決心做一個切實可行的“自救計劃”，“長期拚命”地自強。胡適的這種見識，即便現在看來，也是救國良策。
二十天後，日本公然再次挑釁中國，挑戰國際社會，高調承認偽滿洲國。日本代表武藤與偽滿洲國代表鄭孝胥在長春簽訂“日滿議定書”。就在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向參加“九國公約”的十二國發出照會，敦請對此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採取有效對付方法，以示公理后不久，胡適於9月19日，又寫了一篇時評《究竟哪一個條約是廢紙》，再次強調世界公論“道德的裁判”的道義力量，並幻想“日滿議定書”必定會成為“一張廢紙”。胡適對國聯調查團，曾寄予些許希望，他自己相信國際公論會給中國一個滿意的答覆。此文發表的第二天，胡適再寫《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義者能不能接受國際調處的原則”，乃是“真正根本的問題”。1932年至1933年10月間，胡適又寫《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等文章，對國聯寄予希望。當然，胡適也逐漸看出國聯這隻“紙老虎”的虛弱和不作為的本質。
1933年3月初，春風如刀，殘雪未融。一百二十八個日本鬼子，憑藉四輛鐵甲車，一個晝夜長驅五十英里，衝進承德，中國守軍湯玉麟部有十幾萬軍隊，卻聞風喪膽，倉皇潰退到長城之內。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熱河省大地，十天內便被日寇侵佔。全國為之震驚。
胡適聞之，於3月6日寫《全國震驚之後》（《獨立評論》第四十一號），譴責熱河守軍放棄國土倉皇潰退，乃“摧枯拉朽的失敗”：
這回的事件足夠證明前三年東三省二十萬大兵的不抵抗是實在無能力抵抗。一年零五個月的整理與補充還不能抵抗，熱河的絕好天險地利還不能抵抗，可以證明這種腐敗軍隊遇着現代化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
胡適在文中，為熱河大潰敗總結出五個原因，其中有“張學良應負絕大的責任”，胡適認為，張學良將軍自從民國十七年（1928）以來負責東北四省軍政全權，第二年又當了華北軍政領袖。東三省、熱河省，都是由他送給日本人的。他“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又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湯玉麟駐熱河時，不做準備；時機已急，不親赴前線督師，今又不引咎自譴。胡適同時指出：“湯玉麟的責任應由張學良擔負，張學良的責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應由中央政府擔負的。”
特別是文中還提出：“中央不責成軍事領袖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乃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說明胡適並不贊同國民黨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方針，以“誤國不淺”四字批評，當屬極為嚴厲和剴切中理之辭。
《全國震驚之後》最深刻、最精彩的部分，是胡適對中日問題特別是兩國的國勢的觀察，比較之後，做出救國之策：“先整頓自己的國家！”他說，“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向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
胡適在《跋蔣廷黼先生的論文》一文中，再次強調把國家政治的改造放在首位：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全國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國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動，用在口號標語式的打倒帝國主義。結果是我們糟蹋了整整十年的寶貴光陰，自己的國家的政治至今還不曾上軌道。
3月12日，面對日本鐵蹄步步逼近，胡適發表《日本人應該醒醒了！》，“披瀝胸襟”正告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他斷言中國民族在日本人的“重炮與炸彈”下，“是不會屈服的”。在血與火的洗禮下，中國會一天天強大，最終會成為日本的掘墓人。
1933年2月，因一份控訴北平軍分會監獄酷刑虐待監犯材料的真偽問題，胡適與民權保障同盟總部發生矛盾，衝突深化，最後脫離同盟。離1月30日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胡適出任執委會主席，次日與分會會員楊杏佛、成平（成舍我）還一起參觀北平三監獄，才沒幾日。
2月24日，胡適與英國大文豪蕭伯納晤面。胡適對蕭伯納說：
日本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讎，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
胡適對蕭伯納的這一談話中的“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一句，在當時與後來，遭到說不清道不明的誤讀。倘聯繫胡適一貫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文章及此講話的全文，其實，他的表述是清楚的、明白無誤的，那就是日本必須“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不懷好意者的引申，無非是想敗壞胡適形象，搞掉一位在國難當頭伊始，就代表中國知識界理性、良知，積極宣傳抗日的領袖。
1933年，中日兩國並沒有宣戰，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國華北，“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這樣的關頭，胡適的時評，已成為當時整個中國的聲音。3月27日，胡適又有《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針對日本為欺騙世界輿論，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態，文中提出中日兩國在目前形勢交涉的唯一條件是取消偽滿洲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省的領土和行政主權的完整，舍此，“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胡適在這篇文章中，還清醒地指出：
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決不可在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反顧的了。我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侵略者在中國領土內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
可以說，中國領土完整、行政主權完整，是胡適在中日問題上言論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適在給羅文乾的一封信函中，關於處理中日兩國關係，就曾主張“我國必須決定一個基本方針”，說具體一點，即“一、取消滿洲國；二、恢復在東北之行政主權”。
胡適在《國際流言中的一個夢想》（《獨立評論》第九十號）一文中，重申他的這一主張：“即使華盛頓和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的政府都承認了滿洲國，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也決不承認它的，更不用說中、滿的同盟了。”
在《解決中日問題的“任何懸念”》一文中，胡適態度鮮明地指出：
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迴避這個滿洲問題，我們敵人要我們不談這個問題，難道我們就乖乖的不談它了嗎？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提出這個問題，天天談，日日談，站在屋頂上大喊，鍥而不捨的大喊。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隨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適回信汪精衛，辭謝汪誠懇請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長的決定。胡適在信中說：
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胡適辭謝汪精衛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長之請的六天後，寫了一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起因是一封從陝西西安寄給《獨立評論》的信。寫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獨立評論》同人聯合發一個“堅決主戰”的宣言，特別提出胡適本人在中日關係特別是主戰問題上，發表一下他近來的意見。
《獨立評論》第四十六號上，發表了徐炳昶這封信的同時，胡適藉此信也寫了這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1933年4月11日）發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偽滿洲國問題上毫不讓步，又拒絕國聯的調解並退出國聯，他已經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
胡適在文章中的一段話，又引起一場波瀾。關於主戰問題，胡適在文中說：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這不是說凡主張的都是昧着良心的。這只是要說，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與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此文甫一發表，《大公報》即有《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文回應胡適。自稱董時進的作者呼籲“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與鬼子拚命。“我們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樹皮都沒有，他們不吃也成，到餓死也不會騷動，更不會同士兵爭糧餉”，“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儘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會從隱藏的文字中，讀出董時進的“高論”，其實是一種牢騷和怨言。甚或是對當局不思強國，只顧榨取民脂民膏醜行的控訴。但胡適卻從歷史上輕言主戰的教訓，提醒國人。清議多誤國，歷史上安南、朝鮮、台灣、遼東半島從中國版圖上被人掠走的教訓，都與主持清議的名流重臣不無關係，故胡適在主戰問題上，一直是“唱低調”的，這是事實。
我們按時間順序，看看胡適的“哀矜敬慎”對主戰的態度。
1932年12月6日，胡適在接受北平《晨報》記者採訪時說：
大凡一個國家的興亡強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爾三島，一躍而為世界強國……所以能夠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可認為偶然的。我們要抵抗日本，也應該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1933年5月，傅作義率五十九軍在懷柔抵抗現代化日軍的飛機大炮的進攻。日軍撤走後，傅作義在戰場找到二百零三具陣亡官兵遺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適敬佩不已，后以詩表哀敬，冷靜而低調：
這裏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子孫來這裏憑弔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適致信汪精衛，重申對抗日要“哀矜敬慎”：
當舉國唱高調之時，我不怕唱低調；今日舉國好像要唱低調了，我不敢不唱一點高調。
這也許正是胡適每發抗日政論時，既“哀矜敬慎”，又不給抗日潑冷水，而是揆時度勢，知制有節，低調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適生日，他在這天寫《國際危機的逼近》一文，發於《獨立評論》一百三十二號。文章全面闡述日本軍國主義亡我中華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中華民族燕巢危幕，無力自救的悲劇不可避免，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戰場，中國必將遭到巨大犧牲。
但文章並不悲觀，開始提倡武力禦侮。據章希呂日記載：“夜飯後和適兄閑談了兩個鐘頭，他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懷了一個不能倖免之懼，中國尤首當其衝，犧牲必大，那時人民的痛苦必比現在尤甚。但中國能否翻身，就在這個世界大混戰中。”最後一句話可解讀為，中國只有通過抗戰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適寫長信給外交部部長王世傑，信中說：
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十年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做戰場，一切文化做魯汶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從那長期苦痛里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胡適在主戰問題上是低調的，但戰端一開，他又是主張堅決抗戰的，並主張持久戰，通過全民抗戰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贖。
胡適又是十分重視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的。
胡適認為，日本現在欲亡中國，而準備大舉侵略，是中日兩國千年歷史不幸的一段，但“霧散雲開自有時”，歷史總會有中日兩國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於對日本人民險惡前途的擔憂與惋惜，胡適在《敬告日本國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懸崖勒馬”，放下屠刀。
1936年7月，胡適到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途經日本時，他專門到神戶找室伏高信談了一次話。1935年10月3日，日本學者室伏高信曾請求胡適為《日本評論》寫一篇文章。胡適就寫了《敬告日本國民》，刊登在《日本評論》（11月號）上。文章警告日本“懸崖勒馬”，“苦心無邊，回頭是岸，不回頭的危險是不能想像的”。
胡適還專門寫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們的，凡阻害我們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都是我們的敵人。”
室伏高信也寫了兩封“答胡適之書”。這位和平主義者、東方文化主義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確應“慎戒”，不要受日本軍閥的欺騙，要認中國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適之書”中，有幾句十分精彩的話，抄錄如下：
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場上結合起來，使世界為之戰慄！我們可以效法馬克思一句話“所失的不過是鐵鏈（多譯為鐐銬——引者）而已”，要這樣，世界的舞台始會轉變，而“朝氣的國家”一定能升出新鮮的太陽。
胡適拜訪了室伏高信后，在從神戶開往東京的火車上，遙望白雪覆蓋的富士山，詩興油然而生，遂覓得小詩一首：
霧鬢雲裾絕代姿，也能妖艷也能奇。
忽然全被雲遮了，待到雲開是幾時！
胡適自己說，“我寫了這首小詩，頗寓對日本的一點希望”（7月21日日記）。
生活往往充滿悖論。胡適一生對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從室伏高信的《胡適再見記》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視胡適為“排日的煽動家”“學生抗日運動的指導者”。胡適方如夢初醒，方知當他到日本列島，走下郵輪時，為什麼竟無一個日本人到碼頭迎迓。
更令人詫異的是，日本戰敗之後七十年，日本學術界仍對留學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趨之若鶩，而對中國新文學運動奠基人胡適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胡適充滿仇恨。
嗚呼，被梁實秋稱為“比較溫和和高雅的”日本人，這是怎麼啦？
把魯迅當作“人”，不是當作“神”——周作人在“苦雨齋”
並不“專談風月”，對乃兄認識透徹
梁實秋在《看雲集·憶豈明老人》一文中，是這樣介紹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齋”的：
八道灣在西城，是名副其實的一條彎曲的小巷。進門去，一個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個院子積存着雨水，我想這就是“苦雨齋”命名的由來了。臨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廳，地上鋪着涼席，陳設簡陋……上房是一明兩暗，明間像是書庫，橫列着一人多高的幾隻書架，中西書籍雜陳，但很整潔。右面一個暗間房門虛掩，不知作什麼的。左面一間顯然是他的書房，有一塊小小的鏡框，題着“苦雨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筆，一張龐大的柚木書桌，上面有筆筒硯台之類，清清爽爽，一塵不染，此外便是簡簡單單的幾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獻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帶蓋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壺有一隻藤子編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遠是清茶，淡淡的青綠色，七分滿。房子是頂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淨窗明。
梁實秋筆下的“苦雨齋”，房子是頂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淨。周作人就是在這樣的“苦雨齋”里，淡泊而寂寞地閱讀“金枝”，吟詠日本俳句，寫他清明冷雋的雜文小品。因寂寞而創作，是日本人有島武郎的名句：“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齋”讀書、創作的，他在《瓜豆集·結緣豆》中說，“有一種苦痛卻無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獨”。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着”，但正是在這種寂寞的精神狀態下，他獲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獲得了自由，創作也獲得了新的超越。魯迅認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是“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
魯迅若聽到歐內斯特·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感言，會怎麼想呢？海明威說：
孤獨是作家的精神資源，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不可以被打倒。一個人作品中的一些東西可能不會馬上被理解，在這一點上，他有時是幸運的；但是它們終究會清晰起來，根據他們以及作家具有的點石成金的本領大小，他們將青史留名或被人遺忘。
海明威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周氏兄弟。
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齋”寫的讀書筆記體的精妙散文，給寥落的文壇，添了不少生氣和熱鬧。讀者可以經常從《大公報·文藝副刊》《論語》《人間世》《青年界》諸多報刊上，讀到署名知堂、豈明的優雅文章。
郁達夫1935年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中，魯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佔去一半篇幅，郁達夫特別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說，周作人的散文“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在郁達夫看來，周作人的散文遠在魯迅之上。
當代文學批評家，太看重魯迅敢於直面現實，主張韌性戰鬥，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會鬥爭的意義，如郁達夫就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是的，魯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為文學，這只是一種在特別語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強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認文學是人學，除了教化的功能，還有更重要的審美功能的話，周作人的散文，則另有風景，“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煩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郁達夫語）。
魯迅式的“辛辣乾脆、全近諷刺”與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藹、出諸反語”，是散文多樣風采中的兩種風格，孰好孰次，難以說清。胡適早在1922年《文學革命運動》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作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適的話，即使現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實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還有不少文學史家，仍視魯迅的散文為唯一正道，故意貶低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這恐怕不是審美的偏差，而是魯迅獨大的政治意識在作祟。
有不少文章說周作人在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閥準備用武力征服中國之際，躲進“苦雨齋”無動於衷，卻伏案寫作，“專談風月講趣味”。
周作人在“苦雨齋”里寫文章，這是事實。但並不談風月。對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題記》中說：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吧……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總是不夠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無可如何。
躲在“苦雨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談風月講趣味”，那能幹什麼呢？作為“五四”那代人且為骨幹的周作人，不關心政局、不觸及時事是不可能的。
1934年9月2日，周作人從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訪亡友劉半農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劉半農在西北調查方言，不幸染回歸熱，回到北平后醫治無效亡故。等周作人到東京，才從友人那裏得到此訊，聞之悵然若失，悲痛欲絕。夜深人靜之時，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間世》雜誌上發表《五十自壽詩》時，同期還有劉半農的《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一文。他記得劉半農在《題記》中寫道：“昔苦雨齋老人得一鳳凰磚，甚自喜，即以此名其齋。今余所得磚乃有雙鳳凰，半農他事或不如豈明，此則信之矣。”
沒多久，他們二人還在《論語》上以詩相和。劉半農詩為《自題畫像》，云：
名師執筆美人蔘，畫出冬烘兩鬢斑。
桐眼註明勞碌命，評頭未許穴窬（yú，指門邊的洞——引者）鑽。
詩文諷世終何補，磊塊橫胸且自寬。
藍布大衫偏竊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記得十七年前，初見劉半農時，劉半農腳穿灰藍緞幫鞋，錢玄同戲稱此鞋為“魚皮鞋”，遂和劉半農詩曰：
寶相莊嚴許拜參，麵皮光滑鬢毛斑。
眼斜好顯蛾眉細，頭大難將狗洞鑽。
腳下魚鱗方步穩，壺中芝豆老懷寬。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劉半農與周作人的詩，各畫了一張肖像圖。劉半農為自己，周作人為劉半農。皆顯其形、其神魄。兩位老友唱和間的嬉笑、詼諧、戲語，掩不住感情篤深。往事似煙，周作人每每想起，總不禁潸然淚下。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參加北京大學舉行的劉半農追悼會。周作人沉痛致悼詞：
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做詩，寫字，照相，搜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面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代，自然有點不合適。
周作人從人格和學問上極恰切地總結了劉半農的長處，表達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周作人一生，不斷地送故人離去。徐志摩濟南空難后，周作人寫文章悼念這位與自己並無深交，甚至有筆墨交鋒、相互譏諷的過世故人。他在《看雲集·志摩紀念》中，為“和藹真率，令人覺得可親近”的徐志摩表達了敬意。
人們當然不會忘記，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釗就義時震驚、哀痛的情景。當《順天時報》發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釗的英靈大潑污水時，周作人憤怒了，連續發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衛李大釗的一世英名，說他是“以身殉主義”的高風亮節之人。文章正氣凜然。周作人還與胡適等人保護李大釗遺孀、遺孤，心中還惦記着李大釗文集的出版。
在“三一八”殉難者追悼會上，周作人也來送那些並不相識的年輕人，他獻的輓聯曰：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讀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舊可見到新文化運動以來文人身上的溫暖和真誠。
周作人在“苦雨齋”，也並未與外界隔絕，他時常會與文學界所謂的“京派”圈子保持聯繫。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午往豐澤園赴《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招宴，到者楊金甫、俞平伯、朱自清、聞一多、梁實秋、余上沅、鄭振鐸、沈從文等。
這些被稱為“京派”的文學圈子裏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學生，有的是後進的新人。有的一直親密相處，如俞平伯；有的曾有過碰撞，如梁實秋就與他有過“丑的字句”的爭論。朱自清在談到這場論爭時說：“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
“丑的字句”爭論剛息，梁實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學“浪漫的趨勢”，周作人就是被批評者之一。但這純屬文學觀念之爭，並沒有像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關於“革命文學”論爭時，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與梁實秋在爭論中，照樣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實秋特邀周作人到清華文學社做文學演說。周作人覺得梁實秋對“五四”文學浪漫主義的批評有道理，則由衷折服。梁實秋辦《自由評論》，周作人成為該刊的主要撰稿人。
經常與友人交往、討論，“苦雨齋”也不是凄風苦雨中與世隔絕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種文學創作的狀態。誇大了這種寂寞，說他在入世與出世間苦苦掙扎，或硬與世界觀相掛，往往會遠離真相。
周作人是關心社會，觸及時事和政局的。
就在周作人剛從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劉半農之時，他仍關注時事、國事。他曾在寫給曹聚仁的信中，大談日本入侵中國的形勢，“榆關事起，平津騷然，照例逃難如儀”，指出“中國大難恐未有已，上下虛矯之氣尚甚”。並對國人對待中日交戰充斥着“國粹的狂言與八股言論”表示擔憂，“即軍備也是大刀隊可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認為這是缺乏理性的危險態度（《跋知堂兩信》）。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觀點，與同時間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全國震驚之後》的觀點，很接近。胡適批評曰：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強敵，“我們的一切法寶：口號標語、精神文明、寶華山念經、金剛時輪法會、‘太古式’的軍備與運輸”是抵禦不了的。與周作人批評國民之“大刀隊可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的輕敵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輕敵之論，是抵禦不了日本侵略的。
此外，周作人還參與胡適與“子固”關於禦敵的爭論。一位署名“子固”的人發表文章，不贊同胡適提出的抵禦外侮，非“依靠自己”“長期拚命”謀自身的現代化的“自救”主張。而大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維繫並且引導我們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國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適一邊，寫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蟲》參加論戰，批評國難當前大談復古老調的現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戰士的清醒。
周作人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形勢。從報上見到希特拉派軍警捉同性戀者，於是寫《關於捉同性戀愛》一文，從希特拉燒性書，驅逐猶太人說開去，由此及彼，又談到希特拉“衝鋒派清黨”，繼而筆鋒一轉，說道：“中國又何嘗有批評德國的資格，我們說這些閑話豈非不自量乎？”
關於歐洲戰事起，“婦女參戰”的問題，周作人也感興趣，忍不住撰寫《關於孟母》一文，“女軍人與殉難的忠臣一樣，我想都是亡國時期的裝飾，有如若干花圈”，表達了他的反非正義戰爭情緒。
1936年年初，周作人與胡適有過一次關於人生哲學與態度的通信討論。是年1月9日，胡適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的人生哲學。介紹“我的神龕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胡適此信，是回應周作人曾寫信勸胡適凡事不可太熱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適在信中，反過來又說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胡適往來書信》）。
胡適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對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適嚴峻。同月，周作人寫了《自己的文章》，談到自己文章和為人處世的矛盾：
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換名目稱之曰閑適……閑適是一種很難得的態度……惟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閑適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態，文化也帶一股焦躁之氣。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閑適之氣，即胡適所說的“淡遠”“平和”之氣，絕非是一種對現實逃避，而是一種超越，一種對現實更清醒的把握。即便從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閑適淡遠的境界也是體現着隨緣任運的明智和“以物觀物”的智慧。
平淡閑適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終也沒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淪告終。
應該說，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與日本逼近交戰狀態，周作人還是清醒的，他應邀到北京大學做了《關於徵兵》的演講。他甚為激昂地力主“修武備”，“用強力來對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無抵抗”而“失地”的責任。
1933年3月，他在寫給學生俞平伯的信中，說：
世界日報載北大將遷汴，聞之欣然。吾儕教書匠亦居然得列於古物南遷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論下去，大抵幽燕淪陷已屬定命，而華夷之界則當在河——不，非當也，乃是決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謂天塹然則當指此耳。
此信對國民黨不抵抗即將華北拱手讓給日本的醜行，表示了嘲諷和批評。
同年10月，周作人又寫《顏氏學記》，嚴厲譴責“日本之外則不惜與世界為敵，欲吞噬亞東，內則敢於在破壞國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權”。
《顏氏學記》對當時甚囂塵上的“氣節論”也進行了批評。周作人說：顏子推“嚴重地責備偏重氣節而輕於事功的陋習，我覺得別有意義”。他認為“事功”，即實際的行為與效果，比抽象無原則地空喊“氣節”重要得多。1935年，周作人寫《關於英雄崇拜》，對史可法的氣節崇拜提出異議：“我們對於他應當表示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是我們的模範。”周作人認為，氣節，須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犧牲太大。而且，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別無益處。他哥哥魯迅，在《尋開心》一文中，支持其弟的觀點，說：“徒有氣節而無事功，有時亦足以誤國殃民，不可不知也。”
不注重抗戰的實際準備，一味高唱“唯道德論”，乃是一種新國粹主義，也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消極抗戰論。周氏兄弟的批判，意義深刻。
1934年，周作人還曾發表《棄文從武》一文。此文表現了周作人在中日大戰一觸即發的局勢下的矛盾心境：文人應有守土之責，又深感書生無用，而對戰爭的前途也缺乏信心。他說：“據我妄想，假如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殲滅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罷？”“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這四十年間便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迹？”《棄文從武》比《顏氏學記》似乎更冷靜、更理性些，開始考慮中國“從武”“武備”具不具備與日本開戰的能力，文中流露出無奈和悲觀的情緒。據鄭振鐸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露，他在撤離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談了一次話，周作人重複《棄文從武》的觀點，對他說，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勝的，人家海軍還沒打，已經登岸來了，我們如何能夠抵抗人家？
1935年，周作人寫《關於日本語》《日本管窺》和《談日本文化書》等文，指出有必要對中日關係及其出路，從另一個角度，即非軍事角度，進行考察與選擇。文中說：“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方面的賢哲”，“我們只能分別觀之，不當輕易根據其一以抹殺其二”。周作人的考慮並非無道理。當時中國國民被仇日情緒支配，周作人能保持這種清醒的理性態度，殊為不易。魯迅在《從孩子照相說起》裏，指出即使是日本這樣的“仇敵”，對於其真正優點，“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魯迅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情緒籠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這是值得重視的。”（《周作人傳》）
1929年之後，文壇各派勢力嚴重對立，交鋒論爭不斷，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文化現象。周作人在《關於寫文章》一文中認為，這種筆戰“現出自己的醜態來，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蠻神氣”。兄長魯迅卻與他唱反調，在《中國文壇的悲觀》一文中則說：“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罵，誣陷的……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且先不論周氏兄弟之論孰是孰非，他們都積極地投入論爭卻是事實。
周作人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20世紀30年代不僅受到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打壓，同時又在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中，已被左翼作家視為異類，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當時左派們的主要攻擊對象是魯迅，周作人沒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擊而已。
後來，在共產黨的指示下，左派們停止了對魯迅的“圍剿”，魯迅也就成了左聯骨幹。當然，文壇並未因此而如魯迅所說，“決不因此混亂”。左派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依然嚴重，內部的矛盾鬥爭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對周作人、胡適和林語堂等自由主義作家就不再客氣了。
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學》雜誌，發表了一篇《林語堂論》。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聯的論理家胡風。在文章中，針對周作人關於藹理斯將叛徒與隱士統於一身的觀點，胡風指出：“藹理斯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末世的我們已經發現不出來逃避了現實主義而又對現實有積極作用的道路。就現在的周作人氏說罷，要叫‘傖父豎子’的我們在他裏面找出在真實意義上的‘叛徒’來，就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意思是作為“隱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歷史積極作用了。
周作人針對胡風的這篇文字雖聱牙，意思卻清楚的文章，寫了《藹理斯的時代》一文回敬，說：“藹理斯只看見夜變成晨光，晨光變成夜，世事長此轉變，不是輪迴，卻也不見得就是天國近了，不過他還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將火把交給接替他的人，歸於虛無而無怨尤，這樣他與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將挨罵是活該。”周作人是說，在歷史的變動中，持“順其自然”態度的“自我”，與胡風這類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間，是“隔”而不通，沒有共同語言。
胡風又寫《藹理斯的時代及其他》，批評周作人的論調“對於已成的強者有利的”，向強者獻媚。
周作人在《苦茶隨筆·長之文學論文集·跋》中，認為左翼運動是建築在“狂信”的基礎上的“新禮教”，告訴人們“狂信是不可靠的，剛脫了舊的專斷，便會走入新的專斷”。周作人一直在反對“以文藝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學成為“傳道”與“載道”的工具的。
在魯迅眼裏，他是贊同周作人的。在魯迅三弟周建人寫的《致周作人書》中，可知魯迅與他的談話，魯迅說了下面別有見地的話：周作人的許多意見，“有許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採用，有些人把他一筆抹煞，也是不應該的”。當然，魯迅這些話，只是說給三弟聽，並未敢公之於眾，魯迅是深知其後果的。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紀20年代後期，魯迅與周作人在個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們之間在許多重要問題的看法上，如反對文學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學成為“傳道”“載道”的工具等問題的看法上，是有驚人相似的地方。
魯迅與周作人在一些問題上有相似的看法，並非是一種默契、自覺的配合，而只是基於實事求是。他們之間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又都遵守一種法則，不公開交鋒。
查1932年11月20日，魯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魯瑞，與許廣平的通信，當中就有這樣的話來評價周作人：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後一時半，我和兩乖姑離開，已是九天了。現在閑坐無事，就來寫幾句……這幾天較有來客，前天霽野、靜農、建功來。昨天又來，且請我在同和居吃飯，兼士亦至，他總算不變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漁邀我吃夜飯，擬三點半去，此外我想不應酬了。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廢名是他薦為大學講師的，所以無怪攻擊我，狗能不為其主人吠乎？劉復之笑話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對，因為他捧住李石曾之後，早不理大家了……
“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的評語，有點牽強。僅因廢名批評他，就遷怒於周作人，難以服人。
周作人在1933年3月4日《致江紹原書》中談及魯迅出版的《兩地書》時，頗不以為然地說：
即如“魯”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
後周作人又在《周作人書信·序言》中，暗含譏諷地說：
（我的書信）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
兄弟間類似這種的文中有話，筆鋒一轉，便成棍棒，不留情面地敲打對方，似乎不少。魯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寫的是關於“京派和海派”的爭論問題。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了沈從文的《文學者的態度》一文，譏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蘇汶撰寫《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駁，沈從文又寫《論“海派”》等文。此後，報刊上展開了關於“海派”和“京派”的爭論。魯迅“趕了一下熱鬧”，參加了爭論，順便在文中給了周作人一槍，文中說“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籤”，“真正老京派打頭”等語，實際上指1935年出版的施蟄存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開頭說：“因為長久沒有小孩，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裏玩。”房東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據俞芳寫的《周建人是怎樣離開八道灣》一文說，羽太信子曾不讓孩子去看魯迅，而且咒罵讓他冷清死。這話使魯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子的魯迅在《從孩子照相說起》中舊事重提，憤懣猶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譏諷。
於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鬧》一文，說：
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勢力的意見，不問新舊左右，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慾深，世味濃，貪戀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鬧並不一定是在守舊，實在都是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
周作人一貫平和淡然，但在此這等尖酸刻薄，定有深層原因。這讓人想起魯迅那篇《趨時和復古》。該文發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報·自由談》。文章一開頭說：
半農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廬隱兩位作家一樣，很使有些刊物熱鬧了一番……他已經快要被封為復古的先賢，可用他的神主來打“趨時”的人們了。
魯迅在批判林語堂的同時，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怒氣，怕由此而來，遂寫《老人的胡鬧》相譏。
人們都知道，1934年到1935年，魯迅與周作人的爭論，主要是關於“論語派”的爭論。公開的是魯迅與林語堂的爭論，而骨子裏是周氏兄弟的暗中爭鬥。因為周作人才是“論語派”的靈魂。魯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開爭鬥的良苦用心，也讓人感動。
兩位都有鮮明個性的作家，雖多年失和，彼此怨懟，但畢竟是同胞親兄弟，血濃於水。
據他們的三弟周建人後來在《魯迅先生對於科學》一文中的回憶，魯迅在病危之時，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閱讀。在《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魯迅病故不久寫給周作人的信，轉達魯迅在最後時刻關於周作人的談話，其中有關於“送李大釗之子赴日本之事，他（魯迅——引者）謂此時別人並不肯管，而你卻要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評過於苛刻，責難過甚，反使人陷於消極，他亦極不贊成此種過甚的責難云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魯迅還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為。
我們再看看魯迅逝世當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報》採訪時關於魯迅的談話：
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採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彷彿都很悲觀。譬如我們看他的《阿Q正傳》裏面對於各種人物的描寫，固是深刻極了，可是他對於中國人的前途，卻看得一點希望都沒有。實在說起來，他在觀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徹的，所以描寫起來，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學方面，他對於舊的東西，很用過一番功夫……有人批評他說：他的長處是在整理這一方面，我以為這話是不錯的。
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周作人還在《關於魯迅之二》中說：
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惟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作“人”去看，不是當作“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
周作人客觀地評價了魯迅在小說和整理國故方面的成就，也對乃兄的性格做了分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對將魯迅請進神龕的做法，予以譴責，即便在當下，也極有深刻的意義。
“硜硜自守之節，老而彌篤”
——集狀元、共產黨員於一身的教授吳承仕
1935年冬，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進一步侵略和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救國。運動很快發展到全國各地。
12月9日，寒風凜冽，中國大學師生的隊伍里，頭髮已染霜的吳承仕與學生並肩而行，趕到新華門前集會。那裏軍警已持刀槍警戒，氣氛肅殺。從各方會集到新華門的隊伍，口號震天，然後是慷慨的演講。吳承仕振臂而呼，滿腔熱忱。軍警受命逮捕學生，吳承仕又千方百計奔走營救，並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揭露政府不抵抗政策。
一二·九運動爆發后，章太炎得知北平的國民黨當局宋哲元欲以“共黨分子”作亂為由，用兵鎮壓學生運動，便發電支持學生運動，曰：“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產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
宋哲元複電表示：“先生之囑，自當遵辦。”
一二·九遂未發生血案。至今史書上很少提章太炎在此次愛國運動中的作用。
章太炎知弟子吳承仕參加此運動，甚為關心，為吳承仕安全計，多次致信勸他到南方。從弟子汪東處，得知吳承仕準備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甚喜”，催他儘快南下，並希望“每月來此兩地”講學。時章太炎居於蘇州，盼弟子之殷切，讓人動容。但後來，已是中共黨員的吳承仕已接受黨的指示，決心在北平堅持抗日救國工作，無心南下苟且偷安。他遂於1936年2月20日，在東北大學休息室，致信尊師曰：
先生慈鑒，手諭敬悉，旭初矚望之殷，勸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後，自當南下。私冀時奉明誨，俾免隕越。如或國難日深，中樞顛隕，託命何所，當不可知，則區區約言，又不足道矣。
1936年6月，章太炎溘然離世。吳承仕眾弟子聞章太炎先生仙逝，悲痛欲絕，無法到南方為師奔喪，他們發《通啟》，告之全國，曰：“先師章太炎先生發生不幸，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卒於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
章太炎在北平的眾弟子，在北平為老師舉行追悼會和遺墨展覽會。追悼會現場，眾弟子擬一輓聯以寄哀思：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
吳承仕獨自作一長挽，高度評價老師的學問、氣節、人品：
隱括劉賈許穎，以闡揚十二經，玄素遺文，始議胡董，終駁皮康，自排滿反日以還，式昭攘夷大義；
繼述王李顧黃，卒光復五千載，羲農舊物，系獄三年，去食七日，后漁父中山而逝，允推開國元勛。
讀吳承仕的這一副祭奠恩師章太炎的輓聯，可見其對恩師的學養學識、文化人格的崇敬，也更見彼此那份深情厚誼。
1989年有一篇文章說：“吳承仕在北平進步學生和文化界的聲望越來越高，然而他的舊日的師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視他為叛逆，和他斷絕了師生之誼。”《細說民國大文人》一書也說，因吳承仕贊成馬克思主義，“章太炎視他為叛逆，和他斷絕了師生之誼”云云，此系揣測，並無實據，皆相互抄錄，以訛傳訛而已。1936年，吳承仕在自己創辦的《時代文化》雜誌上，發表《國歌改造運動》一文，辛辣諷刺國民黨的國歌是“無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調，唱的是‘三民主義誤盪搜宗’……萬口一聲一齊吐倒字，無一時一處不表現在它的低能”。文章巧妙在從國語須區別四聲說起，表面是文化探討，實則為鋒指國民黨之獨裁和倒行逆施。吳承仕將此文遙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收到后，即複信弟子吳承仕說：“前接《國歌改造運動》數紙，已付導兒分贈同學。”導兒，章太炎長子章導，當時在大夏大學讀書。倘若如所傳，章太炎因弟子吳承仕“贊成馬克思主義，而視之為叛逆，斷絕師生之誼”的話，何以會複信吳承仕，並支持他寫《國歌改造運動》？師生因信仰不同，偶有歧見，自然難免，但“斷絕師生之誼”之說，純屬誤傳。
章太炎門生眾多，且多是民國時期教育界、學術界的著名人物，如黃侃、沈兼士、馬幼漁、朱希祖、錢玄同、許壽裳、魯迅、周作人、吳承仕、汪東、曹聚仁等，眾星閃爍，熠熠生輝。
章太炎的眾多弟子中，尚有所謂的“四大金剛”“五王”和“二妙”之說。“四大金剛”，系指黃侃、汪東、錢玄同、吳承仕。“五王”者，“四大金剛”加上朱希祖，即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而後人又稱黃侃、汪東為“章門二妙”。
本節專門介紹集清末狀元、民國時共產黨員雙重身份的章門傳奇人物吳承仕。
1980年出版的縮印本《辭海》的“吳承仕”條曰：
吳承仕（1884—1939），學者。字檢齋，安徽歙縣人，清光緒舉人。章炳麟弟子。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學院教授。精研音韻訓詁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觀點整理古籍，較有成績。1933年以後，在北平創辦進步的學術刊物，在黨的領導下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對於當時抗日民主運動有一定影響。抗戰以後，堅持在天津從事地下活動，支持兩個進步刊物，傳播民主革命的吼聲。著有《經籍舊音辨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三名禮物》《禮服釋例》《釋車》《六書條例》《淮南舊注校理》等。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吳承仕赴南京鄉試，中舉人。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以舉人身份赴北京，參加在保和殿舉行的貢考（俗稱殿試）。因時逢“戊戌變法”，停科舉改為“舉貢考職”。吳承仕與進士一道朝考，獲一等第一名，時稱“朝元”，亦稱狀元。光緒欽點大理院主事。年僅二十四歲之吳承仕，成為清王朝最年輕的狀元。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吳承仕出任司法部僉事，如同魯迅任教育部僉事。但吳承仕不戀仕途，不久拜章太炎為師，將精力轉入學術領域，遂成大學問家，后又參加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4年2月，北京師範大學舉辦了“吳承仕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同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蔣南翔寫的《紀念吳承仕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文章。文中說：
我們舉行隆重的集會紀念他，因為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經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碩學鴻儒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從前清的舉人發展成為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者，經過這樣漫長曲折的戰鬥經歷，是舉世稀有的。無論從他的學術成就，從他的革命實踐來說，都值得我們深深的尊敬和永遠的紀念。
1930年，因章太炎屢屢發表不滿蔣介石的言論，國民黨兩次通緝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隱居生活。吳承仕等弟子在老師隱居時，多與他聯繫，慰藉他。吳承仕曾寫《特別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國路線》，在《盍旦》上發表：
我們應該知道，他的民族意識，是最敏感最堅固最徹底的，同時他那不屈不撓的節操……到現在仍舊保持不變。由於前者，他認識抗戰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於後者，他認識當局某種借口是摧殘救國運動的工具而敢於揭破它。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電稱：“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產黨者，但問今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對此務宜坦懷……”又二十六日發表談話：“學生愛國運動，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頭銜，武力制止……”
……
我們感受着預告暴風雨到來的低氣壓，覺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見，當“救國”“禍國”兩詞可以隨人播弄的現階段，尤有重大的意義……
這證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張和對於當局的態度，是一貫的而非支節的，是必至的而非偶發的。
文章既消除輿論對章太炎冠以“復古”“保守”的偏見，又是對國民黨當局的揭露和批判。
據王西彥回憶：
1931年，吳承仕先生邀請太炎生生來講學，真可謂前呼後擁，老先生端坐講台，弟子檢齋（即吳承仕）、玄同、逖先、幼漁、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語口若懸河講述，玄同先生以國語翻譯，檢齋先生幫助板書，一講數小時，這些平日在我們青年眼中的權威名教授，卻始終畢恭畢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見當時師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傳為美談。
王西彥是1933年暑假隻身到北平進入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的。后又參加北平左聯和舊學聯的活動，參加一二·九運動，被選為“北平作家協會”候補執行委員。他的回憶，顯然是後來聽說的，因此與事實有出入。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應吳承仕所“邀請”來講學，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張學良抗日，並順便應吳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講學。另一目的，是攜來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給錢玄同、吳承仕等弟子設法印製出版。眾弟子紛紛出資，“交由吳檢齋總其成”。錢玄同、吳承仕用了兩年時間，精心編輯校閱。《章炳麟論學集》終得出版。章太炎見到書，甚是高興，即給吳承仕寫信道：“此書經營二歲有餘，方成剖劇，足下與玄同力亦疲憊矣。”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瀋陽、吉林、黑龍江相繼淪陷。吳承仕時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聯席會議主席，曾與高步瀛、袁同禮等多名教師聯名通電全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並要求國民黨政府奮起抗日。
1934年，在中國大學任國學系主任時，吳承仕創辦《文史》雜誌。多載托爾斯泰和高爾基及茅盾、曹清華等進步作家作品。魯迅的《儒術》於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發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魯迅聽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據《大美晚報》）”后，所引發的一段關於“儒術”的議論，並弦外有音地議論道：“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么？”
錢玄同認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進步作品較多之故。但也證實吳承仕的政治態度。因此，《文史》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邏輯。
1935年10月，吳承仕再辦《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戰性。堅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吳承仕堅持屢禁屢辦的韌性精神，於1936年8月，又與一些同道創辦了《時代文化》雜誌。前面講的《國歌改造運動》一文，就發表在《時代文化》上。
1936年，吳承仕在《時代文化》發表《一二·一二的示威遊行與學運》，翌年又在該刊發表《新學生團體的出現》，都是總結一二·九運動以來學生愛國運動所取得的發展，同時揭露國民黨分裂學運的種種陰謀。就是在這一年深秋，經中共地下黨的考驗，吳承仕被接納為中共黨員，與齊燕銘等編在同一特別小組。
1937年春，張友漁、吳承仕、張申府等進步教授，經研究決定，組織新啟蒙學會。吳承仕被推舉起草《新啟蒙學會宣言》。不久，吳承仕擬就了宣言，提出新啟蒙學會旨在“喚醒比較多的知識分子，成為時代改新的中心力量……爭取當前的民族解放的勝利”。很顯然，吳承仕受到左翼作家運動的影響，在黨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時代潮流的前頭，爭取更多知識分子參加到民族解放運動中來，故有此舉。
《新啟蒙學會宣言》一出，社會反響並不大。一是因為當時大敵當前，國人更多考慮國家民族的命運；二是新啟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這樣，反動派還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楊立奎再次出面，在《華北日報》上發表《斥滅淪喪德的新啟蒙運動》一文，攻擊新啟蒙運動。楊立奎者，乃吳承仕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同事。一二·九運動之後，吳承仕與楊立奎多有鬥爭。楊立奎與“新學聯”“師大抗敵反共救國會”一起反對學生愛國運動。吳承仕曾撰文《新學生團體的出現》，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醜行。同時向社會揭露“新學聯”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參加“新學聯”的欺世勾當。如今楊立奎又跳出來，撰文謾罵：“啟蒙學會的人拿忠孝節義五倫八德當作毒素，要把他一點一滴地洗凈……這些禽獸，居然在大學裏做教師，將來豈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獸來嗎？”並通電全國，誣衊誹謗新啟蒙學會及吳承仕。
吳承仕凜然反擊，他在《與某人書》（《吳承仕文錄》）一文中寫道：
承仕幼承庭誥，長受業於章太炎先生之門，服官法界二十年，講學於北京、師範、東北、中國、民國各大學，亦逾一紀。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學，探究三禮為事，積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於通人，或積稿盈尺，以待後來之刪定，此皆經生素業，誠未足多。至於立身行道，表裏如一，一事不妄為，一語不妄發，一介不妄取，硜硜自守之節，老而彌篤，則誠足以質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輩自有系統，如復興社、CC團、弘毅社、黃埔系、藍衣社等，實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無官守無言責，似可潔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聖門無大隱之人，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如謂愛國有罪，則斧鉞誠無所逃，聞者足戒，則芻蕘或有可采。
吳承仕此信，並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銳利鋒芒，但於雍容、自信之襟懷間，有一股凜然正氣。恰與楊立奎之潑婦罵街式的蒼白滑稽之腔形成強烈反差。正氣者自正，邪氣者自慚。楊立奎究竟是什麼人，說他是反動教授，少有確鑿之據，此處不多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之後，吳承仕在北平地下黨的保護下，來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繼續從事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