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國二十三年（1934）
夏衍稱1934年是“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嚴酷的時期”。周作人與魯迅就“論語派”開展論爭。
夏衍稱1934年是“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嚴酷的時期”。
擁有數萬讀者的天津《大公報》特辟“星期論文”專欄，每日由專家、學者、作家執筆，評論世事時局，開全國之先河。胡適撰寫《汪蔣通電里提起的自由》，公開提出“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鉗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等要求。隨後，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負責”，他出於公心，光明磊落，氣度非凡。
3月，沈從文發表《禁書問題》，反對禁書，雲“在當局群彥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它的錯誤”，是“極可惋惜的事情”。
全國各地不顧當局的鉗制，形成中國知識界、民間媒體聯手爭言論自由的強大態勢：陳獨秀身陷囹圄，東亞圖書館出《獨秀文存》第十版兩千冊，以示抗議；南京《民生報》揭露行政院彭學沛貪污舞弊醜行，令當局甚為尷尬；成舍我發表《停刊經過如此！敬請全國國民公判》，批判當局摧殘輿論的罪行；杭州記者公會倡議9月1日為“中國記者節”，得到各地同行的熱烈響應。《大公報》曾發表《重慶的濫捕記者案》，藉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論”的主張，《北平晨報》發表《重慶報界迭遭摧殘》，聲援被捕記者。
著名報人史量才，在滬杭道上被軍統特務暗殺而以身殉報。這之前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民間有一傳聞，值得一敘。蔣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此事，從黃炎培《八十年來》也得到印證。報人史量才有膽魄，死得壯烈。他給我們留下的錚錚誓言是：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
今日重讀，仍覺意義仍然深遠。
殺戮封不住民意，史量才殉報不到一個月，《北平晨報》《大公報》等二十四家報館、通訊社聯合致電國民黨中央，重申開放言論要求。
民國報紙和自由知識分子，傲然面對殘暴的統治者，敢於抗爭，勇於發聲，寫就了一部民國言論史。
胡適至京郊西山，憑弔李大釗，見無碑碣，請蔣夢麟補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獄中看望陳獨秀。勸他不必早出自傳，要“放手去寫，為後人留一真跡”，陳獨秀“頗以為然”。8月，應傅作義將軍之請，作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錢玄同書。墓碑刻成，舉行典禮。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與上海的魯迅，就“論語派”開展了一場論爭。彼此交鋒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適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國際危機的逼近》全面闡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雲密佈、血腥逼人、無可倖免的觀點，並指出中國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華即將開始，中國作為這場戰爭的主戰場，必將有殘酷的犧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寫長篇小說《離婚》。沈從文創作小說《邊城》《過嶺者》，散文《湘行散記》。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歐遊雜記》。冰心發表小說《冬兒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紅極一時的通俗小說家張恨水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小說，相對來說，是有些沉寂和蕭索的，但通俗小說卻一枝獨秀。上海和北平出現了通俗小說熱潮，這是當時文壇獨特的文學風景。
通俗小說興起於清末民初，是應城市市民的閱讀需求而生的。抑或說，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勃興，舊的正統的封建文學受到衝擊而日漸衰亡，通俗文學憑藉現代化都市紛紛出現、報紙雜誌等現代媒體迅速發達的契機，得到廣泛的流傳。
有趣的是，新文學運動興起，原本是反對通俗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的。文學研究會成立伊始，開宗明義，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學的娛樂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說存在的。文學研究會和後來的革命作家及左聯，一直將通俗文學當作新文學的對立面，加以討伐。他們對缺少組織，也無明確綱領和系統理論主張的通俗文學作家冠以“鴛鴦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諷。但讓他們沒料到的是，順應時代、順應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學，非但沒有被他們打壓而蕭條，反而蓬勃發展，與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評所謂“鴛鴦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實並不真正懂得文學，起碼排斥文學的娛樂功能，就非常不專業。他們並未深入研究，所謂“鴛鴦蝴蝶派”的通俗小說，早已漸漸從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掙脫出來，注入了深刻的社會內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進小說和詩歌中而違背文學規律的時候，通俗小說家卻從不同側面，帶着各自的人生經驗，將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呈現十里洋場光怪陸離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會眾生相的廣闊的社會圖景。革命小說，概念化壓制了廣闊的生活，英雄化扼殺了鮮活的性格，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間傳閱，除少數作品外，廣大讀者鮮有問津者。遂有左聯的骨幹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鴛鴦蝴蝶派”取經的倡議。
在《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一書中，筆者已對“鴛鴦蝴蝶派”有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這裏介紹北方的言情小說家張恨水。
張恨水（1895—1967），曾名芳貴，學名張心遠。祖籍安徽潛山，生於江西廣信。六歲蒙學，入當地塾館就讀。十一歲讀《殘唐演義》，愛不釋手，遂又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其《寫作生涯回憶》中介紹，十三四歲，即從《聊齋志異》和《紅樓夢》的文本及其批註上，讀“懂了許多典故”，“領悟了許多作文之法”。後來，進新學校，仍嗜好文學，日夜讀小說，而且依然“愛讀風花雪月式的詞章”，並從《莊子》《西廂記》中“學會了許多騰挪閃跌的文法”；還由《儒林外史》對諸人物的描寫中，領會到諷刺手法的運用。此外，他還愛讀林紓譯的域外小說，賞識其中中國小說鮮有的心理描寫。十七歲以前，讀《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箋》《長生殿》等小說傳奇和戲劇時，陶醉於其中詩詞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隨母和五個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輟學的苦悶，迫使張恨水不能再潛心閱讀。次年，考入孫中山設在蘇州的“蒙藏墾殖學校”，因經費不足，學校常常被迫停課。這使他有機會寫詩填詞，藉以宣洩自己的苦悶。他還給自己取了個時尚的筆名“愁花恨水生”。
1914年秋，他離開蘇州，以才學在漢口謀得為一家小報寫補白的營生，其時僅十九歲。始用恨水筆名。恨水，緣於南唐李後主的詞《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他讀後，徹悟人生苦短，時光珍貴，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聲太大，人們早已忘卻他的本名，只記住天下都知道的筆名恨水。
這個階段，可以用張恨水自己的話來概括：
我是兩重人格。由於學校和新書給予我的啟發，我是個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辮子。由於我所讀的小說和詞曲，引我成了個才子的崇拜者。這兩種人格的溶化，可說是民國初年“禮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過那時“禮拜六”還沒有發生，我也沒有寫作。雖然我沒有正式作過“禮拜六派”的文章，也沒有趕上那個集團，可是後來人家說我是“禮拜六派”的文人，也並不算十分冤枉。因為我沒有開始寫作之前，我已造成這樣一個坯子。
“禮拜六派”作為文學流派，是指在《禮拜六》雜誌上發表作品，都信奉“得休暇而讀小說”的宗旨，又能代表這些作家共同的創作態度的一群作家。《禮拜六》雜誌創刊於1914年6月，由王純根主編，后一度停刊，1921年3月復刊，改由周瘦鵑主編，至1923年2月終刊。此刊存在時間長，圍繞在它周圍的作家又多，影響也大，所以“禮拜六派”成了這類通俗小說的通用稱呼。
張恨水在蘇州求學期間，是“禮拜六派”書刊的熱心讀者。常常浸漫於這類小說之中，為了擺脫家道中落帶來的窮愁和苦悶，他便按此派作家寫作故事的路數，學寫短篇小說。一為文言之《舊新娘》，一為白話文《梅花劫》，寄給《小說月報》。小說雖未被選用，卻接到主編惲鐵樵的親筆信，讓他大喜過望。信中，主編對習作有肯定之評語，讓他備受鼓舞。墾殖學校解散，張恨水只好回鄉。在失學的寂寞苦悶中，他創作了長篇白話章回體小說《青衫淚》。
1918年3月，張恨水出任蕪湖《皖江日報》總編輯，其處女作文言中篇小說《紫玉成煙》連載於該報。不久，他的白話長篇小說《南國相思譜》也連載於該報副刊，在蕪湖已小得文名。
接着，在上海的《民國日報》又相繼連載了張恨水的短篇小說《真假寶玉》和中篇章回體小說《小說迷魂游地府記》。從小說的題目上，即可看出他沿襲了舊式言情小說的風格，藝術上幼稚粗陋，沒有給他帶來什麼聲譽。
《小說迷魂游地府記》雖藝術上蒼白，但影射諷刺了軍閥禍國殃民，批評了當時流行的黑幕小說，既顯示了作者的正義感，又表現出作者反對惡俗趣味的審美觀念。隨後發表的中篇章回體小說《皖江潮》，寫的是安徽自治運動，譴責地方軍閥的醜惡，因而被蕪湖學校學生改成話劇公演。
1924年，北方仍是軍閥的王道樂土。大小軍閥混戰，烽煙四起。齊盧之戰、直奉之戰，讓百姓飽受戰亂之苦。各黨派在北平加強輿論宣傳，國民黨辦《民國日報》，胡政之辦《國聞周報》，“國家主義派”辦《醒獅周報》，共產黨也創辦了《中國工人》月刊。在軍閥混戰的縫隙里，多元的報刊各自宣傳自己的主義，爭奇鬥豔，熱鬧非凡。與此同時，京師警察廳也發佈公告：“輿論界對於各省軍政事項，均應持以鎮靜態度，不得任意登載。”查禁圖書、封閉報館也是言論史上不斷上演的醜劇。有壓迫就有鬥爭，激揚文字、縱橫論政的《京報》這一年就發表近百篇批評時弊、指斥權貴的時評和通訊。文學界《語絲》和《現代評論》也先後問世。前者的創刊人、主撰人是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林語堂等大學教授，主張“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好生活”。後者是郁達夫與創造社及太平洋社合辦的，實際上主要撰稿人是胡適、陳源、高一涵等學者教授。其辦刊宗旨，是“精神是獨立的”，“態度是研究的”。這些期刊的出現，標誌着當年的言論界是多元的。
是年4月，並未入流新文學運動大潮的張恨水，在《世界晚報》副刊《夜光》開始連載九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連載五十七個月，街談巷議，轟動古城。近五年時間，無論寒暑風雪，每天下午兩三點，便有大批讀者，排在報館門口，等待當日晚報發售。連載到第十三回時，由《世界日報》出版單行本，甫一出版，即告售罄。接連再版，仍被搶購一空。1927年將一集、二集合併出版，也很快脫銷（《〈世界日報〉興衰史》）。
1930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春明外史》，分上下兩函十二冊。讀者爭相搶購，轟動大上海。
北平、上海掀起《春明外史》的轟動浪潮，讓張恨水暴得大名，風光無限。
《春明外史》寫的是報館記者楊杏園的愛情故事，而讀者感興趣的，是該小說鳥瞰北平市民生活的開闊視野，鞭撻社會醜惡現象的冷峻深刻。文中所涉，具有新聞紀實的特徵，為讀者提供社會秘聞野史般的價值。有人說該小說展現了一軸20世紀20年代北京全景式的風俗畫卷。其間有軍閥、官僚、政客、遺老、遺少的醉生夢死、橫行不法，更有窮苦百姓的愚昧和痛苦。
有人將《春明外史》中的人物，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對號入座，認為時文彥是徐志摩，胡曉梅為陸小曼，韓幼樓為張學良，魏極峰乃曹錕，何達是胡適，金士率則為章士釗云云。
《春明外史》連載過程中，還發生過“請命”風波，值得一提。報上連載到小說第二十一回，寫到梨雲身染重痾命懸一線時，讀者紛紛給張恨水寫信，求他筆下留情，無論如何別讓梨雲死去。甚至有些讀者還給梨雲開了治病藥方，挽其性命。
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可證《春明外史》影響之大。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側室鄭秀珍，長得漂亮，且有文化，對潘素無感情。讀了《春明外史》，頗心儀書中的楊杏園，愛屋及烏，對新聞記者大有好感。正巧，結識了當時名小說家張秋生的弟弟，太原報人張慎之。二人一見鍾情，逃到北平，成為夫妻。張慎之入《世界日報》工作，同人便開玩笑：沒有《春明外史》，豈有你們這段姻緣，張恨水是你的月老啊。
張學良讀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歡，便有少帥來訪張恨水之舉。這在北平成為當時的美談。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少帥很愛慕張恨水的才學，欲請張恨水到司令部當秘書。張恨水拱手婉拒。張恨水一家，人口多，經濟尚不寬裕，張學良為接濟他，責成有關部門授予他挂名“參事”，是只領薪水，不參政務的閑職。張學良原本想出自己的傳記，一直無合適人選，希望張恨水妙筆生花，實現自己有傳的願望。張恨水見少帥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諾。但因時勢政局不斷變化，一直未動筆，即不了了之。到了1928年，張學良在瀋陽辦《新民晚報》，特函張恨水為他寫一部長篇小說。張恨水念舊情，遂寫《春明新史》，在《新民晚報》連載，給該報賺了不少人氣。
《啼笑因緣》連載后，社會上有傳聞說，小說中劉將軍搶沈鳳喜為妾，是暗喻張學良。又傳說張學良聞知，擺下鴻門宴，請張恨水到奉天，擬報此仇。張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但張學良非但並未加害，反而以禮相待。宴會上談笑風生，特別還說起關於《啼笑因緣》暗喻之謠言。張學良開懷大笑：“無稽之談！”然後當眾授“東北邊防司令部顧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事”兩職給張恨水。自此，每月給張恨水薪俸一百銀圓。
後來，張學良聽信誣告，將法儲會會長丁春膏下獄。丁夫人到處託人說情無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張恨水。急公好義、秉持公正的張恨水，給張學良致信，質問為何不經調查，聽信誣陷，即抓人入獄。張學良對此函極為重視，下令徹查，發現丁春膏果然為人陷害，於是下令釋放。
張學良因發動西安事變被蔣介石囚禁。1946年，張學良在軟禁中給張恨水寄了兩首詩。張恨水將詩發在他主編的《新民報》上，並寫下沉痛按語：
客有從息烽來者，帶有張將軍新詩兩首，真純可喜，將軍被羈十年矣！各方呼籲釋放政治犯，將軍甚至未被列歸於政治犯之列，而謂以家法處之。十年來探視將軍一家及其左右者，聞達百人。將軍以釣魚種菜為日常功課，晚間在菜油燈下讀書精進。亦以此損害其目力，壯年之身御老花鏡。將軍之兵諫實為神聖抗戰之直接動力。今日抗戰勝利，而東北內戰不已，將軍積壓息烽無以為力，其感慨將何如也！
1919年秋，張恨水從蕪湖到北京，先後在北平《益世報》《今報》《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及多家通訊社任職。他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有機會接觸北平各階層人物，了解各種社會新聞，積累大量豐富的素材，為小說創作提供了資源。《春明外史》便是如此。
《春明外史》在上海格外轟動，怕與小說“描寫社會瑣事，以朋友笑謔”的媚俗審美思維有關。更商業化的上海，對文學的娛樂性、趣味性看得更重。
《春明外史》在上海轟動，打破了京滬兩地文藝相互排斥的格局。20世紀20年代，隨着魯迅定居滬上，全部由共產黨員作家組成的創造社、太陽社也集中到上海，遂有左翼作家為旗幟的“革命文學”運動的勃興，上海成為新文學的堡壘。
但左聯的領導受制於當時黨內“左傾”路線，對左翼文學運動帶來消極影響。他們忽視了北平這座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發祥地並沒有喪失自己的活力。培養文學新人的全國一流高校仍在，胡適、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的周圍，依然集合著一批進步的有創作水準的作家。他們雖然沒有組織，卻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鮮明的特色。左聯的宗派主義，排斥這些進步作家，造成上海和北平的作家的疏離，形成京滬作家各據地盤，各自為政，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北平的報刊少有向上海作家約稿的，上海的報刊更鮮有找北平作家徵文的。張恨水的作品，打破了這一平衡。
1932年春，繼《春明外史》后，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金粉世家》在北平《世界日報》副刊連載了六十四個月後，燦然收官。這是張恨水在報紙上連載時間最長、最為轟動，也是給張恨水帶來更大榮譽的作品之一。
《金粉世家》借“六朝金粉”的典故，以豪門公子金燕西與平民少女冷清秋的愛情故事為主軸，深刻地反映了北洋軍閥統治下貴族之家由盛而衰的命運，透視出官宦之家的種種腐朽、齷齪的生活與思想態貌。小說通過金、冷的愛情悲劇，探討了不同門第的婚姻觀、道德觀和人生觀是否可以調和的問題。小說篇幅很長，故事並不複雜，講的是金燕西以各種手段騙取了冷清秋母女的歡心，然後未婚先孕，倉促成婚。但金燕西稟性難移，仍在外尋花問柳。金父暴死，更無約束，放浪無羈。見家境敗落，遂又與新軍閥之妹白秀珠勾搭，與冷清秋感情徹底破裂。在一場大火中，冷清秋攜子逃離金府，始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小說圍繞着金、冷的愛情悲劇，展示金府這個權貴之家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充滿血腥的鈎心鬥角。作者在寫金燕西之父國務總理金銓時，並未將他寫成陰險毒辣或酒囊飯袋式的政界人物。金銓是一位順應時代潮流、開明通達、胸襟開闊的人物，同時又是道貌岸然、在不同場合變換面孔的偽君子。二者的統一，使金銓並未成為象徵性人物，而成了性格複雜的真實而鮮活的“這一個”。通過金燕西、金銓的塑造，寫出了金家兩代人在倫理道德畸變中各種矛盾和情感變異中的人性扭曲。在當時，小說已具有真正的文學意義，達到很高的水平。當然，小說為迎合讀者趣味，在揭露權貴糜爛生活時，採用了自然主義的描寫，其美學旨趣受到影響，但仍不失為張恨水的傑出作品。
《金粉世家》很快就拍成電影，電影院觀眾如潮。評書藝人改編成評書，天橋一帶的茶社，聽說書的人滿為患，再加上廣播電台廣播，《金粉世家》家喻戶曉。
如同說書之“無巧不成書”，《金粉世家》連載之時，也發生“請命”風波。老報人萬枚子讀到冷清秋在那場大火中攜子出走，竟與夫人泣淚漣漣。讀者讀到頤和園昆明湖畔發現冷清秋丟失的鞋子，預感不妙，信函如雪片紛紛飛到張恨水那裏，都不讓張恨水寫冷清秋殞命。當時北平著名畫家許君武，也寫信給張恨水，語氣頗為不敬地指責他“筆下無情”。
魯迅的母親魯瑞與街坊鄰居一樣，也是張恨水的忠實讀者。從1934年魯迅從上海寫給母親的信中得知，張恨水每有新作，魯迅便購其書孝敬老母。信中說：
三日前曾買《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張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書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過，不知內容如何也。
讀此信，讓人感慨，母親不讀兒子鋪天蓋地的大作，反而偏偏喜歡不入兒子法眼的張恨水的作品。魯迅自己不看別人的作品，卻總有對“鴛鴦蝴蝶派”的討伐和嘲諷。
1929年5月，經人介紹，幾次赴滬的張恨水，與上海《新聞報》副刊主編嚴獨鶴相識。於是便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自1930年3月起，連載於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之事。
嚴獨鶴生於1889年，卒於1968年。名楨，字子材，浙江桐鄉人。也是一位在上海很有名氣的通俗小說家。1922年在《紅雜誌》上發表的《紅》和《月夜簫聲》就是其代表作。《紅》以委婉細膩的筆觸，寫了一個情節錯綜複雜的傳奇故事。小說於淡淡哀愁的情調中，寄予對一個孤苦少女悲慘命運的同情，表達的是世俗化懲治感情不忠者的舊式主題。后被改名“女客串”搬上舞台的《月夜簫聲》，表現一個吹簫女的喜、悲與哀傷的心境。小說情節曲折起伏，場面情景交融。簫聲三吹，或幽雅，或幽咽，或幽細，情緒變化皆在其中，與當時這派小說的流水賬式的敘述，大不相同。
兩個審美趣味相投的文友一見如故，張恨水痛快答應嚴獨鶴之請，將自己的新長篇小說《啼笑因緣》交由上海的《新聞報》連載。當然，這裏張恨水也有自己的考慮。《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都是在北平的報紙連載，因與這座古城的精神氣質相融，成了北平氣質沉潛溫和的一種小說流派代表，大受歡迎自有此因。但上海的通俗文學也有自己的“海派”特點，且也有一群如張舍我、周瘦鵑、包天笑、秦瘦鷗等作家，坐地為王。他要在上海灘闖出一番天地，必須靠自己的小說。他們提倡的“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眾生皆情人”（《愛之花·弁言》）的創作宗旨雖由“大團圓”轉到“偶見悲劇結局”已有進步，兩相比較，張恨水心中仍底氣十足。但《啼笑因緣》發表后，在上海引起的甚於北平的轟動，他始料未及。話劇、滬劇、京劇、粵劇、評彈、電影紛紛移植，小說再版二十次以上，甚至讓他有些震驚。
張恨水寫《啼笑因緣》，緣於北平的一個新聞。一個姓田的旅長，看中了一個有姿色的唱大鼓書女藝人高翠蘭，然後將她搶走。高翠蘭父母向田索討身價銀兩不遂，而將他告到法院。經審理，田被判刑入獄。高卻對田有好感而不忘情，回到家中，常與父母哭鬧，引起鄰居和新聞界注意（《章回小說大家張恨水》）。
張恨水抓住這一生活素材，並加以改造。將本不具備悲劇品格的因素篩汰，顛倒違反生活本質真實的人物關係，使之符合社會本質真實，使小說獲得質的飛躍。《啼笑因緣》寫的仍然是愛情悲劇。愛情美好，卻演變為悲劇，是社會的畸形和黑暗造成的。具有鮮明的社會悲劇特性。身處社會底層、幼稚柔弱的女主人公沈鳳喜自身，有性格弱點，無力抗拒陰謀和暴力，但在尚師長的威逼之下，被掠入劉府後，還是發出“這是什麼世界！北京城裏，大總統住着的地方，都是這樣不講理”的怒吼，無疑是對黑暗社會的控訴和抗爭。小說不僅寫出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真摯，還揭示出這美好愛情的悲劇，正是社會的畸形與黑暗造成的，是反動軍閥製造的社會悲劇。
細究張恨水的小說大受讀者的喜愛，引起新舊文學陣營高度重視、產生社會轟動的原因，其實並無什麼獨門秘籍。說到底，張恨水的小說，是遵循文學自身規律創作的結果。首先，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敘事時講究故事情節的跌宕和曲折；其次，注重人物的塑造，運用傳統的神貌刻畫，“以形寫神”外，還融入了歐洲小說特點，加強人物心理刻畫和地方風俗景物描寫；最後，是語言既平白如話，又清麗流暢，搖曳多姿，特別是有北平的語言神韻，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比起當時所謂的“革命文學”的主題先行、蒼白空泛，廣大讀者爭看張恨水的小說，合乎邏輯。
但是，當張恨水到江南辦事，目睹處處爭看《啼笑因緣》時，真是受寵若驚。他所到之處，“上至黨國名流，下至風塵少女，一見着面，便問《啼笑因緣》”，甚至讓他匪夷所思。
筆者為寫此卷準備資料時，發現《啼笑因緣》曾引發一場官司，伴着全民閱讀《啼笑因緣》熱熱鬧鬧地折騰了一場。1931年，上海明星電影公司購得《啼笑因緣》的電影改編拍攝權，並組成當時大熱的明星胡蝶、鄭小秋等為主演的強大陣容。孰料素與明星電影公司有積怨的上海大華電影公司的顧天為，聞訊后，速將《啼笑因緣》改編成劇本，在不違反著作權法的前提下，搶先在內政部申請到准拍執照。又與青幫老大黃金榮勾結，誘以高酬挖明星公司的主要演員。只有主演胡蝶恪守做人的道德和行規，不為所動。於是，社會上便有胡蝶與張學良在北平只顧跳舞行樂，不積極抗日的謠言廣為流傳。顧天為為了將胡蝶與張學良的緋聞坐實，很快又排成以胡、張傳聞為內容的新劇《不愛江山愛美人》，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
張恨水素有正義感，他對將素不相識的張、胡硬扯在一起，詆毀兩個清白的人甚為不滿，於是站出來，公開支持明星電影公司。
次年6月，明星電影公司拍成《啼笑因緣》第一集有聲電影。影票一搶而光。但南京大戲院座無虛席以待開演之時，一群法警突然闖入影院，要求立即停映。明星電影公司只能向法院交了三萬元，影片方得以放映。其實，這都是顧天為在背後搗的鬼，他見又未得逞，便再請黃金榮出面，活動內政部下令《啼笑因緣》停映。在上海灘，法律只是一個擺設。后明星電影公司無奈，只能請更大的黑幫老大杜月笙出面斡旋，大律師章士釗任法律顧問，最後還是讓大華電影公司敲了十萬大洋竹杠，此案才宣告了結。呼嗚，此不啻張恨水另一部小說是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震驚，國民憤慨。
在這民族存亡之際，張恨水道：
“九一八”國難來了，舉國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是個書生，是個沒有權的新聞記者。“百無一用是書生”，惟有這個時代，表達得最明白。想來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盡其所能為罷，也就只有如此聊報國家於萬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
張恨水雖有書生意氣，但又是個不尚空談、崇真尚實，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家。他僅用了兩個月，就創作並自費出版了《彎弓集》。彎了弓射日，集子中的小說、詩詞、散文、劇本，皆是以抗禦外侮、激勵民族奮勇抗日為主旨的。他在序中痛陳“寇氛日深，民無死所”，深感“心如火焚”，“今國難臨頭”，當“必興語言，喚醒國人”。
上面所提《太平花》者，是當時與《滿城風雨》同在報紙上連載的兩部長篇小說之一。自九一八事變后，都陸續加入抗擊日寇的內容。
1933年春，當局還未與日本全面開戰的形勢下，張恨水根據在東北軍當過連長的學生提供的真實故事，創作了長篇小說《楊柳青青》（又名《東北四連長》），“給大人先生一點諷刺”（《寫作生涯回憶》）。又在創作《啼笑因緣續集》時，讓主人公關壽峰、關秀姑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成為殺日寇而捐軀的英雄。
1934年春，張恨水還曾帶一工友到陝、甘地區考察。走了二十多個縣，目睹西北地區民眾生活艱難的種種慘狀，歸北平后，創作了《燕歸業》《小西天》等作品，儘力對社會上層黑暗、民生疾苦及社會多種矛盾進行揭示。
1935年，日本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請人帶《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兩部書並一封信，找到張恨水。請他“賜予題籤，藉留紀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張恨水見信后，留下土肥原賢二交上的兩本書，而取一本宣傳抗日的《啼笑因緣續集》，在扉頁上寫了“土肥原先生囑贈，作者時旅燕京”，交給來者。來者見題字，大駭，忙勸之，萬不可開罪土肥原賢二，不然先生及家人將遭殺身之禍。張面帶微笑，從容道：“土肥原有來懇我題籤雅量，即有任題何簽、贈何書之雅量。否則，王莽謙恭下士之狀未成，而反為天下讀書人笑也。”來人悻悻持書而退。
土肥原賢二拿到書，見題籤勃然大怒，但表面卻強裝出大度之態。過兩日，贊其書曰：描寫生動如畫，真神筆也！
為土肥原賢二題籤之事，是否有演繹成分，不可考。但考張恨水之為人、性格，乃可採信也。君可讀張恨水之《人·旗》《隔夜小評》兩小文，便應信其真：
九月十八日，國恥紀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執信先生殉難紀念，又下半；九月二十二日，譚故院長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國人民忙，連做中國的旗子也升不起來。（《人·旗》）
在國畫展覽會裏“偷”一幅《江山無盡圖》，落一個“賊”的名稱，不免到巡捕房裏吃官司。索性去搶人家的“無盡江山”，那又怎樣？（《隔夜小評》）
以張恨水之秉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齣戲弄土肥原賢二的妙劇，給沉悶的北平添些熱鬧，長長國人神氣，好啊！
張恨水如此積極宣傳抗日，心狠手辣的土肥原賢二怎能放過？他曾向北平的張學良正式提出抗議，並將張恨水列入黑名單，特高課隨時可動手除之而後快。
1935年，秋風蕭瑟中，在友人的勸說下，張恨水被迫暫時告別北平，到南京去。張恨水有詩記此事：
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離散舊家。
從詩中可以讀出，張恨水離別給他帶來太多榮譽的第二故鄉北平時，那深深的眷戀之情。
1936年夏，張恨水又推出《鼓角聲中》《中原豪俠傳》兩部新書，在他和報人張友鸞合辦的《南京人報》上連載。兩書要麼意在提醒世人不忘日寇侵略之威脅，要麼告訴人們加強民族意識。短短几年，張恨水發表許多表現中國抗日的相關作品，兌現了自己在《彎弓集》自序中的“喚醒國人”的一介書生的莊嚴承諾。
“半是儒家半釋家”
——《五十自壽》與重訪日本“尋夢”的周作人
1933年4月，北平城風沙正烈。中國正是內憂外患、國難當頭的“昏黑的年頭”。此年年初，胡愈之在當時中國的第一大刊《東方雜誌》策劃了一個“新年夢想”的“征夢”活動。胡愈之在“征夢信”開頭這樣寫道：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刺刀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兩個甜蜜的舒適的夢。
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學者，在《東方雜誌》上訴說了二百五十個“夢想”。確為此數，非在此調笑。
魯迅先生自然不參與“做夢”，他在《聽說夢》中說：夢“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果然不幸言中，讓這麼多名流學者集體“做夢”，終究惹出麻煩。在各方高壓之下，胡愈之被商務印書館辭退。離他元旦寫徵稿信過了三個月。最先破夢的，不幸竟是提倡“做夢”的人自己。
周作人在八道灣的書齋無夢也無波瀾。長女周若子病死後，周作人變得沉默而消沉。
4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不少學人在宣武門外下斜街浙寺為李大釗舉行公祭。在哀傷的氛圍中，周作人帶着一個花圈並奠儀十元，出現在公祭會上。為李大釗辦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還是參加了，去告慰李大釗的英靈，死者畢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讓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釗赴死，而身後蕭條。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寫信給胡適，希望出售李大釗的遺著，以幫助李大釗一家人擺脫經濟困境。
公祭前幾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歿后，其從侄即為搜集遺稿，閱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為難，終未能出世。近來灤東失陷，樂亭早已為偽軍所佔，守常夫人避難來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維，擬以奉詢先生，未知群眾圖書公司可為刊印否？
后經反反覆複議事，想了很多辦法，刊印李大釗遺著，一直沒有結果。
洒脫的周作人，同樣也有陷入俗事的時候，老三周建人早就離京到上海工作，魯迅又攜許廣平定居上海，西三條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實周作人主要是經常去西三條那裏送生活費，順便看看老母。若說悉心照料魯瑞的，應該是魯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與魯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過去有許多文章站在魯迅一邊，極力詆誣信子的乖張，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時間，魯瑞經醫生診斷患了腎炎，醫生囑咐以西瓜為葯。一試，果然見效。但夏秋兩季西瓜好買，到了冬季何處去覓？這難壞了魯瑞和朱安。信子為人聰慧，在朱安痛苦無法時，想出了一個辦法，即西瓜上市時節，她和朱安大量買入，然後二人將西瓜汁熬成膏，密封於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魯迅離開北京后，每逢年節，特別是魯老太太壽誕之日，周作人和信子總會在一家有名的飯莊為母親辦一桌豐盛酒席，送到西三條。
魯迅當然也惦記着老母，從不拖欠西三條的生活費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錢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時定量，物價漸漲，也從不增添。發生戰亂，南北斷郵，魯迅還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處存了一筆錢，以備不時之需。當然，魯迅對寄錢也會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為李大釗遺著出版無望而着急的時候，魯迅給西三條的母親寫了一封這樣的信，意味深長：
家中既可沒有問題，甚好，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為難了。
信中有股怨氣，諸君自會看得出。魯迅在上海，過着的當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費、版稅，加上蔡元培給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辦事的可觀收入，每月給老母還有他死不認賬的法定媳婦朱安的生活費，本區區小數，何至抱怨？
大約在1931年，“吾家予同”還稱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周作人聞之，在給俞平伯的信中，稱此語“大誤”，並說“自審近來思想益銷沉耳，豈尚有五四時浮躁凌厲之氣乎”。
周作人說的是事實。20世紀20年代末，新文學隊伍急遽地分化改組，大部分新文學作家隨時代前行，但像周作人這類作家，卻未跟着時代步伐前進，而是從“站在歧路的中間”，走上一條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發表的《閉戶讀書論》一文中說：
宜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關起門來努力讀書，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可以得道，可以養生，豈不懿歟？
閉門讀書，並無過錯，但在新舊鬥爭如火如荼的時候，躲進書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蟲魚小引》發表，文中說：
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台，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
又兩年後，他在北平輔仁大學講課，后將講稿加工整理成《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由人文書店出版。書中102頁，有這樣的話：
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
關於《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的成書，非周作人有意為之。輔仁大學英語系一年級學生鄧廣銘，聽完周作人六次演講后，將完整記錄拿給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講，並無講義，連提綱都沒有，見鄧廣銘絕少錯誤、條理分明的記錄稿，甚是驚喜，稍加校改就交給人文書店出版。該書得稿費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給鄧廣銘，說這是他應得的酬勞，鄧廣銘拿去買了一套線裝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聽過周作人演講者，無人不知滿腹經綸的“京兆布衣八道灣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寫得漂亮，“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裏，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前人評詩，以‘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來說明神韻。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韻’”（曹聚仁語）。與周作人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的散文風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實在不能恭維了。“第一堂課聽畢，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窩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課，剩下的就是真正選習的二十餘人罷了。”（柳存仁語）鄧廣銘能耐心將周作人帶着濃重紹興鄉音且乾巴巴的表述聽下去，並做了完整的、有條理的記錄，這真讓周作人大喜過望。他欣然將稿費全部贈予，實際上是一種報答。
周作人停下前進的腳步，向後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學作家、批評家的批評。但他並未改弦更張。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先後出版了《永日集》《看雲集》《苦口甘口》《書房一角》《夜讀抄》《苦茶隨筆》等十部散文集。從藝術上看，依然是閑適和洒脫、幽默和諧趣，但作品的戰鬥氣息日漸淡薄，苦味、消極、頹唐越來越濃。雖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將。但隨着沈從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見黯淡。
1934年，夏衍稱該年是“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嚴酷的時期”。進步的作家，奮而與之抗爭。這是胡適等作家、學者“彼此共同負責”聯手爭取言論自由的時代。
3月5日，沈從文在《國聞周報》上發表《禁書問題》一文，對國民黨當局禁書提出質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當局群彥中，竟無一人能指出它的錯誤，實為極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陳獨秀身在上海獄中，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獨秀文存》第十版，始無前例地印了兩千冊。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終審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周作人迎來了他的五十壽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們不妨讀讀他的兩首自壽詩。兩詩發表在該年4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創刊號上，冠以“五秩自壽詩”的大標題，並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舉乃林語堂精心操辦，同時還發表了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三人的《和豈明先生五秩自壽詩原韻》。
周作人自壽詩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其詩二曰：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一眼便可看出兩詩所詠“出家”與“在家”，寫的是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境。這種矛盾，不僅僅屬於周作人個人，更屬於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體。他們在五四時期培植出的“主義”和信仰，隨着歷史和時局的深刻變化。看似他們轉而追求閑適，甚至心向佛禪，但靈魂里卻有太多的苦澀。
錢玄同率先和詩抒懷：
但樂無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沒袈裟。
腐心桐選誅邪鬼，切齒綱倫打毒蛇。
讀史敢言無舜禹，談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凜冽懷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與周作人的閑適與消極相比，錢玄同的詩中，有與舊文化搏殺中的快慰和豪氣，戰鬥精神還在。雖然他說這詩“是自嘲”，“火氣太大，不像詩而像標語，真要叫人齒冷”。真有點“自嘲”的味道，但戰士的靈魂沒有蝕盡。
林語堂以其詼諧個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灣居士豈明老人五秩詩原韻》，輕鬆有餘，苦味不足：
京兆紹興同是家，布衣袖闊代袈裟。
只戀什剎海中蟹，胡說八道灣里蛇。
織就語絲文似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別來但喜君無恙，徒恨未能共話茶。
胡適作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運動時的老戰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壽時自然也以和詩來祝賀，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詩》《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兩首詩助興。
其一：
先生在家像出家，雖然弗着倽袈裟。
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
吃肉應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種芝麻。
想來愛惜紹興酒，邀客高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間專打鬼，臂上愛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緣怕肉麻。
能幹大碗酒，不品小鍾茶。
胡適在《致周作人書》中自注曰：“昨詩寫吾兄文雅，今詩寫一個流氓的俗氣。”從詩中，我們可以讀出胡適對閑適、消極的周作人，並不贊同，甚至有嘲諷、批評的味道。二人對人生的選擇也大相逕庭。
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學任教的蔡元培，是講究朋友之道的，也從外地寄來和詩三首。這裏只選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壽韻》：
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袈了裟。
（吾鄉小孩子留髮一圈而剃其中邊者，謂之沙彌）
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添蛇。
六么輪擲思贏豆，數語蟬聯號績麻。
（吾鄉小孩子選炒蠶豆六枚，於一面去殼少許，謂之黃，其完好一面謂之黑，二人以上輪擲之，黃多者贏，亦仍以豆為籌馬；以成語首字與其他末字相同者聯句，如甲說“大學之道”，乙接說“道不遠人”，丙接說“人之初”等，謂之績麻）
樂事追懷非苦話，容吾一樣吃甜茶。
（吾鄉有“吃甜茶，講苦話”之語）
蔡元培的詩，如其人，豁達、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讀了前輩同鄉的詩后，有異乎尋常的反感，竟然不予與其他友人的詩一起發表。直到幾十年後，靠寫介紹魯迅有關文章苟活時，為了賺取稿費，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詩發表。發表時，周作人特別介紹道，“署名則是蔡元培，並不用什麼別號，此於遊戲之中自有謹厚之氣”（《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
當時按住不發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錄》中揭曉：蔡元培“此時已年近古稀，而記敘新年兒戲情形，細加註解，猶有童心；我的年紀要差二十歲光景，卻還沒有記得那樣清楚，讀之但有悵惘，即在極小的地方，前輩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語，他與其鬩牆兄長在對待一直扶掖他們上進的蔡元培的負恩、仇恨，何其相似乃爾。其實，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們的骨子裏的兄弟情，從未斷絕。魯迅在上海讀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之後，深有感觸，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
對此，後來周作人說：“當時經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蒂芥，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適在致周作人的信時，曾抄錄了署名“巴人”所寫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原韻》，和詩的目的很明確，有“刺彼輩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幾個無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稱袈裟。
大家拍馬吹牛皮，直教兔龜笑蟹蛇。
有“刺從舊詩陣營打出來的所謂新詩人復作也”者，如：
失意東家捧西家，脫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詩終類狗，舊詩再作更畫蛇。
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釋醜態也”者，如：
充了儒家充釋家，烏紗未脫穿袈裟。
既然非驢更非馬，畫虎不成又畫蛇。
此外，還有兩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劉半農博士也”。謾罵鄙陋，不值一提。
胡適將“巴人”的“和詩”，抄給周作人，並非贊同“巴人”對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譏諷，但藉此敲打一下過於消極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對此信表現得很淡然，正如他與胡適間的友誼。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這種感情，說胡適“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惟如為了投機而罵，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當初不曾熱烈地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地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但令周作人沒想到的是，《五十自壽詩》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首先發難的是，《申報·自由談》發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間何世？》並附和詩一首，中有：
不趕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
選將笑話供人笑，怕惹麻煩愛肉麻。
接着，胡風出馬，他無和詩雅興，以一篇《“過去的幽靈”》直截了當地批評周作人，當年為詩的解放而鬥爭過的《小河》的作者，現在居然在這裏“談狐說鬼”，“對於小鬼也一視同仁了”，指出這是周作人“內心的幽靈”又復活了。
姑且不論胡風對《五十自壽詩》的批評是否正確，這類以革命為旗幟的文藝批評，一直存在脫離文學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連周作人表現閑適、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簡單粗野地討伐，“革命文學”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筆者以為，這次由《五十自壽詩》並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詩，可視為對那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審視，誠如評論家錢理群所說，從他們的詩中，可見“有無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閑適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嘆息，拚命向前的掙扎”。
然而，帶有悲劇意味的是，這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複雜的內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時代革命作家的認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時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學史家對過去錯誤判斷的匡正。
就在胡風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壽詩》為先導，開展一次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想交鋒的時候，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如前文所述，魯迅突然站出來，替弟弟主持公道。
1934年4月30日，魯迅在《致曹聚仁書》中說：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遂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魯迅為其弟辯護，理與情皆站得住腳，但何苦非要順帶罵與之不睦的同類呢？
《五十自壽詩》風波之後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為期近一個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鑒於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中日關係已十分緊張，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會引起種種猜想。
讀過周作人文章的人，都會知道他對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將日本視為“第二故鄉”，勝於曾讀書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對有六年讀書時光的東京尤為懷念，有他寫的《葯堂雜文·留學的回憶》一文為證。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還充滿深情地回味東京特有的溫馨（《知堂回想錄·日本的衣食住》）。
按一些人的說法，周作人此行僅僅是為了“訪舊”和“重溫舊夢”。甚至還扯出並極力渲染周作人當年留學時的一段情緣。當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見館去買書，結識了館主人之妹乾榮子。乾榮子或給客人端茶，或幫人拿書，一雙赤足，輕盈地在小屋裏走動……不錯，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記，確有關於夢見乾榮子的記載：夢中，乾榮子“問陋字如何寫，末有一豎否”，周作人答，“君寫字必精進，何不為書一紙，即‘色紙’可耳”。為此夢，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經常爭吵。由此就斷定周作人到東京圓夢，就未免荒唐。
另一種揣測，說此次訪日，“主要是追懷與尋訪明治文學”。似也不太搭調，明治時代早已過去，周作人年輕時所景仰的明治時的文學大師夏目漱石、森鷗外等早已先後辭世，僅存的謝野寬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謀面。僅見到被他稱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為文壇的重鎮”（《立春以前·明治文學之追憶》）的島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國文學會的宴會上，一次是藤村約友人小酌。那時藤村已六十三歲。此外，還見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實篤。僅此而已。故尋訪明治文學之論也不足採信。
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許戲劇性。自20世紀20年代始，因二人個性、文藝觀有所不同，二人曾有過幾次文字之爭。1920年10月10日的《學燈》上，同時發表了周作人翻譯的波蘭小說《世界的霉》、魯迅的《頭髮的故事》，還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對此，心高氣傲的郭沫若甚為不滿，他在給李石岑（《學燈》編者）的信中說：“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此當時著名的“牢騷”，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爭論。郭沫若后又批評周作人重譯的《法國的俳諧詩》，“純粹的直譯、死譯，那隻好屏諸文壇之外”（《批判意門湖譯本及其他》）。
對周作人不予回應，錢玄同、鄭振鐸諸友既為之憤憤，又為之怨怨。那時，文人之爭，有時如小孩過家家，無理取鬧，意氣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應，或許是最聰明的對應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籌辦北京大學日本文學系時，曾邀請過剛從日本醫科大學歸國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計劃，后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令二人沒想到的是，有過筆墨之爭的冤家對頭，竟在日本的一次友人聚會時不期而遇，互睹尊顏。周作人在7月30日日記中，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來訪耀辰，共談良久而去”的記載。此後又有多次會晤。從各自的日記可證，周、郭二人的恩恩怨怨有所消弭。
回過頭來，再說周作人日本之行的目的。筆者以為，“訪舊”“重溫舊夢”皆有之。要緊的是，人們對周作人此次訪日的結果有所忽視。中日兩國交惡，日本正一步一步推進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以日本之強大、中國之孱弱，戰爭全面爆發，其結局，重遊日本的周作人心中是有數的。他脫去老僧的袈裟，身披日本太陽旗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重訪日本，然後走向深淵，這之間是有邏輯關係的。
“爭自由的方法在於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
——國事日蹙，胡適創辦《獨立評論》
1932年伊始，《中學生》雜誌向魯迅問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你將對他們說些什麼？
魯迅做出這樣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對中學生說要“爭取言論的自由”，有些難為孩子，但魯迅說出了進步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及道義的選擇。
其實，如前所述，早在兩年之前，胡適就出版了《人權論集》，不僅要求言論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人權論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報紙如何可以為民眾說話》，批評國民黨摧殘言論。7月24日，又在社評《言論自由與立言之態度》中，明確指出“錮閉思想、干涉言論”是國民黨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號召民眾為言論之自由奮鬥。胡適稱之“中國新聞報紙以天津為第一”。
10月，胡適就言論自由發表談話，提出：取消一切新聞檢查機關，報紙新聞不得限制，黨部宣傳部對言論，可提出糾正或辯論，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適斷然拒絕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職的請求，在回信中說：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點思想言論自由，使我們能夠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我對於政治的興趣，不過如此而已。我從來不想參加實際的政治。
胡適以這樣的諍言，回擊一些別有用心者對他的詆誣，嚴守政治貞操，“愛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對比魯迅要中學生“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義作家在反對國民黨“錮閉思想、干涉言論”之戰中，沒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結成了統一戰線，相較之下，自由主義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國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產黨開除的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軍政部法司候審。胡適積极參与營救，不成，便請求當局將陳獨秀案由軍法司移交司法審判。營救期間，他特意在北京大學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充分肯定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的巨大貢獻，甚至對他將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結合的實踐，予以高度讚譽。這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還沒有哪位“革命文學”史家，有這樣深刻的眼光。
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上，專門發表了傅斯年的《陳獨秀案》，為陳氏辯解。指出陳獨秀“背後無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當局“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被魯迅多次抨擊的傅斯年，在文中還為共產黨領袖李大釗的犧牲正名，說“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為共產黨而死，也為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適、傅斯年等人的積極營救和褒獎，令獄中的陳獨秀深為感動，是年的12月1日，他給胡適寫了一封感謝信，最後說：
先生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傳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
信中借“不廢江河萬古流”句，讚揚了胡適的學識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歷盡沉浮滄桑、政治坎坷的命運，表達了對老友人生道路選擇的由衷企慕。
胡適在當“王者師”的立場上，一直堅持在“山野”不參加政府的清流姿態。比如，1933年春，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曾多次力邀胡適“出山”，參加政府工作，其言辭懇切，態度謙恭。胡適不為所動，恪守諾言，予以回絕。表現了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堅持做“王者師”的思想領袖，意識到對國家民族肩負的歷史責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衛的信函中說：
與先生一同為國家服勞出力，無論誰人都應該感覺這是最榮幸的事。但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胡適此函，符合他的為人處世態度，話語間混有謙沖客氣，也並不掩飾自己發自肺腑的真話，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願意做國家政府的“諍臣”“諍友”。有人藉此攻擊胡適骨子裏與國民黨站在同一政治立場，而忽略了胡適與國民黨政府的心理距離和思想哲學上的深刻歧異。不要忘記，沒過去多久的那場胡適發動的人權運動中，胡適與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激烈對抗的風波。胡適不信任國民黨政府也是事實。但悲劇是，正如《胡適傳論》的作者胡明所說，“胡適所扮演的‘諍臣諍友’角色，無疑也是最典型、最純正、最有風骨氣節的（胡適常批評‘南京政府的大病在於文人無氣節，無肩膀’）”。胡明在書中“舉了一個實例”，說1934年2月5日，胡適與孫科有一次談話。
胡適對國民黨政府、領袖與群臣進行了批判和勸諫。其中說蔣介石一人專政，操縱一切，雖“人人皆認為不當，而無法可以使抗議發生效力……蔣介石趕來開中政會，他主席，精衛報告，全會無一人敢發言討論，亦無一人敢反對”。胡適問道：“你們一班文治派何這樣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種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張？”可見，胡適對國民黨內的文人是鄙視的，對國民黨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適的日記載有：“近幾個月來，《獨立》全是我一個人負責，每星期一總是終日為《獨立》工作，夜間總是寫文章到次晨三點鐘。冬秀常常怪我，勸我早早停刊。我對她說：‘我們到這個時候，每星期犧牲一天做國家的事，算得什麼？不過盡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過一點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適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複了日記的內容，他對日漸消沉的老朋友說，自己所以努力工作於《獨立》，“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獨立》者，《獨立評論》之謂也。創刊時，正值淞滬戰事結束，“上海停戰協定”簽訂。
胡適重返北平。九一八事變爆發，一·二八淞滬戰起，偽滿洲國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長城決戰，熱河淪陷，“塘沽協定”簽訂……
胡適悲憤地嘆喟：“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幹些什麼呢？”
胡適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當“飯桶”，他們能為國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學藝術，進行輿論動員。他們決定創辦《獨立評論》。後來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寫了創辦《獨立評論》的經過：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裏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裏或在歐美同學會裏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其實，在議論辦《獨立評論》時，胡適和丁文江並不主動，甚或有些猶豫。《新月》的黯然隕落，辦《努力》周報的艱難，他們有太多的體會。當然，這辦刊物的種種苦處，並未澆滅他們心中要為民眾發聲的火種，於是在蔣廷黻、翁文灝、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動和堅持下，胡適和丁文江為民眾說話的良知、責任之火，又熊熊燃燒起來。接着，按辦《努力》周報的舊例，每位社員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齣資，共籌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證《獨立評論》面世。
一直在胡適家擔任《獨立評論》編務、發行及校對的章希呂，在1936年3月23日日記中記有一詳細基金總表。其中，出資最多的是顧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適、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吳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還有張奚若從《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獨立評論》。
在胡適等人悉心的籌備下，《獨立評論》終於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適為刊物寫了《引言》，闡明其宗旨和方針：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據自己的觀點，發表自己思考的結果了，而且是批駁胡適的。有位叫申壽生的，在《獨立評論》發表一篇挑戰胡適的文章。一字不漏發表此文的編輯，正是被批評者胡適。胡適非但不介意申壽生出言尖刻不遜，還稱他為“可愛的純潔的青年”。過了一年，又是這位申壽生，再次寫文章批評胡適關於學生運動的觀點，說胡適這些觀點，是“為奸人作前驅的‘理論’”。此文又經胡適之手，發在《獨立評論》上，並在“後記”中，寫下這樣一段令人感動的文字：
壽生先生是北大一個偷聽生，他兩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從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愛護北大，也愛護學生運動。
《獨立評論》“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辦越好，胡適的“敬慎無所苟”的言論態度與辦刊方針，深受讀者喜愛。發行量“增加了一萬”，這在當時算是極暢銷的明星期刊了。
當時，同人刊物不少，魯迅等人辦的《莽原》諸雜誌，大都是同人合辦。而《獨立評論》同人撰稿，不收稿費，在自己園地里說自己要說的話，既不肯遷就低級趣味，不肯濫用名詞，又無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這樣的期刊為數不多，甚或獨樹一幟。
《獨立評論》自創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盧溝橋事變、北平戰事吃緊而停刊。據胡適自己統計，該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發表政見，自如批評政治、政府為內容的檄文，社會反響很大，有口碑。胡適自稱“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因為《獨立評論》對政府當局有激烈尖銳的批評，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將軍主政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查封。胡適旋即利用新聞界表示抗議。以胡適的人望和社會影響，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幫助，三個月後，《獨立評論》復刊。
1952年，胡適在《新聞獨立與言論自由》中說：
宋哲元在北方的時候，那時是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我新從國外歸來，一到上海就看見報紙上說“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把《獨立評論》封了”。這是因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給我一個下馬威。那時我也抗議，結果三個月後又恢復出版……為什麼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裏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二十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並沒有秘訣，還是我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文章中，第十一號丁文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別重視。這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第一個在國民黨大肆“圍剿”共產黨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讓共產黨“有對於人民宣傳他們信仰的機會，使他們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可能”，“共產黨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張。文中，丁文江還寫道：“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要做共產黨，也要鬧風潮。”
《獨立評論》發表丁文江這樣的政治主張，無異於公開挑戰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可看到丁文江們對共產黨潛在的同情與景仰。但史家們一直遮蔽這些歷史。
丁文江這篇鴻文，引來了一個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對“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而主張國民黨式的“嚴刑峻法”。胡適參與了討論，旗幟鮮明地站在丁文江一邊，並提出要建設一個“有計劃、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國民黨的一些狹窄的小算計，很難負擔起真正建國的大責任。
早在《獨立評論》第六期，有胡適與丁文江合寫的《所謂剿匪問題》，就表達了他們對國民黨“剿共”政策的態度。文章說：
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勢力……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共產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齎寇兵，資盜糧”造成的……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政黨……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
在《獨立評論》第十一號，還有蔣廷黻的文章《對共產黨必須的政治策略》，建議承認共產黨佔領區現狀，但在國民黨控制區“實行和平土改，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黨綱”。
從上面的文章中，我們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並沒有像當時魯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資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後來大部分文學史家定性的，是“反動的知識分子”。事實是，起碼在那個國民黨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適們是同情共產黨的，並站出來仗義說話的。
這裏還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當時的共產黨領導們，非但沒有視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敵人，還把他們當作可以信賴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鄭重討論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一文，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使國民大會建立起民主統一的政治基礎。
《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獨立評論》。雖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邊區《解放》雜誌的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不便再在《獨立評論》上登載，但胡適卻發表了陶希聖之《論開放黨禁》一文。該文提的三條意見：一、國家不可以反，國民黨可以反；二、國民黨放棄一黨專制；三、“是黨就可以合法，是黨就可以當選”。《獨立評論》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是的，《獨立評論》在黑暗如磐的時代，是社會精英、民國清流獨立發表見解的平台，是知識分子表達理性思考的陣地。因為他們獨立的聲音，使昏暗罪惡的王朝天幕下，閃現出瑰麗輝煌的光與色。
這也是胡適生命長河中，最具生命力、戰鬥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為澎湃壯麗的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