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國二十一年（1932）

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在北平創辦《獨立評論》周刊。陳獨秀被捕，文化界聲援。

1932年，是繼續內憂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識分子“堅持獨立發言”的一年。

1月，羅隆基在天津《益世報》發表社論《一國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國民黨“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謊言。又寫《可以戰矣》《剿共勝利不算光榮》及《攘外即可安內》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鋒芒，與國民黨政治宣傳針鋒相對。

5月，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留學歐美歸來的有社會影響的學者，在北平創辦《獨立評論》周刊。創刊號響亮提出“獨立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他們之間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並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適在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就爭論了一年，這並不妨礙他們的友誼。

《獨立評論》周刊，“說平實的話”，“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堅持獨立發言”，並且都以實名發表，贏得聲譽。

9月24日，北平《導報》與天津《益世報》，因登第二十九軍駐北平辦公處處長秦德純騙婚醜聞，秦指使士兵砸《導報》，抓記者。26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通電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呼籲保障言論自由和人權，同時通電全國各界請求聲援，一時聲勢浩大。

10月15日，已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適等人呼籲各界救援。平、津各大報紙發表社論要求釋放陳獨秀。北平《晨報》、天津《大公報》等還都做了追蹤報道。胡適在北京大學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演講，讚譽他對文學革命之大貢獻。傅斯年在《獨立評論》撰寫《陳獨秀案》一文，稱他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濤聲》雜誌上，組織了有關“陳獨秀案”的討論。1932年是在知識分子和輿論界聲討國民黨和關注“陳獨秀案”中度過的。

胡適的著作《中國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還寫有政論《廢止內戰大同盟》《論對日外交方針》《汪精衛與張學良》《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從文作小說《都市一婦人》。老舍在《現代》雜誌，連載重要的寓言體奇幻長篇小說《貓城記》。周作人出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走到哪裏，哪裏就會響起叫罵聲”

——錢玄同與章太炎、劉師培的交誼及晚節

在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諸子中，錢玄同算不上像魯迅、胡適、周作人那樣的文學主將，甚至一直以來，他的思想和學術都遭到過質疑，但是他的學術成就和文化人格卻越來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運動，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學、經史和語言文字等，誰都無法繞開這位參與者和建設者。

錢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翌年參加同盟會，與周氏兄弟、劉師培等人師從章太炎，學習文字學，研究音韻訓古。1910年歸國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學教書。1916年被聘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兼北京大學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攜《新青年》入京，錢玄同參與編輯。與胡適、陳獨秀等一起從事新文化運動，在他的催促下，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上，賦予中國小說新氣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如果沒有“願意給它（《新青年》）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鏡，夾着公文包的錢玄同，幾次到紹興會館，找“整天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把這當作惟一願望”（魯迅語）的周樹人，去慫恿催促他給《新青年》寫文章，中國文壇能否出現小說巨將魯迅，怕是個問題。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承認，“初做小說是在一九一八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周作人後來寫回憶，證實了此說不虛。

魯迅稱錢是“我的朋友”，錢也說自己是魯的“老朋友之一”。且他們的交往長達二十九年。錢玄同把他們的交往過程總結為“頭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后十年（1927年至1936年）極疏”。在錢玄同與魯迅的關係中，可見他是以一種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來認識、評價魯迅的，對我們認識魯迅也是有重要幫助的。

一生從事經史研究，於文字學、音韻學有很深造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學音篇》《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國文字概略》等豐厚的文學遺產。

與胡適、魯迅等人相繼離開北京到外地謀生不同，錢玄同自1917年來到北京，便與之相“廝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沒有離開過這座城市。這在眾多民國學人中，是絕無僅有的。

1931年，錢玄同曾出了個對子“江馮二庸”，規定“二”不許對“兩”“雙”等字，他的著名學者朋友都對不出下聯，他只好將下聯出示：“崔胡一適。”眾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適也，“一適”，胡適也。

錢玄同的國故之學，得益於兩位老師：一是主張古文經學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經學的崔適。崔適曾在北京大學任教，不幸病故於北京紹興會館，錢玄同為之主持治喪活動。

錢玄同與其老師章太炎、崔適之間的師生友誼保持一生，更是難能可貴的。章太炎就與老師俞樾有“謝本師”的經歷。章太炎曾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在其主持的詁經精舍學習，達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學，學業優秀，深得老師俞樾的賞識，被老師視為高徒。

章太炎後來到東吳大學任教時，曾去拜望過老師俞樾。時俞樾已八十高齡，甫一見弟子章太炎，一貫和藹可親、溫文爾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視，痛罵他“背父母陵墓”，遠遊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惡，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類也。”他還搬出孔夫子的話，申斥“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貫敬愛的老師的痛斥，當場反唇相譏，便拂袖而去。馬上寫了《謝本師》，向世人公開與俞樾從此斷絕師徒關係。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樣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謝本師”，更奇的是，弟子沈啟無也“謝本師”周作人。

錢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裏，哪裏就會響起叫罵聲”，但與朋友、老師卻相處融洽。他與老師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給錢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覽無餘。從中可知，錢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師從章太炎先生，要早兩年。錢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認識並師從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該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錢玄同，曰“得書知君為好學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時，離章太炎因“《蘇報》案”獲釋，旋即流亡日本，只過了三個月，離錢玄同入早稻田大學不久。

錢玄同將這些信函，依時序裝裱成冊，註明從何地寄往何處。其中四十封是討論學術的，八封系論時政，餘下十一封，乃為家常閑事。從這些信中，我們可知錢玄同求知若渴，好學不輟，老師章太炎誨人不倦，有問必答，錢玄同學業大進。

章太炎及門弟子多達百人，其中得意者五人，即世人所云“天王黃季剛、東王汪東、西王朱希祖、南王錢玄同、北王吳承仕”，五人各繼承師說一端，自成體系，自成學派，皆成民國初之有影響的學者。與章太炎關係最密切的，首推錢玄同，依次是朱希祖、吳承仕。周氏兄弟在章門中，學無所長，一般而已。

章太炎致錢玄同的信函中，有的還反映當時的政治形勢，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因反袁世凱稱帝，被囚北京。1914年8月19日，寫信給錢玄同稱：“知弟近甚鬱郁，仆亦不甚舒暢，何不相過一談。”抗日戰爭爆發，章太炎以赴京講學為名，促少帥張學良抗日。講學時，錢玄同等弟子或為翻譯，或代寫板書，或遞茶送水。章太炎晚年繼續講學，創建出版《制言》雜誌，錢玄同等積极參与。最令章太炎高興的是，錢玄同、吳承仕為他編印《章氏叢書續編》。章太炎親自作跋，跋中對錢、吳稱讚有加：“吳興錢夏，前為余寫《小學答問》……忽忽二十餘歲，又為余書是《考》。時事遷蛻，今茲學者能識正篆者漸希，於是降從開成石經，去其泰甚，勒成一編，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章太炎去世，錢玄同為老師作一副長聯為輓聯，並與同門為恩師在孔德學校禮堂開追悼會。

《錢玄同文集》曾收錄了錢玄同為編輯出版《劉申叔遺書》一書而給該書校對鄭裕孚先生寫的六十八封信。從中可以窺見錢玄同為編此書的許多歷史細節，包括錢玄同所堅持的學術思想，以及這本書的指導原則、體例構思，特別是所經歷的艱辛。

一位新文化運動的驍勇之將，曾以思想激進、言論偏激者著稱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他在整理編輯《劉申叔遺書》的過程中，對學術毫無門派之見，知人論世客觀平和。而其間瀰漫著對故友的深情厚誼，更讓人感動。

劉申叔，即劉師培，江蘇儀徵人，晚清著名革命黨人。1903年在上海晤交章太炎，贊成光復，參加同盟會後一度亡命日本，其妻以不得志於同盟會，轉入清端方幕中，出賣革命黨人。袁世凱竊國稱帝，劉師培又為籌安會上勸進書之六君子之一。后落魄於天津租界，蔡元培主政北大，請他到北大任教授。家傳文字訓古之學，治三傳。擅長文字，善駢體文，所著文學論文，時有獨到見解，著述較多。但身後蕭條，無力整理出版，錢玄同編入《劉申叔遺書》共七十四卷，乃為國學大師。

在黎錦熙看來，為人結集著述，友人強於弟子，錢玄同是最佳人選。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錢玄同1903年便接觸劉師培的著作，甚是嘆服，“有世誼，願與訂交之心甚熾”。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處初見劉師培后，錢、劉二人過從甚密。錢玄同曾說：“自爾遂恆與劉君談論，獲益甚多。”其二，錢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學問博大精深，且與胡適等親近，深具現代科學與民主素養。用黎錦熙在《錢玄同傳》的話，就是錢玄同“以音韻學為主，本其師傳，復運以科學方法，參以新獲材料，卓然成當代大師”。他能以歷史眼光來整理、評判。

曾有人勸錢玄同，劉師培晚節不保，曾引起公憤，這等人不值得為之編輯遺著。錢玄同認為“吾儕此時刊行申叔遺書，首在表彰其學術，次則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歷史，不容改變，也無須諱飾，故當實事求是，以尊重歷史，其學術成就自有價值，需要繼承。錢玄同堅持“尊重歷史，表彰學術”的原則，即可體現偉大的思想境界，這又是《劉申叔遺書》成功的原因。

劉師培雖僅享壽三十六歲，但一生勤奮著述，共著有四百多萬字，居民國初同輩學者之前列。當時為亂世，遺著多散佚。錢玄同除翻遍各種報刊、儀征劉家的藏書、藏稿，還到處收集。黎錦熙說，除了報刊與直接從儀征劉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錢先生舊存與逛廠甸陸續得來的材料”。

錢玄同為一著名學者，一般還是易徵得相關資料，但也有捨不得示人者。黃侃曾於1919年焚香跪地拜劉師培為師。黃侃處就藏有不少劉師培的書稿。不過錢玄同與同門師兄黃侃曾鬧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劉師培的資料。後來錢從另一師弟吳承仕處得知黃的友人，河南大學教授邵次公曾向黃借《西漢周官師說考》，錄有副本，又有某君轉錄了邵之副本。錢玄同立刻給鄭裕孚寫信說，先生只須訪吳承仕，託人向邵或某君轉借抄錄，“如此，則此書竟能印全帙矣，豈非大快事！黃藏周禮、儀禮兩注，以前我們認為最無辦法者，今周禮有黃氏油印本，當由弟向其門人陸宗達君借校，儀禮可由檢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難得圓滿解決之問題，從此竟有解決之方法矣”。

錢玄同承擔《劉申叔遺書》的編輯工作，已是五十歲左右，身體狀況極差，他還要到北京師範大學上課。一次在課堂上頭暈目眩，差點摔倒。同時，他還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常駐幹事，要承擔編《簡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吳承仕受恩師章太炎之託，共同編輯《章氏叢書續編》。身體虛弱，工作繁重，但他以過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絲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劉申叔遺書》全部編完，由錢玄同為全書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後，錢玄同溘然而逝。

為亡友、為中國學術遺產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錢玄同嚴謹的治學精神、重情重義重理的人格魅力，長留文化長河之中。

錢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上，卻保持了一位學者的愛國主義立場。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錢玄同與所有日本人包括學者，都斷絕往來。幾乎在社交場合，甚或在文人的宴會上，凡有日本人參加，他堅決不出席，如若偶見日本人，他會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變后次年，章太炎先後三次到北平演講。有一次錢玄同正與老師章太炎在客廳談話，特從南京大學趕到北平的黃侃也來拜見老師。黃侃常戲呼他“錢二瘋子”。同門師兄弟都在，黃侃忽然大呼“二瘋”，指責他不好好研究音韻學，偏偏要弄什麼注音字母，提倡白話文。

錢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聽大為惱火，二人便爭吵起來。這時，章太炎從內室走了出來，見兩個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團，既不從中調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說：“現在都什麼年月了，還吵什麼注音字母、白話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說，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東北，欲滅我中華，國難當頭，你們應團結對敵才是。老師一席發自肺腑的話，讓兩位大學者羞愧難當。

三年後，黃侃病故，錢玄同以同門身份，給與之爭吵了一生的黃侃獻了一副輓聯：

小學本師傳，更？繹紐韻源流，黽勉求之，於古音獨明其真諦；

文章宗六代，專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門遽失此雋才。

輓聯高度評價了同門師兄黃侃的學術成就，表達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變之後，日寇鐵蹄踏進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遷雲南，錢玄同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也遷陝西漢中。只有周作人等，不聽胡適等友人勸告，從“苦雨齋”中走出，當了漢奸。錢玄同因患嚴重高血壓等病，行動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滿腔愛國之心、堂堂凜然之民族氣節，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錢玄同恢復多年不用的舊名“錢夏”。他請學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錢夏玄同”圖章，以表不做亡國奴，早日恢復華夏之志。錢玄同早年留學日本時，參加同盟會，為反清王朝，取名錢夏。

但是，關於錢玄同在日寇佔領北平后的晚節問題，曾遭到質問和懷疑，自古以來，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是知識分子最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風骨的核心。

質疑是一種科學態度。《漢書·陳遵傳》說：“竦（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現在對錢玄同的質疑，已非“論道經書”，而是關乎他的晚節，因此須事實回應。

不錯，1928年以後，錢玄同已由“猛士”轉為“隱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學術結論趨向保守是事實，但到日本入侵之後，所表現的民族氣節，成就了錢玄同作為士的名節。他躲進書齋，閉門謝客，寄語外地學人：“錢玄同絕不污偽名！”是自勉，又是號召。其愛國精神、乾淨靈魂，得到了國民政府的褒獎，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後，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對曾經的老戰友、同門，已當了漢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無恥事敵有私議；有對離北平的北師大秘書長汪如川表示自己決不當漢奸的錚錚之誓言；有對日本人的文化拉攏的堅拒；國難間，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飯的記錄。錢玄同的日記，對質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錢玄同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有辭謝符定一邀請吃飯的表述：

緣國難如此嚴重，瞻念前途，憂心如搗，無論為國為家為身，一念憶及，便覺精神如此不安，實無赴宴之雅興也。（《錢玄同日記》）

言之鏗鏘，鐵骨錚錚。士者，不僅是民族專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還是不惜性命、一身熱血的愛國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師範大學研究院的畢業生們，為答謝師長的諄諄教導，特宴請眾教授。錢玄同照例謝絕，為顧念師生情誼，他參加了飯後的師生合影。

6月6日，胡適即將參加第五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之前，錢玄同寫信給胡適，破例為他設宴踐行：

我從熱河淪陷以後，約有三個月光景，謝絕飲宴之事，我並非以國難不吃飯為名高，實緣彼時想到火線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軀當（擋）坦克之炮彈，渾噩的民眾又慘遭飛機炸彈之厄，而今之東林黨君子猶大倡應該犧牲糜爛之高調，大有“民眾遭慘死事極小，國家失體面事極大”之主張，弟對於此等怪現象與新宋儒，實覺悲傷與憤慨，因此，對於有許多無謂之應酬實不願參與，蓋一則無心談宴，一則實不願聽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調也。

自塘沽協定簽訂以後，至少河北民眾及前線士兵總可以由少慘死許多乃至全不遭慘死，故現在不再堅持不飲宴的主張了。

錢玄同念及國難與蒼生的苦難而不飲宴，又以“民眾及前線士兵”“少慘死”，“不遭慘死”為由，“不再堅持不飲宴的主張了”，於情於理，皆不相悖。錢玄同“非以國難不吃飯為名高”，我們當也不該以其“不再堅持不飲宴的主張”為怪，乃至責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淪陷之際，錢玄同卻接受何克之的邀請，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漢奸參加的宴會。

《周作人年譜》（張菊香著）記載了這次宴會：“午往玉華台，赴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羅文仲……錢玄同、沈兼士。”

何其鞏為招宴者。何其鞏即何克之，原馮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別市市長，1936年至1946年任中國大學校長。淪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國大學從不掛日偽旗幟，不接受日偽一分錢的資助，校內無一日偽官吏。作為一個多年在舊軍政界任職的有複雜社會背景的官員，他與日寇不即不離，在灰色地帶做了不少的事。他參加過不少日偽的活動，但不助紂為虐，特別是受日本憲兵隊懷疑拘傳，以沉默絕食自保。何克之不是愛國志士，卻也不是漢奸，怕連“親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錢玄同的日記對此次宴請沒有記錄。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記中，有一與之相關的信息，錢玄同當日電話約周作人，“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事也，在何家見”。孔德學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學校，錢玄同不僅在該校兼課，有自己的辦公室並數年在此居住，與該校淵源頗深，是多年為孔德學校盡心儘力的“五四”學人。

錢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華台之宴，應視為與“孔德事”有關。況淪陷下的北京，社會名流與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日本人影子的社會空間裏，如同剃頭匠不能不為日本人剃頭，引車賣漿者也不能不賣給日本人，老師不能不領日偽發的薪水，與日本人有一兩次禮節性的接觸，豈能與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機構中的一部分的漢奸勾當相提並論、混為一談？

在錢玄同生命最後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兒子秉雄去三道灣慰問，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見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記錄了這次拜訪，二人談話時，“未幾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鄰室，旋從旁門走出自去”。這證明錢玄同極重感情和私誼。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況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時，距最後一次見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嚴冬寒風肆虐的北平城，錢玄同因高血壓致腦溢血亡故。家人為他辦了一個簡單的祭悼活動，送走了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驍將和國學大師。消息不脛而走，遠在陝西的北師大舊同事們，以西北聯大的名義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老朋友許壽裳為他送的輓聯是：

滯北最傷心，倭難竟成千古恨；

游東猶在目，章門同學幾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黃侃、錢玄同先後辭世，不啻國學的重大損失。好在，作為文化大師，他們的靈魂已鑄刻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人們不會遺忘他們。

“一條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隱士的劉半農

魯迅先生不勝感慨地說過：“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歲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吒亦未曾煊赫的人，於世間，如同匆匆過客。好比劉半農，連各種文學史都輕描淡寫，更何況當下追逐滾滾紅塵的年輕人，即便文學系的大學生，或只知他曾與錢玄同客串，演過一出《復王敬軒書》雙簧，痛駁國粹派的那段佳話而已。或頂多看過胡風寫的《五四時代的一面鏡子》，說劉半農是“平凡的戰鬥主義”者，有一種不妥協的硬漢精神，“始終沒有離開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

其實，身處破舊立新時代的劉半農，是個富有理性的戰士和個性鮮明的學者。

回頭看看“五四”以來的文化驍將及革命文藝戰士們，從文學到文化，求激進巨變，都有急躁極端的心理傾向，常常導致急功近利或簡單片面化的傾向，尤其更易導致以政治標準取代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衡量。舉凡創造社、太陽社諸公，包括在共產國際指揮和“左傾”路線影響下的左聯，他們提倡並實踐的所謂“革命文學”，恰恰與文學、文化的健全發展相悖。

魯迅的悲劇，也正在於他對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對國學、文學傳統、漢字，對國粹京劇、中醫，無不採取文化虛無主義的立場。說到京劇，不妨聽聽劉半農的意見。他在《梅蘭芳歌曲譜·序》中對京劇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個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對舊劇的人。那時之所以反對，正因為舊劇在中國舞台上所佔的地位太優越了，太獨攬了，不給它一些打擊，新派的白話劇，斷沒有機會可以鑽出頭來。到現在，新派的白話劇已經漸漸的成為一種氣候……所以對於舊劇，已不必再取攻擊態度；非但不攻擊，而且很希望它發達，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優點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彌補起來……必須按着步驟，漸漸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腳踢翻了搬進西洋貨來，恐怕還不是根本的辦法。

劉半農是位自由主義詩人，但他對待文化及文化遺產的觀念，具有馬克思主義精神。新文化運動培植了知識分子磅礴的個性精神，使他們的文學創作與時代同時高漲。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時代的動蕩，有人繼續高歌猛進，有的漸失去“戰士”的鋒芒。劉半農後來下苦功夫研究語言學，“戰鬥”變成“青燈古卷”。在研究語言學時，砥礪精神並沒有消遁，於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學術體系。這由“叛徒到隱士”的命運，是悲劇還是正道，留給後人評說。

1932年，劉半農在編自己的《初期白話詩稿》時，在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從民國六年到現在，已整整過了十五年。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這班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在這篇序中，還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陳衡哲，她說到早年創作白話詩時，說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說明劉半農、陳衡哲都深感新文化運動的迅猛與自己的落伍。遙想年輕時的激進，不勝感慨。

劉半農原名壽彭，后名復，初字半儂，后改半農，江蘇江陰人。少時在家鄉念私塾，后以江陰考生第一名就讀常州府中學堂，與后成為國學大師的錢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劉半農與這幾位同學參加學潮，被開除學籍，回鄉當小學教員。辛亥革命爆發，又與其二弟，后成為音樂家的劉天華赴清江參加革命軍。1912年，離開軍隊回鄉，向人借得五塊大洋，同劉天華闖蕩上海，加盟開明劇社，兄為編劇，弟任音樂指導。

其間，劉半農又以自己的創作，很快成為所謂“鴛鴦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劉半農在《新青年》以半儂之名，發表《靈霞館筆記》，其中收錄了愛爾蘭詩人約瑟·柏倫克德的詩《火焰詩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靈霞館筆記”為題，連載劉半農用白話文翻譯的詩歌、散文，與胡適在該刊連載的日記《藏暉室札記》，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欣賞劉半農的思想觀念和學識才華，將中學都沒畢業的他，聘入北大任教。這在非常倚重學歷來遴選教師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當年，劉半農與從美國歸來的胡適博士，幾乎是同時踏入位於北京沙灘的北大校園的。很快，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便着手改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劉半農在給好友錢玄同的回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學改良的話，我們已鑼鼓喧天地鬧了一鬧；若從此陰乾，恐怕不但人家要說我們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問問自己，也有些說不過去罷！……比如做戲，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台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座”；“當仁不讓”，是毀是譽，也不管他，你說對不對呢？

這是迄今所見將《新青年》由陳獨秀一人操辦，轉為同人組合來辦的最早勸議。經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位“台柱”的商議，《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輪流編輯；後來又由李大釗、高一涵頂替了出國訪學的陶孟和與劉半農。《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觀。

劉半農在《新青年》等報刊上，發表多篇以文化評論為內容的雜文，除了與錢玄同合演雙簧作《復王敬軒書》，又有《辟〈靈學叢志〉》《作揖主義》等，對封建守舊派及黑暗社會現象無情痛擊。其文筆流暢，生動活潑。他還翻譯了小仲馬的歌劇《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詩歌和散文也寫了不少，有白話文詩集《揚鞭集》。劉半農對白話新詩在內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嘗試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間口語的營養，富有寫實風格，音韻節奏和諧自然。雜文有《半農雜文》，語言也頗為犀利。

如前所說，劉半農是被破格從中學尚未畢業提拔為北大教授的。劉半農自知資歷淺陋，所以刻苦學習，教學也極為認真。但中國最高學府之北大，是個學院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像他這樣的鄉巴佬，是經常受到質疑的。再加上劉半農人生經歷複雜，在上海灘花花世界染上“海派”的才子氣，衣着入時，做派新潮，被人詬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劉半農考取了公費赴法留學資格，1920年偕夫人從上海乘日輪“貿茂丸”赴英留學。翌年又轉入法國巴黎大學。1925年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是年秋返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

重新返回北大的劉半農，已不是魯迅在《憶劉半農》一文中所說，參加新文學運動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戰”的劉半農了。

但是，嚮往性情的真實、表達的輕鬆自如、格調的清新通脫，卻是一貫的劉半農。對於作家來說，不乏真誠的情懷氣質，使他的文學永生。

從魯迅、周作人等人的相關回憶中，均或明或暗地扯出有關劉半農與胡適的恩恩怨怨，特別是當了漢奸又被人民政府寬大釋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為了迎合意識形態的需要，歪曲文人間的某些誤會，硬是杜撰“反動文人”胡適“瞧不起，明嘲暗諷”“五四”“戰士”劉半農。時至今日，仍有人依魯迅、周作人之說，繼續重複胡適看不起劉半農之說。比如有人說：“劉半農是憋着一股氣出國深造的，周作人說他的博士是胡適促成的。”劉半農“終於得到博士學位，他是要以這博士學位來回擊所謂英美派紳士的”。劉半農出國前與“英美派紳士”關係極不好，1917年新文化運動肇始，胡適在美國讀到劉半農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所感而寫的《我之文學改良觀》，有“吾所絕對贊成者也”之評。

錢玄同致信劉半農說，你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與“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而行，廢一不可。文學革新的事業，有你們兩位先生這樣的積極提倡，必可預卜其成績之佳良，我真歡喜無量”。因同道，胡適、劉半農等才輪流編輯《新青年》。因相好，胡適才在1918年寫的《你莫忘記》詩自序里，寫道：“送給尹默、獨秀、玄同、半農諸位，請你們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由胡適、錢玄同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由劉半農向大會提交，獲得通過。胡適與劉半農配合默契，以謀求全國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適推薦下，劉半農任“國語辭典委員會”委員。胡適是否“瞧不起”劉半農，讀者自明。

1921年春，胡適越洋寄《新青年》給劉半農。9月，劉半農複信給胡適：

聽說你害了多時的胃病，近來看報，說你到上海考查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知道是病好了：這是個可喜的消息……我老實警告你：你要把白話詩壇的第一把交椅讓給別人，這是你的自由……我近來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鬧的是斷炊！北大的錢，已三月沒寄來，電報去催，也是不寄；留學費也欠了三個月不發，高魯還逍遙自在，做他的官，領他的俸。我身間有幾個蘇，便買只麵包吃吃，沒有便算。但除閉眼忍受之外，也就沒有別法。（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詳信在夷初處，請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罷！）但有一件事要請你出力幫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個《創設中國語音學實驗室的計劃書》，想來你不久就可以看見。這是我萬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當面說過，他很贊成。但他雖贊成，還要經過種種的會。所以我要懇求你，也替我賣些氣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議，我真感激不盡了。

你能寫個信給我么？我給你請安。

夫人公子等均問好。

弟劉復

九月十五日

劉半農是個充滿血性的剛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適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絕對不會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樣不更讓人瞧不起？此信寫得如此真誠、親切，並委以重託，使人想起宋人辛棄疾之《定風波》中“但使情親千里近，須信，無情對面是山河”的詞句。

1934年3月8日，劉半農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足可視之為胡適辯誣的文字：

上午續編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課。去冬為研究所事，逵羽來談，曾言及適之為人陰險，余與適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強自用則有之，指為陰險，當是逵羽挑撥之言。曾以語孟真，孟真告之孟鄰。今日孟鄰面詰逵羽，不應如是胡說。逵羽大窘，來向餘責問。余笑慰之。

孟真，胡適高徒、學者傅斯年。孟鄰，北大校長蔣夢麟。逵羽是北大教務主任樊際昌。逵羽聽信別有用心之人的誣陷胡適之說，經劉半農的勸說，消除對胡適的誤會。

是年7月14日，胡適在日記中載：

早起得半農夫人電話，說半農從綏遠回來，發熱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來診，說是黃疸病，勸他進協和醫院。半農最恨協和，沒有去。病似更重了，所以我要去看看。

下午3時，得知劉半農病逝，胡適大驚，立邀校長蔣夢麟驅車到醫院，劉半農妻女見胡、蔣，跪下慟哭，胡、蔣也很悲痛，並組織北大相關人員，料理棺木等後事。

10月14日，在景山東街北大二院大禮堂舉行劉半農追悼會。蔣夢麟主祭，胡適等人先後介紹劉半農生平事迹。胡適為老朋友寫的輓聯是：

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日同夥又少一人；

拚命精神，打油風趣，老朋友當中無人不念半農。

胡適的輓聯，寓意深廣，他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來評價他的老戰友、好朋友、戰士劉半農的。把劉半農與李大釗、陳獨秀等文化巨人相提並論，足見他對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的肯定。

周作人等人，在各自的回憶中，製造的胡適與劉半農間的種種恩怨是非，意圖很明顯，想扳倒比他們更高的文化大樹。其結果，濁者更濁，清者更清。

但更可悲的是，嚴重違背歷史真相的謠傳，迄今仍在不少文學史和書本里流傳，不僅繼續把胡適妖魔化，更把那代文化清流的面目弄得灰頭土臉。嗚呼，前輩原本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撥、火燼的價值，結果面目全非了。

劉半農曾在《半農雜文·序》中說：“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對面談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隱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文時喜歡開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但他寫《賽金花本事》時，卻不是這樣，而是認認真真地根據事情真相去寫。既不率性為之，又毫無戲謔玩笑之筆。

為寫好《賽金花本事》，劉半農以民國清流之尊親見、採訪煙花柳巷的名妓賽金花，一開始為世人所詬病，劉半農並不在意。他是從報刊上陸陸續續得知一些關於身世飄零的妓女賽金花的事迹的。但資料眾說紛紜，乃至相互矛盾，有人說賽金花不過是一個和八國聯軍頭目瓦德西睡過一覺的輕薄的妓女，而另有人說她是“民族英雄”，用肉體使洋鬼子對北京百姓的屠戮減至最小。為了解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真實面目，他必須掌握真實的材料。

曾經風華絕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來採訪她，非常感動，欣然接受。這一深入採訪，劉半農得知賽金花乃是中國近代史上極不尋常的奇女子。她曾隨丈夫洪文卿，作為駐歐洲四國欽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歐羅巴。三年後歸國，洪文卿病故，賽金花被洪家驅逐出門，再落風塵。庚子之災，她從洋人屠刀之下營救眾生。洋人走後，被下大獄。後到上海重操舊業，揮金如土。為她心愛之人離開娼業，晚年蟄居北京天橋，甘於貧困。掌握真實材料的劉半農，結合歷史研究，拂去蒙在賽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霧，重現真實的、傳奇的、悲劇的、別樣的賽金花，再度成為京城的熱門話題。

劉半農去世后，賽金花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只見她身着一襲黑裙，在颯颯秋風中，獨自默默低頭走進景山東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會聚的追悼會上，深深地向劉半農的遺像鞠了一躬，然後獻上一束白花，又在無數雙驚愕的淚眼下，默然離去。

劉半農去世后，經他的學生商鴻逵整理后的《賽金花本事》得以出版。這部褪去紅粉、還原賽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學和文獻價值。

天不假年，劉半農雖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飄香的文字裏，是不用我們畫蛇添足論其功過毀譽的。

他在《半農雜文》中說：

一個人的思想感情，是隨着時代變遷的，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可與昔日之我挑戰。但所謂變遷，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生的自然的變化，並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

劉半農在這裏，談的是一個人既要順應社會變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我們可視之為貫穿劉半農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為新文學開闢過道路的作家、學者很快與政治運動疏離，一生投入文學的共性。

劉半農在他去世之前，又補充了一則笑話：

說有一個監差的，監押一個和尚，隨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雨傘一把，和尚頸上還戴着一面枷。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頭髮剃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頸上，隨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監差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和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裏去了。

聯繫那時上海的創造社、太陽社諸公，雖心懷革命之志，肩負歷史使命卻不結合中國文學的實際，把“五四”以來的文學局面搞得風聲鶴唳，卻忘記了自己究竟是誰，想來，劉半農的這則笑話，還真未必只是笑話而已。

遺文猶在，仍可讀出為世故風塵所不能湮沒的劉半農精神：作為平凡人的劉半農，有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靈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為戰士的劉半農，曾有過時代磅礴的生氣，有過意氣風發向舊世界開火的鋒芒；作為隱士的劉半農，依然不失砥礪精神而甘於寂寞，依然不失在“理”與“勢”的矛盾中的哲學、人生的思考。

“畢竟書成還是否，敢將此意問曹侯”

——將《紅樓夢》研究當作終身事業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其時，距俞平伯移家清華園南院七號，自定東屋室名為“秋荔亭”整一年。他於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華學校大學部中國文學系任講師。翌年，清華學校改名清華大學，俞平伯開始講授《清真詞》、戲曲和小說，同時到國立北京大學兼課。再一年，在清華大學同朱自清、楊振聲等教授合開“高級作文”課，專授“詞”習作課。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適，晤談時事。30日晚，又致胡適函，“述憂國憂民之心，以為知識分子救國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單行周刊，從精神上開發民智，抵禦外侮”。雖是書生救國之道，卻見拳拳愛國之心。

胡適等人面對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緒恍惚。胡適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議，他說：“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幹些什麼呢？”最後，辦《獨立評論》便是他們這幫“亂世的飯桶”，用愛國之心、良心撫平傷痛，為國家出點微力，盡點心智的一個重要舉措。

從胡適寫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可知，“當時北平城裏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裏或在歐美同學會裏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俞平伯常常從清華南院“秋荔亭”，乘車到後門內米糧庫衚衕四號胡適家，參加討論。在交通不發達時代的北平，那是很遙遠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時，已漸漸專註於《紅樓夢》和其他古典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由一個詩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個純粹的學者轉化，能如此積極關心國事，已表明其愛國者的姿態。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學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貢獻給今日的青年”的總題目下，發表了五十二位學界名人的短簡。其中俞平伯告誡青年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國，應當救中國，還要積極創造救國的條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為中國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稱知識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亂世之飯桶”。此話有些偏頗，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變一周年，俞平伯寫《廣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驚之名言“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與《中學生》裏的短簡大唱反調，自我否定，而被批判為投降主義漢奸論調。書生啊，有時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時是酒囊飯袋，一腦袋糨糊。

認真閱讀《廣亡征！》可知，其實總體上是痛徹心扉的陳詞、一腔沉痛的愛國之言。但錯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觀結論。原本是批判當權者誤國之罪，卻因骨子裏的孤傲之氣、書生之見，做出了錯誤的表達。

前面已介紹過的廢名，對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夢遇·小引》中說：

我常心裏有點驚異的，平伯總應該說是“深閨夢裏人”，但他實在寫實得很，由寫實而自然漸進於聞道，我想解釋這個疑團，只好學時行的話說這是一種時代的精神。

驚鴻一瞥，說得端是剴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氣，一直都沒有泯滅，作為一個愛國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窺伺的國家危亡之時，他終不是“深閨夢裏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蕩着愛國主義的迴響。

俞平伯，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於蘇州。原籍浙江省德清縣。原名俞銘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經學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舉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官庶吉士、編修、河南學政。罷官歸蘇州治經學，主講紫陽書院及杭州詁經精舍。后以會試復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詩詞，寫小說，編戲曲，著有《春在堂全書》計一百六十種，近五百卷。俞平伯六歲時，已享弄孫之樂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雲，晚清探花，也是飽學之士。母許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許祐的女兒，也精通詩文。俞平伯自幼從母讀經書，九歲入塾從師學古文。后又入蘇州平江中學，乙卯年（1915）秋，十六歲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全家遷入北京，居北京大學后垣毗鄰的東華門箭桿衚衕。兩年後，陳獨秀攜《新青年》也租住該衚衕。

俞平伯十七歲時，師從北大教授、訓詁學家、狂士黃侃，開始讀周邦彥的《清真詞》。十九歲時，第一首白話新詩《春水》發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話詩的三大條件》一文，據理駁斥保守派對白話詩的責難，提出新詩是“抒發美感的文字，雖主導寫實，亦必力求其遣詞命篇之完密優美。因為雕琢是陳腐的，修飾是新鮮的。文辭粗俗，萬不能抒發高尚的理想”。同年，與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組織新潮社，出版《新潮》雜誌，被推選為幹事部書記。次年，第一篇白話文小說《花匠》發表在《新潮》上，后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五四運動爆發，他“浮慕新學，嚮往民主”，積極投身運動。是年，二十歲的俞平伯從北京大學畢業，準備去英國留學，離開之前，作新詩《別她》，表達對祖國的依戀之情，決心尋求救國之路。翌年與傅斯年同赴英國留學，只在英國住了兩個月，因費用不足，返國。

胡適的新詩集《嘗試集》，是中國現代新詩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國新詩的奠基巨碑，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開山地位，顯然不可低估。胡適成為“新詩老祖宗”也順理成章。正是在《嘗試集》的影響下，俞平伯的新詩集《冬夜》也破土而出。這是繼《嘗試集》后最早的詩集。胡適對《冬夜》的批評多於讚揚。胡適批評《冬夜》過於理性化，表現力薄弱，他說：“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學家”，“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師胡適語重心長地告誡他這個新詩壇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維，不能用抽象說理。胡適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剛剛加入文學研究會，胡適就找到二十二歲的俞平伯，讓他刪定《嘗試集》第四版。

胡適的《嘗試集》“增訂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詩的集子，其文化意義不僅在開創風氣、獨領風騷的歷史地位，更在標榜聲氣、指引途徑、提攜新人上。將這麼重要的《嘗試集》第四版的刪定任務交給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詩的“老祖宗”胡適，從此再不刪增《嘗試集》，是對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歲始讀《紅樓夢》。二十一歲與傅斯年同赴英國留學的漫長航途中，熟讀《紅樓夢》，便有了研究《紅樓夢》的願望。《紅樓夢》研究作為一門學問或學術——所謂“紅學”——從《紅樓夢》誕生，便已開始。“紅學”一詞，據《清稗類鈔》，最早出現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后又有“咸（豐）同（治）以來，紅學大盛”的記載。不過“紅學”在那時不是一門嚴肅的學問或學術，而帶有調侃戲謔的味道。真正將它作為嚴肅的學問對待，是辛亥革命之後。但很少從哲學、美學入手，而是各種“索隱”“釋真”“考事”之類的“索隱派”成了主角。

胡適考證《紅樓夢》的第一篇文章《〈紅樓夢〉考證》問世，宣告“新紅學”的誕生。而胡適在北大的學生俞平伯、顧頡剛，在老師胡適的啟示下，其“紅學”研究也碩果累累，與胡適一起，成為當時海內外公認的“新紅學”權威與大師。

胡適、俞平伯等人對“新紅學”的貢獻有二，確立《紅樓夢》為“自敘傳”。首先，得到魯迅的認可。魯迅當時正在北大講“中國小說史”，屢屢引證胡適考證，並說胡適的“自敘傳”，“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其次，斷定《紅樓夢》前八十回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為程傳元、高鶚串通作偽，由高補續。

“新紅學”骨幹俞平伯、顧頡剛二人在辛酉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大量通信，證明他的研究，彌足珍貴。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說：

《紅樓夢》作者所要說者，無非始於榮華，終於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既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寫信說：“總之《紅樓夢》實事居多，虛構為少，殆無可疑。”5月30日，信中說：“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最明確的事實。”

特別是6月18日信中所說：

因為我們歷史眼光太濃重了，不免拘儒之見。要知道雪芹此書雖記事實，卻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說“真事隱去”“假語村言”“荒唐言”，可見添飾點綴處亦是有的。從前人都是凌空猜謎，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矯枉竟有些過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這一段話，正確闡述了《紅樓夢》藝術典型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道出了藝術真實與藝術典型的全部奧秘。

俞平伯與顧頡剛的另一重大發現，是高鶚續補《紅樓夢》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舊書攤購得一部《紅樓復夢》，書寫得頗為無聊。但該書“凡例”前有“前書八十回后立意甚謬”之語。經考證，證明確是高鶚補了《紅樓夢》后四十回。

俞平伯潛心研究《紅樓夢》，屢有發現。顧頡剛勸說俞平伯將《紅樓夢》研究作為“終身事業”，挑起歷史大任，日後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顧頡剛為俞平伯的第一本紅學專著《〈紅樓夢〉辨》作序，說：

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

後來的不少紅學家讀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文章，多有取其櫝而還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櫝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繼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又開始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從而引導了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導火線，是李希凡和藍翎兩個青年合作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

實際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在作協會議室，就召開了《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公開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的大幕拉開了。

出席此次座談會的有茅盾、周揚、鄭振鐸、馮雪峰、劉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還有寫《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藍翎，共計七十餘人。會上，發言者們批評了俞平伯在“紅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觀念。會場上談笑風生，並不緊張，俞平伯也極為自然、冷靜。

“兩個小人物”發言了，首先表示是來學習的，其次對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觀點不同，但沒有扣帽的想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分別報道了座談會的情況。

因俞平伯在文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後來批判俞平伯的活動，有六次在文學研究所召開。組織、主持批判會的是該所所長何其芳。他在會前著重指出：“會議的性質是學術討論會，對所討論的問題過程中，應提倡說理的態度……學術問題常常是比較複雜的，必須進行自由討論。有不同意見應允許大膽發表。被批評的人也可以進行批評。”何其芳在20世紀30年代與李廣田、卞之琳被稱“漢園三詩人”，后也研究《紅樓夢》。京城著名學者大都參加了批判會並積極發言。

據《〈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與俞平伯》的作者馬靖雲說：

錢鍾書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實了。錢鍾書認為做和尚在當時不一定就是最壞的。魯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許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對“紅樓夢”三個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亞在一些戲劇中也有過人生如夢的感慨，但不能說他具有佛家思想……賈家這樣的人家，做了許多壞事，結果自然就是壞結局。

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發言，皆按照何其芳會前定的調子，進行學術討論。有時發言者之間，還有爭論。力揚發言時，說文學所的討論還算實事求是，而外面發表的相關文章，則有不乏簡單粗暴等問題。文學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風細雨地討論學術問題，而社會上對俞平伯的批判，已轟轟烈烈。

李希凡和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識形態代表學術研究的應時應景之作，影響極為惡劣。社會上報刊已將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由學術問題轉向政治範疇，公開發表了俞平伯和胡適有關學術討論的私人信件，為不久開展的全面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做輿論準備。

任何政治運動，總有落井下石者，有趁火打劫、造謠誣陷者，文化圈子中尤為突出。這時就有人在《人民日報》發文揭發俞平伯壟斷研究資料的問題。

俞平伯不服：“有人說我霸佔材料，與事實不符。事實是我曾給北大圖書館寫過一封信，指出該館收藏的某個《紅樓夢》抄本有珍貴价值，應作善本對待，不宜隨意出借，以防損壞。純屬愛護文物的意願，希望文學所代為說明。”

《人民日報》發表揭發俞平伯壟斷材料一文前，曾打電話向北大圖書館和文學所詢問過是否有壟斷之事。但在北大圖書館、文學所皆證明根本無此事之後，仍發表了這篇誣陷俞平伯的文章。這畢竟是捏造醜聞，所以壟斷之說，不了了之。

學術問題，要探明真理，要更堅持真理。俞平伯面對全國批判的浪潮，勇于堅持真理，毫不畏懼，更不妥協。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認自己受胡適影響，自己的煩瑣考證或可對讀者有影響。但那只是研究方法問題。他表示，自己堅持三點。其一，無論如何，《紅樓夢》是很難解釋的；其二，無論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觀念的，並以之開始，以之收尾；其三，無論如何，有關《紅樓夢》的“自傳說”是不對的，但如果說帶有自傳成分是可以的。

在那個政治代替一切的年代，一介書生俞平伯堅持這三個“無論如何”，可視為公然對抗主流話語、挑戰政治運動的鮮見的壯舉。

俞平伯自落“紅塵”，樂於斯，悲於斯，幸與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晚年，他曾作《紅樓夢縹緲歌》，最後四句是：

補天虛願恨悠悠，磨滅流傳總未酬。

畢竟書成還是否，敢將此意問曹侯。

其一生感慨，皆寓其中。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歲的俞平伯，已滿頭白髮。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他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社科院院長鬍繩在致辭中，稱俞平伯是有貢獻的愛國學者，他的“紅學”研究具有開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對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確的。那次政治圍攻，從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在學術界產生了不良影響。

俞平伯老人平靜而從容地用鄉音朗讀了自己的“紅學”新作《舊時月色》。

俞平伯的舊體詩，得其清末探花詩人父親俞陛雲的真傳，有着深厚紮實的功底，甚得詩界的推崇。葉聖陶誇他“天分高，實踐勤，腳踏實地，步步前進，數十年如一日”，葉恭綽在《古槐書屋詞·序》中贊他“於詞所造既深，而又能審音度曲”，“功力深至，迥異時流”。俞平伯乃兼擅新舊兩種詩體的詩人，他創作舊體詩時間如此之久、數量如此之多，詩意如此之豐盈蔥蘢，境界如此之淡泊清幽，藝術如此之圓潤純熟，風格如此之鮮明，詩壇怕再無別人。

寫舊體詩，成為俞平伯自娛、抒發情感、張揚個性的重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初，他在老君堂的“古槐書屋”被占，被擠到放置刻書雕版的別院小屋居住。他寫了一首詩：

先人書室我移家，憔悴新來改鬢華。

屋角斜暉應似舊，隔牆猶見馬纓花。

該詩“怨而不怒”，甚或“溫柔敦厚”，但結果，在學部文學所，還是挨了一頓狠批。不料，沒過多少日子，他在《“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一詩里，卻再次提到馬纓花：

馬纓花發半城紅，振臂揚徽此日同。

一自權門攖中怒，趙家樓焰已騰空。

回憶自己年輕時，在馬纓花開遍京城時，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景。馬纓花見證了俞平伯少年時的意氣風發、暮年時的寂寥和苦痛。

1977年，為懷念“嬿婉同心六十年”的老妻，俞平伯寫舊體長詩《重圓花燭歌》，讀之令人動容：

兼憶居停小學時，雲移月影過寒枝。

荊扉半啟遙遙見，見得青燈小坐姿。

俞平伯是“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式的文人，只要受到別人一次看重，便不惜為他做出百次犧牲。在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時，何其芳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保護了俞平伯。為此，何其芳還受到責難和批鬥。俞平伯在何其芳逝世時，來到西裱褙衚衕三十六號何宅哀悼，還寫《紀念何其芳先生》詩，其情誼真摯動人：

昔曾共學在郊園，喜識“文研”創業繁。

晚歲耽吟憐《錦瑟》，推敲陳跡怕重論。

習勞終歲豫南居，解得耕耘勝讀書。

猶記相呼來入苙，雲低雪野助驅豬。

胡適在《蕙的風·序》中，說俞平伯詩的“音調、字面、境界，全是舊式詩詞的影響”。從舊詩和詞曲里蛻化出來，熔鑄詞曲的章節於其新詩中，當代詩人無人可與俞平伯相比。而他寫舊體詩之水平，也無人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