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國二十年（1931）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拉開“北大中興”序幕。九一八事變喚起國人和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機爆發的一年。南京政府公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嚴刑峻法，嚴加控制言論。7月，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幾百冊《新月》被抄沒。王造時登上書生論政舞台，在《新月》發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暢淋漓，譏諷當局，是《新月》論政時代結束前最為響亮的鳴鏑。

胡適重返北京大學，選聘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北大中興”。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胡適等知識分子在關乎國家存亡的歷史關頭，以一腔愛國熱忱投入這場民族自衛戰爭。

此時的周作人是以大時代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歷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時說，當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為宜”。其散文中溫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漸漸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歸》《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論詩學門徑》《論中國詩的出路》。沈從文《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的〈揚鞭集〉》《論中國的創作小說》等論文發表，創作小說《夜漁》《三三》《虎雛》《黔小景》等。胡適發表評論《評〈夢家詩集〉》《以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論牟子〈思想論〉》《辨偽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醒世姻緣傳〉考證》等，出版《淮南王書》。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挂”——胡適重返北京大學

1930年11月30日，胡適在北方凜冽的寒風中，抵達北平，卜居後門內米糧庫四號。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遷居上海，已過三年半。其間，胡適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為董事會董事，胡適北上參加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校董事會議。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啟超，不料他趕到時，梁氏剛剛病故幾個小時，他悲痛中參加其大殮。后又去北京大學舊地重遊，感觸良多，賦詩《三年不見他》感懷：

三年不見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見他，

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

我終夜不成眠，

縈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剛閉上了一雙倦眼，

又只見他莊嚴曼妙。

我歡喜醒來，

眼裏還噙着兩滴歡喜的淚，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總是這樣叫人牽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適受邀到北平演講與參加學術活動，同時也為來北平尋租新房。胡適在日記中說，他每次演講都是人滿為患，一次到協和醫學校用英文演講，聽眾仍將會場擠得滿滿的。通常，關於哲學之類學術性很強的演說聽眾總是寥寥無幾，然而北平的學術界、教育界，總是熱情地擠進會場，去聽胡適的演講，顯然是對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滿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也更重，因為人對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負這許多人的期望呢？”胡適常用“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這句話自勉、約束、鞭策、砥礪自己，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勇敢無畏地奉獻自己的才智。這句話是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的。今天聽來，仍擲地有聲。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胡適開歡迎會，他的學生傅斯年發表熱情而真誠的歡迎詞，令胡適頗為動容。胡適致答詞曰：“生平抱三個志願：一，提倡新文學；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國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實行無力’八個字作為我的定論。”

四天後北京大學為他舉行歡迎會，北大代理校長陳大紀、哲學系主任張真如等參加。胡適致答謝詞曰：“我們當前的問題是社會、國家、人生、思想，我們應該注意活的問題，不該專研究過去歷史上死的問題。古代的成功或失敗，僅是我們的指導和教訓。我們應該領導社會思想，研究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

12月17日夜，胡適在北平的米糧庫四號宅第，燈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歡聚於壽宴，賀詩拜壽，在生日蛋糕上點起四十支紅燭，舉杯用英文唱壽誕之歌，為胡適四十大壽祝福。那夜，飄起紛紛揚揚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幾經推辭，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他的經年老友蔣夢麟的堅請，受聘為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系主任之職。

胡適到北大后，蔣、胡二人多次圍爐商議，擬就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發展的周密計劃。他們再次打出老校長蔡元培“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略，兼設“校務委員會”取代過去的“校評議會”。改文、法、理三“科”為“三學院”，定周炳琳為法學院院長，劉樹杞為理學院院長。蔣夢麟自唱白臉，負責“辭退舊人”，請胡適唱紅臉，“選聘新人”。胡適如炬慧眼，“選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錢穆、李四光、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著名學者、教授到北大執教。一時間，北大人才雲蒸霞蔚，社會各界謂之為“北大中興”。

胡適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七章），也由新月書店正式出版。胡適身在北平，忙於辦學，仍不忘為自己在上海發動的人權輿論辯護。是年年初，胡適致信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佈雷，強調“《新月》同人在提倡這種個人簽名負責的言論自由”，“此類負責的言論，無論在任何文明國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發表，不可加以壓迫”。

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第八區黨部，將寫文章批評國民黨的羅隆基告到上海警備司令部，指責羅隆基“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羅隆基遂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適多方營救下，羅被保釋。不久，羅又寫《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當局又以“挾忿詆毀”為由，強令光華大學開除羅氏。為此，胡適曾代光華大學校長草擬了一個《上蔣介石呈》，直接向蔣介石解釋其事緣由並為羅隆基鳴冤，“今有一事上陳，即教育部飭令光華大學撤去羅隆基教員職務是也。羅隆基在《新月》雜誌發表言論，意在主張人權，間有批評黨治之語，其措辭容有未當。惟其言論均由個人負責簽名，純粹以公民資格發抒意見”，擬請免職撤換處分，以示包容云云。

當時的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極力支持胡適，他以校長的身份，給蔣介石上書，力保羅隆基。但翌年1月，當局還是以“言論謬妄”，強令光華大學辭退羅隆基的教職。羅繼續在上海主編《新月》，依然鋒芒畢露地發表他的書生論政。5月，汪精衛在上海《民報》發表文章說，中國當時有三種思想鼎足而立：共產主義、《新月》派和三民主義。

張壽鏞雖多年在朝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適的一邊。張壽鏞（1875—1945），字伯頌，號泳霓，浙江鄞縣（今寧波）人。乃明末抗擊清兵的英雄張煌言的後裔。張煌言，崇禎時的舉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與錢肅岳等官吏倡議奉魯王朱以海監國。清兵入浙東，軍敗又隨魯王逃浙閩沿海，后入據舟山。永曆八年（1654），錢肅岳率軍北伐。張率軍經寧國、徽州北上。因鄭成功兵敗，深入無援，又返回浙東，居懸嶴島（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張蒼水集》《北徵集》等留世。

張壽鏞出身名門，曾在江蘇、浙江等地為官。民國后，歷任浙江、湖北、江蘇、山東四省財政廳廳長。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張壽鏞為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后辭去官職回上海創辦光華大學，親任校長，併兼教授。他雖純為中國傳統文化哺育的學者，卻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華，中西合璧，辦學有成。但他對中國文化最突出的貢獻，是窮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編輯、出版了《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搜集了鄞縣歷代文化散佚的文獻一百七十八種，極具文獻價值，堪稱文化瑰寶。藏於寧波天一閣。

兩天後，即1931年1月17日，陳布雷回信給胡適稱，“此事部中既決定，當不能變更”，並表示願意與胡適等人建立“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胡適立即從北平再致信陳布雷：“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並托井羊先生帶上《新月》兩份，分別送給陳布雷和蔣介石，希望二人瀏覽這幾期《新月》的言論。胡適還在信中表示，他們看過之後，“該‘沒收焚毀’（國民黨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

這信，一如胡適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論義正詞嚴、理直氣壯、毫無顧忌，文章筆勢酣暢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適自己被政治衝撞得鼻青臉腫、鮮血淋漓，卻一直對蔣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學新學期開始，胡適開講“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綻放時，他收到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做工的吳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自己正在作《胡應麟年譜》的情況。胡適對胡應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這方面的文章。見信中吳晗尋出吳之器為胡應麟所作的傳，推斷出“胡氏的卒年是在萬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歲”，與自己推斷相關甚微，甚是高興。他在給吳晗的信中說：“我記得你，並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應麟年譜》，我聽了很高興。”但指出“你信上在萬曆三十年下註：‘1562’，是大錯。不知何以有此誤。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後，胡適誇年輕的明史研究者吳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寫定時我很想看看”，並邀請他“星期有暇請來談。羅爾綱君住我家中”。

胡應麟，字元瑞，號石羊生。浙江蘭溪人，與胡適同鄉。萬曆中舉，屢試進士不第，築室山中，收藏圖書四萬餘卷，從事著述。其幼能詩，承建安七子詩風而有變化，著有《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很有學術價值。

四個月後，吳晗再次寫信給胡適，告之蔣廷黻先生勸自己研究明史。胡適致信吳晗說：“蔣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信中說，“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信中還以自己多年治學經驗，從五個方面解答了吳晗所提的幾個問題，並將有關學者謝國楨、孟森及其著作介紹給吳晗。最後告誡：“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

其實，二十幾天前，胡適為了安排吳晗的學習及工作，已給兩位老朋友翁文灝、張子高寫信，向他們推薦吳晗。信中說：“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生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幾種研究，都很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胡適還建議請清華的教授讀吳晗的《胡應麟年譜》，“也許他們用得着這樣的人作‘助手’”。並附上《胡應麟年譜》。

胡適對吳晗無私的關心和指導，使他受益終身。幾年後，吳晗成為一位頗有成就的明史學者。

成為明史專家的吳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學者從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大肆拆毀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吳晗因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雜文《燕山夜話》等，與鄧拓、廖沫沙同時獲罪，死於非命。

1980年，台灣《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二期，發表了湯晏的文章《從胡適與吳晗來往函件中看他們的師生關係》。確定了師生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在全國開展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吳晗對恩師胡適照樣是口誅筆伐，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體悲劇。

是年，胡適還曾複信聞一多、梁實秋，有意牽頭《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可惜，種種原因，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實秋一人窮畢生心血，獨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亞全集》。

在北大教學和著述半年後，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適應丁文江夫婦之邀，帶兒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1921年與胡適同辦《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滬商埠總辦。5月，他在上海各團體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其中有“鄙人為一書獃子，一個大傻子，決不以做官而改變其面目”等語。1926年7月，魯迅曾在《馬上支日記》一文中，一口氣批評了陳源、胡適、牛榮聲、劉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魯迅於1931年12月寫的文章《知難行難》中，針對《申報》一則電文，“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奉蔣如，對大局有所垂詢……”，再次對丁、胡進行嘲諷。

丁、胡住在北戴河蓮蓬山一座別墅里。胡適登上可俯瞰樂亭的碣石山，眼含熱淚，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釗。1930年，《胡適文存》三集出版（亞東圖書館），扉頁上題籤“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適攜兒子祖望與丁文江夫婦，告別海浪沙灘，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學第二學期開學。

四天以後，發生了令中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按早就策劃好的陰謀，由獨立守備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隊引爆埋在南滿鐵路上的炸藥，將鐵路炸斷，卻造謠指責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然後在僅僅一周之內，兩萬多日寇在中國東北的廣闊地域上，幾乎兵不血刃，相繼佔領了遼寧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自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兩國處於戰爭狀態長達十四年之久。

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眾多相關歷史陳述，皆言國民黨政府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實並非如此。作家王樹增在其長篇報告文學《抗日戰爭》中說：“1990年耄耋之年的張學良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按照張學良的說法，“日本要來挑釁，想借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衝突就不會擴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動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給的回答不外乎是兩句話，就是你妥善辦理，相應處置”。

張學良後來以發動西安事變而聞名史冊，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變，喚醒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和血性。原本平靜教書治學的生活，已弭平胡適因批評國民黨專制帶來的傷痕，寂靜的書齋也消退了胡適在上海的政治熱情。儘管治學和教學的環境深受影響，而心志有些遺憾，但在關乎國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歷史關頭，他的一腔愛國熱忱，又在他身上洶湧澎湃。

“隱逸態度為宜”——周作人躲進“苦雨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灣十一號周宅，在灰濛濛的陰雲下，顯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書齋里，寫信給汪馥泉，信中說，“我覺得現在各事無可批評，有理說不清，我們只可‘閉門讀書’，做一點學藝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國十八年的新覺悟也。我覺得現在世界上是反動時代的起頭，低文化的各國多趨於專制，中國恐亦難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度為宜”（《現代中國作家書信》）。

周作人是以大時代的弄潮兒的身份登上歷史舞台的，他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扮演了戰士的角色，還曾發表《人的文學》《論黑幕》與《平民文學》等重要的進步文章，胡適稱《人的文學》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周作人這些文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是最能顯示五四時期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論。周作人還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愛國學生一邊，寫《前門遇馬記》，半是抗議，半是嘲諷，並親自送到李大釗那裏，編進《每周評論》。陳獨秀在東安市場撒革命傳單被警察廳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義前去探監，設法營救。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殺害，周作人讓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躲在八道灣十一號一個多月。周作人還曾着迷於日本的類似共產主義的“新村”運動，那雖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烏托邦”。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是“新村”運動的支持者。進步的周作人，當時的人望是超過其兄魯迅的。

“清黨”以後，周作人躲進寂寞的八道灣，那“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時代”漸漸結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適書》（收入《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發出這樣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覺得世故漸深，將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幾乎全不把筆，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氣，偶爾重讀，不禁憮然……

周作人一生讀書成癖，且以寫作為生命存在方式，“幾乎全不把筆”，雖“自知或者於道更近”，卻是生命的停滯，其間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於1929年歲尾，曾提出“閉門讀書論”。實際上是一種逃避。周作人面對歷史風風雨雨，無可奈何，身處白色恐怖，又選擇“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焉能有所作為？周作人只能沉湎於“凡人的悲哀”了。當他從報上讀到胡適以犀利的文鋒，批判國民黨專制，並討還“人權自由”，而受到當局排擠迫害時，看似心靜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對五四運動的旗手老朋友胡適產生深刻的同情。他寫信給胡適說：“‘這個年頭兒’還是小心點好，拉伯雷說得對，‘我自己已經夠熱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勸兄以後別說閑話，而且離開上海，最好的辦法是到北平來……我總覺得兄的工作在於教書做書，也即是對於國家，對於後世的義務。”

儘管周作人的信中，瀰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氣，但胡適還是十分感動。他回信說，“至於愛說閑話，愛管閑事，你批評得十分對。受病之源在於一個‘熱’字”，“我對於名利，自信毫無沾戀。但有時總有點看不過，忍不住”。胡適在信中，還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筆手擾”來表“最足寫此心境”。

胡適在信中，對周作人來信中的一句“交淺言深”，頗“有點感觸”。胡適十分動情地說：“生平對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

讀此信，相信讀者會對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產生敬意：兩人既開誠佈公彼此人生選擇與政治選擇上的分歧，或公開論戰於報端，或私下通信相勸；同時都遵循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這些話的權利”，尊重對方的選擇和言論，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擊。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肅殺的寒風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歲女兒若子，不幸突然凋謝。

對於愛女的夭亡，周作人寫《若子之死》記之：

十六日若子自學校歸，晚嘔吐腹痛，自知是盲腸，而醫生誤診為胃病，次日複診始認為盲腸炎，十八日送往德國醫院割治，已併發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術后痛苦少已，而熱度不減，十九日午後益覺煩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繼以昏囈。注射樟腦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為招來，唯兄豐一留學東京不得相見，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醫生不置。常以兩腕力抱母頸低語曰，“姆媽，我不要死”。然而終於死了。吁！可傷已。

周作人這段文字，不僅寫出愛女夭亡經過，特別是若子臨終時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讓人歷歷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寫出作為父親的周作人肝腸寸斷、如觸腫瘍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從此，已四十一歲、意識到“人過中年”的周作人心緒憂鬱，向執教的女子學院告假，“在家，終日悵悵無所之”。為了祭悼愛女，他在八道灣十一號寓所，設祭棚，請來眾僧人，置道場，放焰口，誦經文。然後素車旌幡，將若子遺體置西直門外廣通寺內，托僧侶誦經。后每逢祭日都誦經悼念，成為慣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稱是唯物主義者，他這麼做，既是撫慰愛女在天國的靈魂，又是藉此撫慰自己悲痛欲絕的心靈。更重要的是，他在表達對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報》上連續兩天刊登廣告，將若子之死歸罪於德國醫院山本忠孝大夫誤診。這種涉嫌遷怒與報復的心理，有些失態。但誤診乃實情，聯繫梁啟超之死、魯迅之死，皆是外國醫生誤診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諒解。筆者有《魯迅之死與梁啟超殞命》一文，刊於2011年11月28日《今晚報》，讀者不妨一閱。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惡劣，至今未能安心讀書，自思對於死生別無甚迷執，唯親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說，“中年是理智的時代”，應“用經驗與理智去觀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現得並非“理智”。人啊，有時很難說清。

1930年5月，裝幀十分精緻的小型周刊《駱駝草》悄然問世，立刻引起北平學界的關注。不料，剛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報》副刊上發表批評文章，譏諷《駱駝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壇“落伍”之流所寫。

左翼作家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以“拉普”理論胡亂批評《駱駝草》，不僅引起周作人身邊人的極大不滿，也讓不少自由主義者反感。

《駱駝草》周刊的出版，可追溯到1924年。據周作人當年3月14日的日記載，“交駱駝稿與鳳舉”，6月18日日記，又記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園水榭，下午五時，“由駱駝社宴，二十六人，七時返”。次日，《晨報副刊》報道稱：“駱駝社的基幹是周作人、張鳳舉、徐祖正三君。”

1926年，駱駝社曾出版《駱駝》一期，劉半農在《語絲》第一百一

十八期還發表了一篇詩歌《駱駝頌》：

祝頌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氣度，

忍受一切人們的侮辱與詛咒。

祝頌你永遠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遠擔負很重的擔子。

劉半農面對文壇瀰漫著的淺薄與虛浮，讚頌了駱駝社文友的堅忍的文化精神。而這正是周作人籌辦《駱駝》的初衷，給浮躁的文壇吹進一縷堅忍的清風。以當時周作人的清明和影響，很快，駱駝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與周作人很親近的俞平伯、廢名及馮至、梁遇春等。俞平伯與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識，后又成為燕京大學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講師。廢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清黨”之後，周作人躲進八道灣的“苦雨齋”，常去拜訪者有俞平伯和廢名，后當廢名衣食無着時，索性住進八道灣，與老師朝夕廝守。

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學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駱駝社為中心，形成了當時北平的一個很有影響的文化圈子。

《駱駝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雜誌，周作人主持，由廢名操辦。1930年5月，在《駱駝草》出版前兩個月，遷到上海的《語絲》停刊。語絲社是文學研究會一脈的一個文學社團，《語絲》推出並形成的富有思想鋒芒的現代隨筆，對中國現代散文有貢獻。

語絲社成員在創辦之初，思想原本就不一致，但在對社會現實進行“文明批評”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形成了合力。但女師大事件發生，語絲社重要成員魯迅與周作人、林語堂在要不要執行“費厄潑賴”等方面，發生了分歧，為後來的分化乃至刀筆相見埋下了伏筆。

到後來，語絲體分化成以魯迅為代表的投槍匕首式的隨筆、以周作人為代表的閑適散文和以林語堂為代表的幽默小品。這原本形成了散文樣式豐富多彩、風格神味各異的大好局面，但卻導致了三方各守城堡甚至大動干戈的局面，真是令人感慨。

《駱駝草》非“語絲體”之延續，而是彰顯周作人的“京派”閑適小品風格。其《發刊詞》中，開宗明義，“不談國事”，在“文藝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於講閑話，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不好亦知其丑”。徐祖正在《駱駝草》上發表《文學運動與政治的相關性》說：“希望從事政治革命的人始終不要喪失在文藝世界裏少了不成的那種真摯性與徹底性；同時對於從政治的立場回來談文藝的人少用一點他們的宣傳與煽動。”此文表達了《駱駝草》對政治的旁觀、超然的態度。這少不了引起進步年輕人特別是左翼作家的批評，稱《駱駝草》的作家群是“沒落”文人。俞平伯作《又是沒落》（《駱駝草》第七期），反駁這些批評。

俞平伯的反駁是無力的。試想，在國民黨黑暗專制的統治下，有良知的文化精英如胡適、羅隆基、張壽鏞等，不惜身家性命，掀起人權輿論浪潮，而駱駝社的作家卻對此持超然、旁觀的態度，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和良知何在？

周作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在《新青年》和《語絲》時，他還是反封建禮教的戰士，他那高揚思想啟蒙精神的犀利的戰鬥駁難的文字，猶存其作品間，給他帶來很高的聲譽。到了20世紀30年代，文壇各種成分和力量壁壘分明，針鋒相對，躲進“苦雨齋”的周作人，還是被捲入社會、生活的旋渦，並沒有做到真正的超然。

1931年，周作人到北平輔仁大學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書店印行），在談到新文學與傳統文學銜接匯通時，主張“即興言志”的創作態度，強調尊重文學的獨立性，維護作家自由表達思想的文學原則。從中我們看到這位曾經的新文學的帶頭人，漸漸偏離了新文學的主潮，走上一條田園牧歌式的文藝之路。

《駱駝草》諸作家之“即興言志”，是迴避政治，言個人情感意緒之態。其散文多衝淡自然，講究收斂和內蘊，文白相間，收放適度，簡約自然，形成一種平和、雍容、淡雅的風格。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讀周作人的散文，多講其清淡的素質、低回的趣味、絮語般拉家常式的風格，卻忽略他散文中長存的溫暖的人性和人情。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寬了小說題材的疆域

梁實秋在《關於老舍》一文中，曾提到老舍為了文學創作和工作，是非常注意體育鍛煉、強健身體的。老舍曾給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題詞曰：“身體強學習好才是最好的公民。”梁實秋說：“雖然是泛泛的鼓勵後進的話，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樸實無華的親切態度，他深知‘身體強’的重要性。”老舍自己也在《自譴》中說：“沒有身體，便沒有一切。”故老舍一生大凡條件允許，都注意鍛煉身體。

筆者的同事、老舍的大女兒舒濟大姐在《從父親老舍的滿族籍和習好說起》一文中，介紹老舍1930年夏從英國途經新加坡時，做了幾個月教師，然後再經上海回到北平，“住在他的同學、好友白滌洲家中”。“一天，北平學生畫報社記者陳逸飛去拜訪他，他正在屋中練拳，他對陳逸飛說，他練的是崑崙六合拳的內家拳，專重氣功，是為了養生防身。陳不信可以防身，兩人一過手，一下子就把陳擊敗。”

1933年5月，老舍離開北平去濟南齊魯大學教書，因腰背痛，求醫難愈，遂拜山東第一槍馬子元為師，先學太極，“繼以練步，重義潭腿”，練查拳、洪拳、六路短拳等，“又習及槍劍與對擊，多外間鮮見之技”。一年多來學會二十多套，而且病痛痊癒，氣色紅潤，精神飽滿。老舍為此特贈師傅馬子元摺扇一把，將習武經歷，盡寫扇面之上。次年全家搬到青島，老舍在山東大學任教。一日，詩人臧克家到老舍位於金口二路的寓所拜訪，見門樓牆壁上掛滿刀槍棍棒十八般武器，知老師老舍乃一練家子（見臧克家《老舍永存》）。

1935年，在山東大學春節辭舊迎新晚會上，老舍特為師生表演了一套劍術，天津《益世報》以“廢年·除夕·青島·山大一夜狂歡，笑神老舍大顯身手”為題，做了報道。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老捨棄家小，孤身逃至武漢，加入抗日隊伍。時任國民黨中央副主席的馮玉祥將軍，見老舍寫文章宣傳抗戰，又每天打拳練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對手槍隊的士兵說：“你們看見舒舍予先生沒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單衣打拳，沒有一天不是這樣。”勉勵士兵向老舍為抗戰而習武的精神學習。

正是老舍一生不間斷地習武，戰勝病魔，強健身體，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戰爭的繁重工作。1945年從美國回中國之前，老舍還應賓夕法尼亞州女作家，后以小說《大地》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之邀，在為受傷的“二戰”軍人舉辦的盛大晚會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極拳，顯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賽珍珠在她的《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一書中，記載了這次晚會：

老舍的表演精彩非凡，簡直是美妙無比的舞蹈，深深地贏得了大家的讚歎。

老舍善於講演。講演既是腦力勞動，又是體力活。舒濟在《老舍講演集·後記》中說，他曾有一百七十多次的講演記錄。1936年在北京大學做《閑話創作》講演，第二天《北平晨報》報道：大禮堂里“俱無立足之地了”，“可以說打破了歷來公開講演的盛況”。沒有好身體支撐，是辦不到的。

1952年，在北京東城迺茲府豐盛衚衕十號自家的四合院裏，已五十三歲的老舍還拜皮鞋廠李經理為師，學習太極氣功。

最為精彩的是，1965年春，老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的一個月間，結交了不少日本文學界的朋友。一次聚會，在未經安排的情況下，老舍與日本年輕的劇作家城山三郎進行了一次交手武術表演。後來城山三郎回憶道：

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瘦小體弱的老舍先生，走路離不開手杖，居然一出手，就差點使我跌倒，敗下陣來。不知老舍先生體內蘊藏積蓄了精氣，真有功夫啊！

六十六歲的老舍，繼承了自己民族強烈的崇尚武功的精神，一生習武，堅持不懈，使他強健身體、精力充沛，為實現文學夢想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可惜，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一生“練武學文，扶危敬老”的老舍，連自己都救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為抗議非人性的政治迫害，也為自尊，而自沉太平湖。

1932年8月，老舍開始在《現代》雜誌上連載長篇小說《貓城記》。次年4月連載完，歷時八個月。《貓城記》這部寓言體式奇幻小說，是老舍創作生涯中重要的小說之一。

《貓城記》以貓城影射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中國，是對當時中國“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諸方面”的深刻思考。用王瑤在《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一文的話，主要是寫“國民性弱點……與改造國民性有聯繫”。又有人說，“貓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吳敬梓到魯迅這一系列作家所鞭撻過的‘國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點”。

鞭撻“國民性”，這是個極嚴肅的主題。魯迅在小說創作中關注過，老舍也予以極大的關注，並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地思考和表現這一課題。老舍的小說、話劇所包含的他對於民族心態中一些消極癥候的真切把握，以及憂慮與批判力度上，甚至超過魯迅。

《貓城記》正在《現代》連載的12月，胡風應《文學月報》主編周揚的邀請，撰寫了一篇題為“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的長篇評論，發表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的第五、第六期上，署名谷非。胡風在文中稱，他所批評的是在《現代》雜誌第一卷上，張天翼、魏金枝、穆時英、杜衡、施蟄存、沈從文、郁達夫、巴金、靳以、馬彥祥、沉櫻、汪錫鵬、嚴敦易、彭彤杉等十四位作家所創作的“全體二十三篇（除掉未完成的《貓城記》）創作”。

胡風寫道：

我們的作者們以為站在第三種人的中立的客觀立場上，可以把握到客觀的真實，殊不知他們的認識大大地受了他們的主觀的限制。為了他們“藝術”的前途，我們誠懇地希望作者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和新興階級的主觀能夠有比現在較好的接近。

胡風初登文壇，便以“左傾”機械論指導上的“政治藝術一元論”的霸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一干優秀作家如巴金、沈從文等十四位作家全部打成“第三種人”。聯繫後來他與周揚之間長期的殊死爭鬥，不難看出，他們的分歧只在宗派主義，在文藝理論上並無差異，都是“政治的正確就是藝術的正確”那套歪曲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謬論。

即便在當時，胡風的文藝觀，也遭到迎頭痛擊。蘇汶在他的《一九三二的文藝辯論之清算》（《現代》第二卷第三期）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批評胡風擺出一副無產階級批評的架勢，實乃以階級劃分作家的“左傾”宗派主義，毫無道理地把進步作家打成“第三種人”的謬論。

巴金的反批評《我的自辯》（《現代》第二卷第五期），也批評胡風“拿出一個政治綱領的模子”來機械地套作品，只講政治，而根本不顧及“構成一個作品的藝術上的諸條件”。

《貓城記》尚未連載完，故老舍因“未完成的一篇”，僥倖逃過胡風的批判。老舍雖未對胡風進行反批評，卻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胡風的鄙視。1934年，他在小說《抓藥》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青燕的“只放意識不正確的炮”，把作家往死路上逼的評論家。該小說別具匠心地借用一個叫二頭的農民的嘴罵他“揍死個狗東西”，意味深長，讓人會心一笑。

抗戰初期，胡風仍視老舍為中間派，對老舍能被任命為政治部設計委員一職深為不滿。他認為這一差事是軍委會政治部為延攬國內外知名人士而特設的。此乃每月有二百元車馬費，“挂名拿錢”的美差。

1939年，胡風主編的《七月》發表了老舍的《“五四”之夜》，這是《七月》唯一發表的老舍的作品。胡風評價說，老舍“寫了一點現象，沒有內在的東西，只好把開頭的一段空話去掉發表了，應一應景”（《胡風全集》）。

李廣田卻非常推崇老舍的《“五四”之夜》，是極具眼光的。即便今天重讀《“五四”之夜》，也不能不讚歎，老舍是用他的眼睛、耳朵和“心靈”，記錄和呈現了重慶遭受日寇轟炸時，中國作家周文、羅烽、趙清閣、宋之的等瞬間的行為、心靈的反應，為抗戰的知識分子留下了一幀珍貴的剪影、一段珍貴的故事。

1944年4月17日，重慶隆重召開了“老舍創作二十年紀念會”。胡風做了題為“祝老舍先生創作二十周年”的發言，對老舍的創作、人品，第一次做了正式的評價。他認為老舍在抗戰前期的作品，“所走的道路不僅僅是‘舊風流’，那裏面還有着流到現在以至將來的血脈”。他對老舍抗戰時的創作評價也不高。他認為老舍在抗戰初期，利用舊形式來做“救急”的工作，是“落進了當時一些理論家所犯的誤解”。雖然，胡風的文藝觀念由“政治文藝一元論”改為二元論，政治與藝術分論，可見受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但他對老舍的成見，似並未改變。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胡風身陷囹圄，也未改變對老舍的看法。不過，胡風看不上老舍的作品，只是透明、乾淨的文藝之爭，與個人恩怨無關。

熟悉故都北平城的老舍，對這座日漸衰敗的古都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更為了解。清朝已滅，八旗再無金鼎玉食，城市平民多以當警察、拉洋車、街頭賣藝、做小買賣甚至淪落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為生。因此，老舍的創作實踐中，常常對這些平民的命運予以關注。

1934年寫的長篇小說《離婚》，是老舍自己較為滿意的作品。小說通過一群在政府供職的公務員無聊的生活圖景，揭露官僚機構的黑暗腐敗，小說後面部分還從側面抨擊了特務制度的醜惡，開拓了小說一個新鮮的疆域。

老舍將幽默筆法注入小說創作，乃是他的藝術特色，但在初期把握尚欠火候，並因此遭到非議。他並沒有因此放棄那種在本民族生活環境下與生俱來的幽默藝術個性。早期他之所以遭到批評，是因為他把幽默只當外加的笑料，附麗而不是融於作品之中。

創作《離婚》的過程中，老舍內心就有矛盾。他在《致趙家璧函》中說：“時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與手違，含着淚還要笑，笑得出嗎？不笑，我又不足得勝！”最後，他還是堅持這部長篇“返歸幽默”（《我怎樣寫〈離婚〉》）。他把幽默作為表達主題的有機成分，使幽默諷刺變成敘事和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段，較深刻地寫出了一群小公務員自私、庸俗、苟且偷安又相互傾軋的靈魂。或許他的幽默諷刺還未達到出神入化的水平，卻在含淚的微笑中對這些人物做了批判，發揮了幽默的藝術效果。

《離婚》取材於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說中的人物和他們生活的場景，都是老舍極為熟悉的。通過生活細節的描寫，讓讀者看到下層市民的人情世故、悲歡離合，讓讀者看到一幅幅生動形象又生趣盎然的市井、世態、風俗畫卷。說到底，小說的基本審美範疇是塑造人物。《離婚》寫出了小市民生活的沉落與心靈的空虛，當中個個都是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

史家們都說老舍以長篇小說見稱，或以話劇為人所樂道，其實老舍的中短篇小說也很精彩。如《月牙兒》寫本分的母女兩代為生活所迫淪為暗娼的悲慘命運。天真無邪，對皮肉生涯一無所知就沉淪毀滅，使悲劇意味更為強烈。《月牙兒》是以一種富有抒情意味的語言，講述兩個善良女性被毀滅的悲慘故事，使悲劇性更濃烈。

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是以北平城裏的平民為原型，創作出來的優秀作品。《駱駝祥子》寫於1936年，是老舍辭去山東大學教授之職，成為專業作家后的首部長篇。對於小說主人公祥子，老舍早就聽坊間說，有個車夫買車賣車三起三落的經歷，非常熟悉車夫生活的老舍，以他小說家的藝術敏銳，認定這個車夫具有典型意義，“這頗可以寫一篇小說”，便“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最後寫成關於一個車夫從上進好強而淪為自甘墮落的悲劇命運，從而揭露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罪行的《駱駝祥子》。

新文學肇始以來，胡適、魯迅、聞一多、郁達夫等作家都寫過人力車夫。從對人力車夫的深刻了解，小說《駱駝祥子》在局部生活細節體察入微和從其靈魂深處的喜怒哀樂的把握上，以及祥子們與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聯繫，融會貫通的體驗、展示上，是遠遠超過胡適、魯迅、聞一多、郁達夫的。說到新文學史上稱得上典型人物的，與魯迅的阿Q、巴金的覺新相比較，祥子算是最具光彩的文學典型了。

除了祥子，大膽潑辣、有點變態的老姑娘虎妞，霸道兇殘的車主劉四，欲起又落的二強子，忍受迫害的曹教授，一步步走向毀滅的小福子，也都個個鮮活，成為“陌生的這一個”。

當然，《駱駝祥子》在展現古都北平色彩斑斕的生活風光時，小說的時代背景就顯得薄弱、凝滯，看不到那個時代涌動的社會變化。小說濃重的悲劇氣氛，顯示了強大的批判力量。有人批評，小說只有陰鬱絕望，而毫無希望。這不是《駱駝祥子》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過錯。這種悲劇正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嚴謹的現實主義特色。左翼作家在處理這類題旨的作品時，總是給人物以出路，以希望。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沒有誰寫出一部超越《駱駝祥子》的作品。因為加上光明的尾巴，既違背了歷史的真相，也違背了文學反映生活的藝術規律。“文化大革命”時，江青炮製了八個“樣板戲”，個個都是歌頌光明和英雄的，但骨子裏是為文化專制主義唱頌歌，而掩蓋反人類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親手炮製的“樣板戲”，現在仍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大行其道。

無巧不成書，《駱駝祥子》在1945年，由美國人伊萬·金翻譯成英文，改名“洋車夫”時，還真的將悲劇結局改成團圓結局。遂了某些中國評論家的願。

伊萬·金的譯本《洋車夫》成了美國紐約著名的讀書俱樂部“每月一書”的暢銷書。被老舍評價為“譯筆不錯”的《洋車夫》，讓老舍的小說真正走向了世界。該譯本影響巨大，帶動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在海外風行。

《洋車夫》不僅“譯筆不錯”，而且裝幀華美，黃色布面精裝，內附五十多幀線條流暢、生動形象的速寫插圖。從婦女的頭飾、男子的長辮來看，故事發生在北洋軍閥時期，這無疑與《駱駝祥子》所描寫的民國初的社會生活有出入。翻譯者並沒有北平的生活經驗，對中國文化也不甚了解，有關北平的生活、風俗、氣象、景物多是望文生義，錯誤不少。

翻譯者還畫蛇添足地添加了人物與故事情節。比如讓清華大學女大學生高喊“出版自由”，“打倒密探”，“驅除政治中的腐敗”，“言論自由”等革命性的口號，這顯然是伊萬·金並不了解北平的社會狀態而按西方人的觀念，硬加給女大學生的東西。這怕是左聯的革命作家們都望塵莫及的革命行動。但這一切充滿了進步色彩的拔高，違背了北平真實的政治生態，也不是老舍在那個時代對革命者形象的認識。

小說的結尾，更是狗尾續貂，將小福子淪落“白房子”，最後上吊自盡，祥子也徹底墮落的悲劇，改成祥子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子衝進樹木，他們活着“自由了”的大團圓結局。

伊萬·金讓祥子不要墮落、絕望，給他安排了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是為了順應、迎合美國讀者的閱讀期待，這也是文化差異造成的。

不尊重原著的意願，擅自對《駱駝祥子》的結構、人物、題旨進行篡改、“歸化”，老舍是不贊同的。這也是違背文學創作規律、翻譯作品原則的錯誤行為。然而，正是伊萬·金這樣的譯本，使老舍的作品產生了廣泛的世界影響。

與《駱駝祥子》同時發表的，還有在《論語》上連載的長篇《文博士》（發表時名為“選民”）、中篇《我這一輩子》等。《我這一輩子》通過一個巡警的自述，呈現了一幅北平底層社會悲慘陰暗的圖畫。小說在對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憤慨的同時，還喊出“這世界……換個樣兒”，對舊世界予以徹底的否定。

寫於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雜誌連載前四章的小說《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發表后，隨着社會的動蕩、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連老舍自己都不知該小說之所終。直到老捨去世十多年後，才被文學界意外發現。

人們發現，《小人物自述》在題材、人物、社會背景上，與老舍20世紀60年代創作的長篇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有些相似。區別只在於，《正紅旗下》描寫的滿族生活場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沒有的。想來也好理解，在民國時期，社會上的“排滿”情緒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迴避了。老舍在1942年寫的《入會誓詞》中說，“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盧溝橋的槍聲一響，“遂不續寫”。後來，連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當屬這兩部長篇之一。

後來老舍創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飢荒》三部分。1950年開始發表《飢荒》），開始重回市民社會，寫淪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難生活和鬥爭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紅旗下》主要情節的舞台都在老捨出生的那條小衚衕，這是因為老舍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熱土的深深眷戀。

老舍在《我怎樣寫〈離婚〉》一文中說：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窮苦的滿族旗人家庭。父親是一個月掙三兩餉銀的皇城護軍，為了保衛京師，在庚子事變八國聯軍的炮火中死亡。從此一大家人“全仗母親獨立撫養”。老舍在《我的母親》（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寫道：“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

勤勞、倔強、為人熱誠的滿族下層勞動婦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貧困與艱難，激起了他對黑暗社會的憤懣和對於古城平民的同情。強烈的平民意識，給他創作的選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響，對老舍走向人民藝術家的道路也予以深遠的影響。

老舍的出身、經歷及個人獨特的藝術氣質，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學視角和藝術風格。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壇，他在題材上突破了新文學限於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眾中去，這是老舍對新文學的獨特貢獻。

北京大學“三大魔”之一——廢名與《駱駝草》

廢名是《駱駝草》周刊的真正編輯者，這與周作人對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開。廢名從《語絲》到《駱駝草》，一直追隨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說集都是由周作人包辦作序。可見師生間的情誼之深。廢名在散文周刊《駱駝草》上發表的《莫須有先生傳》和《橋》，本可屬小品一類，但廢名歸到自己的小說集。周作人在給廢名的小說集《桃園》作跋時說：“廢名君是詩人，雖然是做着小說。”肯定其小說是詩的小說。

廢名的詩小說或曰散文化的小說，大體可分為兩類。

一類寫鄉村兒女翁媼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寫童年回憶的。從北京少雨、少霧、乾燥的天氣，憶起兒時在長江畔總能看到的“濕意的雲”。是寫故鄉，又是寫北京。《五祖寺》視角獨特，寫六歲的自己，在“一天門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親和姐姐回來的情景。“最可讚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覺苦惱，忍耐又給了他許多涵養。”“那裏等於一個涼亭，半山之上，對於上山的人好像簡單一把扇子那麼可愛。”一筆未寫五祖寺，卻筆筆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幾去五祖寺遊覽，已再無童年的意趣。這類小說崇尚平凡，多寫生活情趣，頗有禪味。《打鑼的日子》《放猖》等，也將童年的感受與禪意的暗示融合。

與寫童年回憶的明凈不同，廢名的另一類散文小說是議論性的。多是對古代文學經典的重解。鑒於廢名文學功底深厚，其觀點取自閱讀經驗，頗為獨立不凡。《孔門之文》寫孔門的學生；《陶淵明愛樹》為詩文新釋；《三年兩竿》說六朝文章是“亂寫”的，正是不刻意為文，方能隨性揮灑，於沖淡朴納中顯露深意。所以廢名心儀和借鑒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給廢名小說集作的序中，表達了自己極喜歡廢名的鄉土寫實、流露寂靜之美的小說。魯迅一開始覺得廢名小說尚可，但後來評價不高，在其《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裏說：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裏，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魯迅此評顯然失當。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人就頗不贊同。朱光潛以筆名孟實，寫《〈橋〉》（載1937年《文學雜誌》）一文，肯定地說，“撇開浮面動作的平鋪直敘而着重內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對自然景物的反應”，“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

在沈從文、朱光潛看來，廢名的小說《橋》，除了如一般小說一樣都反映農村風景和風情、風俗之美外，還透露出一種獨有的人生態度和體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對農村小人物的不幸命運的同情，已轉向對人間社會人生的“真”與“夢”的營造與編織。小說中小林天真快樂的鄉塾生活，他和史家莊美麗的琴子青梅竹馬的日子，長大后小林輟學回鄉，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細竹三人的微妙感情關係，是那麼寧靜、和諧，有波瀾卻不驚，構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響樂。小說沒有迴避社會生活中的矛盾衝突，也無意淡化人性醜陋，而着重呈現人物自重自愛、返璞歸真的性情和自然適意的生活形態，表達了廢名身處亂世中，對人間美好生活的嚮往。

廢名是位參禪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說將西方的現代哲學思想與東方禪宗思想兩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說純粹的童心，抒發自己在人生困頓到樂天知命的人文情結。另外，小說中的人物隱逸的氣息濃重，貌似放浪形骸，實為表現知識分子心中的困惑和憂鬱。

廢名小說為我們貢獻的獨特文本，比其小說提供的對生活與人生的文學性闡釋更為重要。廢名的小說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詩境，正如後來汪曾祺在《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中所說，廢名是中國20世紀“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的開山鼻祖，對“京派”文學的滲透力極大。“京派”小說壇主沈從文，還有蘆焚（師陀），甚至汪曾祺、何立偉，都從廢名那裏汲取過養料。

廢名，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童年時家鄉的楓柳、沙灘、小橋流水，縣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禪宗聖地，給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學記憶。1922年北上北京，進北京大學預科。1926年發表作品時，使用“廢名”之名。1929年從北大英文系畢業並留校任教。其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1930年，駱駝社創辦《駱駝草》時，周作人讓廢名做實際編輯者，很好地貫徹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隱逸的文學思想，《駱駝草》成為“京派”作家的重要陣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見到廢名。那時，馮文炳在北大校園裏已小有名氣。讀其文，周作人發現有些“澀”，但卻喜歡，破例主動為廢名《竹林的故事》作序。這讓一直崇拜周作人的馮文炳，喜出望外。

周作人在《懷廢名》一文中，對廢名的音容笑貌，是這麼描寫的：

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廢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別處。在《莫須有先生傳》第四章中房東太太說，莫須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麼那麼多的傷痕？這是他自己講到的一點，此蓋由於瘰癧，其聲音之低啞或者也是這個緣故吧。

《莫須有先生傳》系廢名的小說，莫須有是該小說的主人公。因莫須有言行乖張、內向、躁鬱、自卑，頗像廢名，便稱廢名為莫須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廢名的“特殊的謙遜與自信”，這可能是過於喜歡愛徒之緣故吧。

馮文炳見到魯迅是兩年之後。那時作為學生的馮文炳已是《語絲》的重要作者了。沉靜木訥的馮文炳，沒有給魯迅留下太深的印象。

1926年，廢名對魯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記中寫道：“昨天讀了《語絲》八十七期魯迅的《馬上支日記》，實在覺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腳在這荊棘的道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廢名對魯迅站到左翼作家一邊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間世》寫文章批評魯迅、郁達夫等組織的左聯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魯迅的批判，魯迅在《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諷道：

有時發表一些顧影自憐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廢名先生，這回在《人間世》上宣傳他的文學觀了：文學不是宣傳。

若真懂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魯迅自然會羞於他主張文學是宣傳的主張了。

不少文史書籍都說，廢名於1929年從北大畢業后，即留校任教。事實是，廢名畢業后，曾有三年到處奔波謀職。據胡適為廢名做的一個任職資格證明來看，廢名是1931年11月被北大聘為講師的。1931年，南京的《現代文學評論》發過一則消息“馮文炳將來（南）京”，可證在北平找不到工作的廢名，曾想到此地謀生。在謀職的三年裏，廢名寫了《橋》《莫須有先生傳》，於1932年出版，引起社會關注，給他到北大任教，創造了條件。

受聘於北大后，廢名給學生留下怎樣的印象？他的學生柴扉在《〈莫須有先生傳〉的作者》一文中說：

他說話時不住地搖着他的腳。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間膩有許多痰。我從他的裝束——黑皮帽、呢大氅、駝絨袍——和短短的平頭，瘦削的臉，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個拘謹的商人。

廢名第一次登上講台，講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掃了掃課堂里的年輕學生，然後出聲。聲音不高，卻振聾發聵：“敝人對《狂人日記》的理解，比魯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學生個個目瞪口呆，然後是人聲鼎沸。待課堂安靜下來，他講得頭頭是道。指出《狂人日記》與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小說同名，又都寫“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動和精神狀態，自己是讀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的。學生們覺得這狂放的老師，還真是有學問、有見識的。

有時，廢名確實有些狂傲。一次，他給學生講修辭鍊句，不講唐宋八大家，也不講明清小品，而以自己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橋》中的句子為例說，“日頭爭不入”一句，就是托出詩境的神來之筆，真是“世上唯有涼意了”。學生說：“先生是否認為自己是大筆了？”廢名笑不作答。

抗日戰爭爆發，廢名告別留在北平的老師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黃梅，在縣城一所小學謀得小學教師之職。從全國文化中心避難到寂靜的有禪宗聖地銅磬誦經聲縈繞的山村鄉野，廢名的靈魂是寂寞的，他的心開始向佛，寫出了《阿賴耶識論》。多年後，他拿給詩人卞之琳看。1929年廢名從北大畢業留校任教，卞之琳剛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廢名的學生了。廢名對卞之琳說，《阿賴耶識論》是自己“對佛的一種認識”，是“正合馬克思主義真諦”的。而廢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學的，聞此論，大為不屑，二人經常為此爭吵不休。鄰居早已習慣二人的高聲辯論，常常對這兩位書獃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論爭之聲戛然而止，眾人前去一看，廢名與熊十力正扭作一團，相互拳打腳踢。眾人忙將二人分開，然後掩嘴竊笑。

二人的老師周作人，將之寫進《懷廢名》中：

有餘君與熊翁同住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

兩位書生憨直的舉止神態及文化精神，皆現於筆端，讓人讀來不禁莞爾。

1934年，由邵洵美主編的《十日談》第四十四期上，有一篇文章寫周作人與廢名的關係：

記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為了搜集做日本文學史的材料，到了東京的時候，有一個日本人問他，周先生的弟子有沒有幾個特別出色的人物。當時周先生回答道：“有，一個是在清華大學教書的俞平伯，一個是北京大學擔任講師的馮文炳，便是筆名廢名的馮先生。”

可見周作人是多麼器重弟子廢名的。當時，廢名被稱“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子”之一。

1946年，廢名經俞平伯推薦，返回北大中國文學系任副教授。三年後，已成為教授的廢名，從老家黃梅把兒子接到北京，妻子仍在鄉下。熊十力則不接家眷，自雇了一個男佣，每天打雜做飯。廢名天天帶著兒子到熊家蹭吃蹭喝。酒足飯飽之後，好戲——爭吵便鳴鑼開幕。

盧溝橋事變后，北京大學將廢名解聘了。在他無奈回湖北黃梅避難前，曾在北京雍和宮住了一段時間，史料鮮有提及。

1939年8月11日、18日的《新北京報》副刊，曾兩次刊登廢名致朱英誕書簡，名曰“馮文炳書簡”，還加個小按語：“最忠實於自己靈魂的廢名先生的作品，多年不見了。這些短簡，是他寄給朱英誕先生的。謝謝先生的盛意，他讓我們知道馮先生平安，讓我們在冷落的文苑裏，竟得嘗了一滴‘竹青色的苦汁’。”

書簡之一，是談朱英誕的詩集《無題之秋》，準備邀林靜希及幾位詩友到公園討論一下。

另幾封書簡也是寫友人聚會、談詩說禪的。前不久，見收信人朱英誕寫的《紀念馮文炳先生（外一篇）——西倉清談小記》（《新文學史料》）一文，讓我們對那時廢名的處境有所了解。

盧溝橋事變后不久，我收到廢名先生一函，匆匆跑到雍和宮西倉後院去找他；這是一個僻靜的禪房，院中只有兩棵瘦松。

馮先生說，他們把他解聘了。我以為：“走吧。”馮先生當時頗以為知言。

廢名借住的西倉後院，是他的少年時代的同學，行腳僧寂照的住處。寂照曾寫信請朱英誕到西倉去清談。朱到西倉后，朱與廢名閑談。談到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廢名是反對的，他說：“自然，那些聖賢都很好；可是，從文學上說，你以為哪一部書給青年人讀最好？”

朱英誕不禁脫口而出：“《聊齋》。”

廢名說：“《聊齋》跟我也有點關係。不過，我說最好的一部書是《牡丹亭》。”

朱英誕作詩較早，1928年有《雪中跋涉》，1932年回北平寄籍定居后，詩寫得多起來。又有詩集《小園集》問世，由廢名作序。林靜希的《冬眠曲》、程鶴西的《小草》也由廢名作序。

抗戰勝利后，廢名回北平後作三篇詩評，一為馮至《十四行詩》，一為林靜希，一為朱英誕。朱英誕到沙灘北大訪廢名。彼此重逢，不勝感慨，廢名“高興地拈一粒榛子說，‘好久沒有吃到了’，便咬開硬殼，好像還問了記否溫飛卿有什麼詠抹胸之類的詩詞云云”（《懷廢名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廢名一直在大學裏任教職，20世紀50年代初從北京大學調至東北大學（現吉林大學），從事古典文學、美學、魯迅等學術研究，不再搞文學創作了。

嘲諷魯迅“為一世故老人”——以《狂飆》聞名的高長虹

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在北平停刊，5月遷至上海的《語絲》周刊也無奈終刊。

《未名》是此前兩年的元月，由魯迅聯繫幾個青年作家創辦的《莽原》停刊后又創辦的半月刊。《莽原》由莽原社辦，《未名》是未名社出版，可視為《語絲》的延伸。

《莽原》周刊於1925年4月在北京創刊，魯迅主編，附於《京報》發行。魯迅為《莽原》寫的廣告是：“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於現世，望彼將來。”實乃《莽原》的辦刊宗旨。但僅辦了七個月就休刊，又隔一個月改為半月刊發行。

莽原社較語絲社更為激進，與進步學生運動聯繫密切，主要成員為高長虹、向培良、尚鉞、韋素園、李霽野、台靜農等，他們都是從《莽原》步入文壇的。隨着革命的深入，這些進步的青年作家，幾經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高長虹，深受尼采哲學影響，從莽原社分化出去后，到上海重辦《狂飆》周刊，鼓吹“狂飆運動”。狂飆社是五四運動以來最不尋常的文學社團，正如它的主持者高長虹是現代文學中最怪異的作家一樣。

高長虹少年成名，1915年，十七歲的他在山西讀中學時寫諷刺軍閥閻錫山支持袁世凱“稱帝”的詩《提燈行》。1922年在《小說月報》發表詩歌《紅葉》。1924年，他與同鄉好友出版《狂飆》雜誌，提倡“狂飆運動”。同年到北京，聯絡向培良、尚鉞、黃鵬基等青年作家，是年11月創辦《狂飆》周刊，隨《國風日報》出版。在《本刊宣言》中宣示：

軟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周刊，便叫作“狂飆”。（《狂飆》第一期）

《狂飆》主張“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的精神，得到魯迅的認同，他在《兩地書·十七》中說：“意見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義者。”《狂飆》出到第十七期，因《國風日報》易主而被迫停刊。

魯迅得知，邀高長虹等人到《莽原》參與編輯工作。高長虹以“弦上”為題，在《莽原》上發表多篇較為偏激的批評現代派研究系文人的文章，后結成《心的探險》一書，魯迅將之編為“烏合叢書”之一出版。後來高長虹與鄭效洵、高歌等人又創辦《弦上》周刊，還是主要批評現代評論派的。高長虹一貫激進，藐視一切權威，信奉尼採的唯我獨尊、唯我獨醒的哲學觀念，在加入《莽原》不久，便因思想分歧及魯迅的性格問題，與魯迅鬧矛盾。

1926年下半年，因編《莽原》的韋素園沒有發表高長虹好友向培良的稿子，便對韋素園不滿，並遷怒魯迅。他在1926年寫的《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飆》第一期）中，說“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飆》之《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一文中，則換了口氣，嘲笑魯迅已“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還以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為例，以見“老人”之難免“倒下”，說：“有當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當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謂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當有以善自處了！”

其實，高長虹批評魯迅的同時，也批評了魯迅的死對頭陳西瀅（陳源）。1926年年底，魯迅到廈門教書。他在《〈阿Q正傳〉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寫作的《〈奔流〉編校後記》等文中自然以更難聽的語言回擊。

魯迅在《狂飆》停刊后，以筆名燕生在《語絲》發表《吊與賀》，文中多幸災樂禍：

不料我剛作了《讀狂飆》一文之後，《狂飆》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飆》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這樣快，卻確乎“出人意表之外”。

細看魯迅與高長虹兩方的交惡及相互嘲弄的文字，似看不出有什麼難以調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間的意氣用事。魯迅對同類作家如徐懋庸、沈從文等人濫加撻伐還少嗎？

高長虹與魯迅鬧僵，遠走上海，復活“狂飆運動”。1926年年底，魯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飆》周刊再度問世。高長虹也迎來創作豐收，《走到出版界》（雜文集）、《獻給自己的女兒》（詩集）、《遊離》（小說散文合集）等相繼問世，可謂春風得意。

縱觀高長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的高調，畢竟只是“虛無的反抗”。左右開弓、四面出擊，看似炮火很猛，但多傷及進步的文學營壘。自己便在文壇孤立，幾成孤家寡人。

但是，穿越“狂飆運動”的迷霧，認真研究高長虹留下的文學作品，可見他還真是給文學史提供了可資鑒賞和鑒別的諸多經驗。

作家高長虹的一生，經歷了曲折動蕩的時代風雲和特異的生活經歷，始終不懈地追求光明，從未與黑暗勢力為伍。他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絕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獨尊尼采哲學觀念，卻藐視一切權威。是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時宜的狷介孤傲的性格，讓他最終未能走出有點悲劇性的命運。

抗戰爆發，高長虹來到延安。這之前作為狂飆社的創辦人和精神領袖，高長虹在文學界名噪一時。他的第一本詩集甫一問世，即轟動文壇，眾多讀者紛紛寫信表達他們對詩人的仰慕。其中有後來與魯迅同居的許廣平，有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的冰心，還有魯迅在《兩地書》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婦女周刊》編輯、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評梅。有三個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見高長虹的名氣之大。

名氣大，脾氣就大。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特給他發了請柬，他卻以自己是研究經濟的，搞文學創作只是業餘愛好為由，拒絕參加。成了受邀請，唯一“因故”未參加的人。

稱自己是研究經濟的，卻偏偏寫了一部政治著作，因其觀點與斯大林相悖，不能出版，竟聲明要與蘇俄鐵腕人物斯大林辯論。

高長虹與友人能傾心而談，如發生爭議，後來自知錯了，他馬上承認並改正，絕不文過飾非。但對朋友之外，不能交心者，一律“採取一種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輕蔑的態度”。

他又是個不會生活的人，有錢即揮霍。他曾到香港、日本、歐洲等地遊歷，無錢就顛沛流離，有時睡在大街的商店屋檐下，買不起火車票就搭乘煤車趕路。但他可以幾天食不果腹，卻堅持到圖書館閱讀查資料，編字典。他甚至不懼被捕危險，認真閱讀列寧著作，研究馬列主義辯證法。確如他自己所說，與文學創作相比，他更熱衷於研究經濟，甚至學習開礦，以圖報效國家。他是懷着愛國熱情，到革命聖地延安的。

剛到延安，與魯迅發生矛盾並相互攻訐的高長虹，非但沒有受到歧視，還受到了很高的禮遇。享受單獨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應邀去參加各種文學活動，時不時到詩歌朗誦會上當嘉賓。但性情狂怪的他，稟性難移，竟然拒絕邊區政府讓他任文協副主任的邀請。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權的、曾在上海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之一的周揚，屈尊到駐地請他去延安最高學府魯迅藝術學院去做報告，他對魯迅原本就不屑，便大聲說：“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這讓極左的周揚都望塵莫及，只好獃呆地望着高長虹。據說，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問高長虹想到哪個解放區去。高長虹的回答是，想去美國研究經濟！

高長虹的個人悲劇是，他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在國共兩黨為奪取政權激烈搏殺的時候，反對政治上的權威，也反對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權威，太不合時宜。

高長虹隨着革命進程，由性格的孤傲轉化為政治的孤獨，是其命運的必然邏輯。20世紀50年代，有人在東北局宣傳部的招待所里，看見了這樣的高長虹：“一個人坐在面牆的桌子邊吃飯，滿頭白髮，不言不語。”（《高長虹，不合時宜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