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看劍》－－那一段被湮沒的歷史
作者：冰晶水瑩
那一段被湮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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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話說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有一本《挑燈看劍》，上傳於十七K網站。自出現那日起，該書的書評區就烽煙四起，金戈不斷，引來無數英雄好漢。有識之士觀之，嘆息不已，為何？不解史實也。今作此文，尋章摘句，權拋磚引玉，遺笑方家處，敬請見諒。
一南宋的歷史背景文人的黨爭
既然是以南宋高宗統治下的臨安為故事背景，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這段時期前後的一些相關資料吧.
靖康元年（1126），金國兵臨汴京，京城軍民奮起抗擊，最終因政府和“王師”的無能，於次年淪陷，欽宗與太上皇徽宗被俘，北宋滅亡。
靖康之亂中，宋高宗趙構從被擄走的父兄手裏，接過皇權，亡命江南，經過建炎期間（1127~1130）的四年避讓與逃亡歲月，於紹興初復國，建立了南宋政權。自高宗開始，到理宗去世，“國勢將亡”的一百三十餘年的南宋政治，其主要表現形態就是朋黨之爭。
初始階段的南宋黨爭，是北宋黨爭的一種延伸，但與變法和反變法引起的北宋新舊黨爭不盡一致，南宋朋黨之爭是在士大夫面對中原淪陷產生的和戰之爭，以及學術之爭的背景下進行的。
進而言之，軍事上的主和或主戰，是作為“一意向方”的“國論”形態而存在的，因此，和戰之爭也成了一種非此即彼、關乎國家命運的“國是”之爭；學術領域中的孰正孰邪、孰是孰非之爭，雖然體現為不同學派之間在學術上的不同崇尚與觀點，實際上卻是因士大夫在尋求和確立治國之道中的不同政治主張而形成的。
若和戰之爭，首先是由軍事領域表現出來的“國是”之爭，學術上的孰是孰非之爭，則表現為意識形態中的“國是”之爭。
伴隨着“國是”之爭的是由分辨“君子”“小人”引起的用人之爭，其分辨的理論依據是宋代學術的主題之一，而在治國中起用“君子”抑或“小人”，則直接關係到“國是”的具體實施。
因此，驅使南宋文人朋黨之爭的三大動力即“國是”之爭、學術之爭與用人之爭是相互聯繫、相輔相成的，是“國是”之爭的三個組成部分。
從今天看來，“國是”之爭屬於正常的政見之爭；然而由於當時的朋黨並非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Partiers）,而是屬於**集權下的政治幫派或團體（Factions）；同時黨爭的主體深深積澱着傳統文化中的劣性根，所以在分朋結黨的過程中，不僅流露出濃厚的情緒化、意氣化色彩，更主要的是在“國是”之爭中，強化了**文化性格；在學術之爭中，堅固了排他性學術文化性格；在用人之爭中，推進了黨同伐異的政治文化性格。
南宋的歷史，就在這麼一種濃厚的朋黨之爭的氛圍里，拉開了序幕。《挑燈看劍》，也在這麼一種歷史大背景下展開了。
二宋金關係轉化從戰爭到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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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16章親征
趙匡胤一揮手，止住了秦喜的話，他目注岳飛，笑道：“岳將軍，誰說朕不打金兵，不復河山？”
他抬起頭，朗聲說道：“各位卿家都聽着，金人乃亡國滅家之仇寇，朕意已決，從今爾後，大宋與金勢不兩立，諸位卿家，皆須以克複神州、重整河山為己志，有再敢言和議及畏怯避戰者，殿前立斬，絕不寬赦！”
趙匡胤附身趙構之後，堅持對金作戰，這個時機是否合適？讓我們回到過去，從公元1129年開始，一起來看看吧。
1、金人對宋戰略調整
金軍以宋人廢棄張邦昌為借口，第三次大舉攻宋之初，軍事進展還算順利，特別是天會七年（1129），宗弼率領一支軍隊，“如入無人之境”，一直將宋高宗趕入南海。但金人意欲滅亡趙宋政權，另立趙姓以外的傀儡政權，違背宋朝人民的意願。宋朝軍民對趙宋政權忠心耿耿，不管趙構如何怯懦，退縮，不願意抗金，甚至要向金人投降，他們都沒有怨言，仍然將趙宋政權看成是自己國家的象徵，民族的希望，仍然以宋高宗為旗幟，並自動地組織起來，堅持英勇頑強的抗金鬥爭，誓死保衛自己的國家。
在這種形勢下，金軍每到一地，都受到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不同程度地打擊了金軍的囂張氣焰。史書記載，在宗弼追擊宋高宗入海及其北返期間，就受到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和打擊，“張俊以孤軍敢於敵戰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擊於荊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邀擊於荊南而有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等。其中韓世忠捷於鎮江，就是著名的黃天盪之役，對宗弼的打擊十分沉重。史載，宗弼“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
金朝的另一員大將完顏昌，也在天會九年（1131）三月被縮頭湖張榮的梁山泊水軍大敗，“溺水或陷入泥淖者不可計”，“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
從此，金人開始調整對宋政策，實行“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
2，宋金軍事實力比較
在軍事問題上，無非是實力和實力的運用兩項變數，而根本不存在常數。在歷史上，弱小者敢於橫挑強敵，百折不撓，戰勝強敵的實例也比比皆是。
縱觀北宋末到紹興和議前的宋金戰史，一個基本史實是宋軍愈戰愈強，而金軍愈戰愈弱。當金軍初入中原時，由於宋徽宗時的
統治，宋軍無疑是一觸即潰，或不戰而潰，根本沒有能力進行野戰，只能進行守城戰。王稟指揮的太原保衛戰，則是當時最悲壯的一幕。
從建炎元年（1127）冬到翌年春，宗澤以東京留守的身份，事實上主持前沿軍事，情況就發生了重大改變，金軍對開封發動的最凌厲攻勢遭受嚴重挫敗。這與北宋末的開封失守形成鮮明對照。宗澤準備大舉北伐，卻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終。此後，在宋高宗和黃潛善、汪伯彥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終於走向蹙地數千里，自黃河退到大江的悲慘局面。
建炎三年（1129）、四年（公元1130）間，金軍渡江作戰，既是其軍事勝利的顛峰，卻也走向了物極必反。韓世忠指揮的黃天盪之戰，使金軍受到挫折，岳飛又麾兵克複建康，將金軍全部逐出江南。紹興元年（1131），張榮率抗金義軍在縮頭湖一戰，贏得全勝，迫使金軍退到淮水以北。吳玠軍在當年的和尚原之戰和紹興四年（1134）的仙人關之戰，使金軍蒙受自滅遼破宋以來的兩次慘敗。當時，金軍的主力和基幹是女真騎兵，最利於在秋冬季節縱橫馳騁於平原地區。
和尚原和仙人關兩戰是山地戰，尚可說是“以失地利而敗”，然而到紹興十年（1140），劉琦軍進行的順昌之戰，則開創了在平原地區大敗金軍的新紀錄。
如果說，順昌之戰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時，而以逸待勞因素，則岳家軍大舉北伐，又是在閏六月之後的七月，即在最利於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以少擊眾，先後在郾城和潁昌兩次大戰中，大破金軍主力。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軍曾被迫放棄開封。
這幾場戰役，打的是何等痛快淋漓，何等豪情縱生。大宋朝數百萬軍民的血脈為之澎湃激昂。
然而，宋軍是有嚴重的軍事弱點的。首先就是宋高宗唯願以戰求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針，在此方針指導下，其他的弱點，諸如有的將帥擁兵玩敵，各軍不能協同作戰等，也就相應地無法解決。
儘管宋軍存在弱點，並不影響大局。一個最明顯、最基本的史實，就是南宋軍力自守有餘。宋朝的軍隊實力，並不遜色於金。
有此情勢下，宋高宗完全有多種選擇的自由。例如，他可以取守勢，卻仍維持對金的敵對狀態，南北朝的對峙，即早有先例。他也可以爭取較為體面的、平等的和議，若無此種和約，則寧願不和。但是，宋高宗卻寧願以屈辱和議為快。
讀史之時，每到此處，均不由扼腕嘆息。試想一下，若能在和議前這個時間點，讓宋太祖代替宋高宗出場，結束紹興和議的屈辱，是多麼讓人振奮啊！
3，南宋的經濟
南宋的軍事實力並不亞於金，那麼經濟實力又是如何呢？
隨着宋高宗趙構的建都臨安，經濟中心也轉移到了南方。南宋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文人雅士寫詞作賦，文化昌盛。農田的開墾，水利的興修，稻麥的培育，棉花的種植，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兵器製造，造船業，制瓷業，紡織業，印刷造紙和礦冶，也有新的發展；城市集鎮、商行、海外貿易的發展也很迅速。商業貿易比北宋更加繁盛。依據一一五九年（高宗紹興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統計材料，南宋統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萬。從一連串數據來看：北宋稅收達到1億兩白銀，農業稅僅佔30%。工商業稅佔70%。而南宋的稅收超過北宋，15%的稅收為海關。南宋經濟總量，占當時世界的80%，人均海外貿易為三到四吊，大約為3到四兩銀子，杭州普通人穿絲衣。
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宋朝在南方立國抗戰，提供了堅厚的物質基礎。
4，圍繞着紹興和議的士人氣節
以南宋如此優越的軍事經濟實力，為什麼要和金簽下屈辱的紹興和議？
紹興和議是南宋與金訂立的屈辱和約之一。南宋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本來宋軍在反擊金軍的南下中，取得了順昌、郾城、昌等役的勝利，然而宋高宗與宰相秦檜卻惟恐有礙對金的和議，下令撤軍。完顏宗弼（金兀朮）則率重兵進軍淮南，形成大軍壓境之勢。紹興十一年（1141），宋將劉琦等在柘皋（今安徽巢縣西北）大敗金兵。金兵也在濠州（今安徽鳳陽）回擊了宋兵。為了徹底求和，宋廷以論功行賞為名，把韓世忠、張俊、岳飛三位大將召赴臨安，分別委以樞密使和樞密副使的虛銜，解除了兵權。秦檜甚至拉攏張俊，進一步打擊堅決抗金的韓世忠和岳飛，製造了臭名昭著的岳飛冤獄。
這年十月，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和議；十一月，金派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隨魏良臣來宋，提出和議條件。最後雙方達成了和議，內容大體如下：（1）宋向金稱臣，金冊封宋康王趙構為皇帝；（2）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西南）為界，南屬宋，北屬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鄧州（今河南鄧縣），以及商州（今陝西商縣）、秦州（今甘肅天水）的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納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從紹興十二年開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納。南宋於這個恥辱的條約中斷送了在這之前的抗金碩果，與金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南宋以恥辱所換取的“和平”，亦只維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中國古代儒家是十分強調氣節問題的。宋末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歌頌了歷史上在不同條件下的氣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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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隨所旁薄，冽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在紹興和議前後，氣節問題無疑是集中在反對降金乞和。當時一切有志節之士莫不反對屈辱媾和，這決不是如投降派程敦厚所謂“不量其力”。恰好相反，他們是估量了雙方實力對比，認為完全不需要，也不應當有屈辱和議。被迫退閑的一代名臣李綱上奏說，“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按照儒家倫理，且不論割地、納貢等問題，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稱臣，就是典型的喪失氣節的行為。
宋高宗為了掩飾自己的無氣節，最初就是在主持和談的左相趙鼎的建議下，舉起了一塊“孝”字號遮羞布。等到生母韋氏和父親的棺材南歸，而難兄宋欽宗卻無法回來，一個小武官馬元益針對“迎請天屬”失敗，而上書言事，理屈詞窮的皇帝只能說：“真宗皇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至此地步，“孝”字號遮羞布已經不頂用，明知自己悌道有虧，又只得飛起一頂“不恤國事”的鐵帽子壓人，下令將馬元益流放，“庶幾人知勸懲”。
事實上，所謂“人知勸懲”的清洗抗戰派的政策，是在正式訂立紹興和議的前三年，即紹興八年（1138）就開始的。反對還是贊同降金乞和，是官員們升遷還是降黜首要標準。士大夫們要守節，就必然不能贊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嚴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須贊同屈辱苟安。
在宋高宗和秦檜的威逼和利誘下，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節。當時通過科舉當進士，可能還勝似今日當院士，成為文士們的頭等大事。事實上，當紹興和議后，士人們要得到金榜題名，就非附會降金政策不可。
紹興十二年（1142）殿試，狀元陳誠之，榜眼探花均附會降金政策而高中三甲。
紹興十五年（1145）狀元劉章，第二名王剛中為了難得的功名機遇，也只能說違心之論。
紹興十八年（1148）科舉，狀元王佐也不得不讚揚“真儒”秦檜。
特別應當指出者，著名的理學家朱熹也是同榜中舉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當時的策文。據考證，朱熹對那次中舉根本沒有榮耀感。他在晚年承認自己那時只是“胡說”，無疑有很深的自責之意。依朱熹的文化修養，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違心之論說得不重，對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畢竟不得不說，不得不捧。
紹興二十一年（1151）的頭名狀元趙逵，又是一例。
但當時科場中還是不乏有志節之士。徐庭筠，陸遊都屬於堅持不肯吹捧宋高宗的降金政策而無法中舉的學子。
宋高宗和秦檜為了推行和維持對金屈膝媾和，就必須瘋狂地摧殘士人的氣節。且以紹興和議到秦檜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進士為例，紹興十二年為３９８人，紹興十五年為３７４人，紹興十八年為３５３人，紹興二十一年為４２２人，紹興二十四年為４１９人，合計１９６６人。這僅是撰寫歌頌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舉過關者，而更有特奏名進士，還有大量雖亦撰寫了歌頌文字，卻仍未過登科關者，用成千上萬的成語估算，是不過份的。
僅就以上統計，以及朱熹、張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違心捲入，鄭樵的獻媚邀寵，亦足以反映紹興和議前後文士失節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朱熹注重義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場的實際利益，也只能暫時站在利的一邊。
這樣看來，《挑燈看劍》裏，滿朝文人異口同聲的贊同和議，皆為時勢所造也。今我等讀之，詫也嘆也，為之奈何。
三虛君實相的由來
為什麼趙匡胤附身趙構后，毫不猶豫的決定赦免岳飛？秦檜獨攬朝綱近十年，朝堂之上的士大夫們都與他有着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呢？勾龍如淵，這位洛學正統提出的虛君實相理論，又是如何解釋的呢？
1,淺談宋代的皇權與相權
宋代的皇權和相權，比前代都有所加強，這種狀況與皇權弱相權強、皇權強相權弱、皇權相權都弱三種狀況相比，對於封建統治集團來說，無疑最為理想。在當代學者中，把宋代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成熟時期”者有之，稱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從上述意義上講，這類說法不無道理。宋代皇權相權都強，從根本上說，是唐宋之際社會變遷的結果，與士大夫階層形成並在封建地主階級這個“等級的階級”中躍居最高層直接相關。
2，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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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4章：闖宮(下)
趙匡胤背負雙手，面無表情地目送着內待遠去的背影，心中卻有着另一番考慮。
他是帝王，帝王心術與軍人不同，儘管他很欣賞韓世忠，儘管他知道能讓韓世忠賣命的岳飛必然不同凡響，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就認為岳飛與主張殺他的人就是如此地忠奸分明。
他自己的帝位便是陳橋驛上黃袍加身得來的，所以他深知手握兵權的方面大將，一旦生出了異心，會是何等的可怕。
更何況，岳飛是一個能讓韓世忠如此人物也為他賣命的將軍。
然而他卻還是毫不猶豫地頒下了赦免岳飛死罪，將其帶回重審的詔書。
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自己曾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言，岳飛曾任宣撫使、同知樞密院事，位列宰執大臣，若不是自己的這位不肖子孫背離祖訓，岳飛本來就應當在自己的誓言保護之內。
而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卻在於信心！他對自己有絕對的信心！
他不是那個庸懦無能的子孫趙構，絕代名將需得遇蓋世明主，不管岳飛是何等了不得的英雄虎將，他也有絕對的把握讓他完全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下，讓他對自己心服口服。
因為他是趙匡胤，自五代十國亂世中大小數百戰的山積屍骨中走出來的最後勝出者趙匡胤。
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點，《挑燈》一書已經詳細闡述了相關史實。一方面，岳飛曾任宣撫使、同知樞密院事，位列宰執大臣；另一方面，宋太祖趙匡胤曾經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言。
何謂同知樞密院事？宰執大臣又是怎樣的一種概念？
宋代樞密院是宰輔機構的組成部分，樞密院正副長官與副宰相一起並稱“執政”。樞密院分掌軍政，與中書對稱“二府”。“樞密之任，秉國大權。……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但他們的職權不是一成不變的，中書與樞密院之間職權相互糾纏，這是造成宋代相權複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強調“宰輔”，是因為宋代增加了副宰相之職參知政事和一個樞密院機構。宋代將中書門下與樞密院並稱二府，二府的正副首長都是宋人所說的宰輔，宋人所編的一切宰輔年表，二府長官的姓名都要列入。除宰相外，其餘通稱“執政”。也就是說，二府長官共同組成宰輔領導班子。在這個班子中，有時強調集體的領導作用，有時突出個人的領導作用，因人、因時而異。同知樞密院事即樞密院副長官，而宋太祖趙匡胤所立誓言中的“大臣”，指的也就是宰執大臣。
因此，擔任同知樞密院事，位列宰執大臣的岳飛將被斬首，曾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官”誓碑的宋太祖趙匡胤下令阻止，並實無半分可詫異之處。
3，紹興更化
紹興“更化”在靖康元年就已露出端倪，至紹興五六年（1135~1136）間取得全面成功；更化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為元祐黨人平反，“甄敘元祐故家子孫”；一是廢棄安石之學，“選從程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更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更改熙、豐及紹聖以來的政治而恢復元祐政術。
然而，南宋朝廷的極端化政治傾向，卻在客觀上使黨論蜂起，為現實中的朋黨之爭，注入了一帖興奮劑。這在紹興元年至二年（1131~1132）的秦檜、呂頤浩兩相黨之爭中，就已作了充分表現。
秦檜於紹興元年（1131）二月任參知政事，同年八月除右僕射。當其為相后，便薦引同己，以為黨助，如：紹興元年十月，將楊時門人、吏部員外郎廖剛擢為守起居舍人，至二年（1132）二月，廖剛又為權吏部侍郎、兼侍讀；同年十一月，“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秦檜薦之也”；紹興二年（1132）二月，“右修職郎陳淵（按：楊時門婿）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瓘兄孫，舉進士不第，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又是日，禮部員外郎王居正（按：楊時門人）試太常少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被秦檜所舉的官僚，均為程氏洛學的重要傳人，也就是胡寅所謂“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的具體表現，完全合乎“最愛元祐”的政治傾向。同時，秦檜以洛學傳人為黨助，洛學傳人也十分激賞秦檜。“私淑洛學而大成”、“南渡昌明洛學之功”幾侔於程頤四大弟子之一楊時的胡安國，在得知秦檜任參知政事時，便激動不已，竟至“喜而不寐”。秦檜薦引洛學人士的目的，顯然在於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4，虛君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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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13章草廬
勾龍如淵笑了起來：“如淵苦思良久，這才想明白，若欲天下大治，則必須做到四個字！”
他故意吊人胃口地停了一停，才一字一頓地說道：“虛君實相！”
趙匡胤目光里透出一股寒意：“虛君實相？”
勾龍如淵點頭道：“不錯，如淵翻讀歷朝歷代的君王施政得失，覺得一切的問題，都在於君權過於膨脹而缺乏制約。君王以家傳天下，勢必有明主，亦有昏君。是以我們應限制君王之權柄，只在於擇天下士子之最精英者為相上面，而一旦任相之後，君王就要充分放權給宰相，真正做到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甚至君王任士大夫專治天下局面，如此則天下大治，指日可待！”
勾龍如淵，何許人也？
在紹興八年，宋高宗命宰相趙鼎和秦檜主持對金和議，又在當年罷免趙鼎，由秦檜獨相。面臨著由抗戰到屈辱媾和的重大轉折，許多臣僚都群起反對。秦檜面對着不斷高漲的抗議聲浪，也頗感束手無策。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對秦檜說：“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台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秦檜大喜，就通過宋高宗，擢用勾龍如淵為御史丞。這是台諫官由天子耳目轉變為權臣鷹犬的開端。
勾龍如淵在秦檜的唆使下，攻擊力主抗金的樞密副使王庶，說他“使盡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宋高宗也果然將王庶重責。然而勾龍如淵又與秦檜的另一黨羽施廷臣內訌，使宋高宗對他感到厭惡，認為他“用心不端”，秦檜竭力為勾龍如淵開脫，提議“俟其待罪求去，然後補外”，但宋高宗說：“如淵失風憲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於是秦檜只能忍痛讓勾龍如淵下台。
在《挑燈》一書中，勾龍如淵就提出了虛君實相，表面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限制君王之權柄，而讓為相者權重，更好地為大宋朝廷服務。
實質，卻是為已經掌控朝綱的秦檜一黨巧立名目，為屈辱媾和披上一層虛偽的外衣！
就如書中所說：“什麼虛君實相？！不過助秦檜攬權的借口！”
四兩宋的酒樓女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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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10章：出宮
“哦？”趙匡胤卻似是來了興趣，把臉轉向展昭：“你見那個什麼慕容凝雪，又關賭錢什麼事？”
包大仁上前說道：“陛下，這是飄香坊特殊的規矩啊。要見慕容凝雪，需得在某一方面有出類拔萃之才，比如鬥茶勝過飄香坊的茶官，論文強過飄香坊的酸文博士，還有琴棋書畫等等等等，除非能通過這些關卡，或是慕容凝雪親自邀約的貴客，便是丟出再多的銀子，也是見不了慕容凝雪一面。這些年來，臨安城裏的富家世子，不知在飄香坊的這些產業上砸掉了多少銀子，至今真正能通過這樣的比試見到慕容凝雪的，到現在也不過十數人罷了。”
第一卷第13章草廬
當慕容凝雪的草廬被趙匡胤一腳踹開的時候，饒是慕容凝雪久在風塵，閱盡浮生百態，氣質修養俱增佳妙，卻也不由得面色微變。
自飄香坊開業六年來，凡有幸踏足慕容凝雪草廬的人，有哪一個不是必恭必敬，竭盡全力想表現出自己的風雅，生恐被這位不染塵俗的慕容小姐出自己身上的一絲不斯文來。
解讀穿越時空的趙匡胤亂逛飄香坊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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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
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
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
百般美物珍饈味，四面欄杆彩畫檐。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權威加藤繁博士所作的《宋代都市的發展》論文裏，就專設《酒樓》一節，深刻指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樓，“都是朝者大街，建築着堂堂的重疊高樓”，“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開始出現的”。
在宋代以前的城市裏，高樓並非沒有，但都是皇宮內府，建築供市民飲酒作樂，專事贏利的又高又大的樓房，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到了宋代城市，酒樓作為一個城市繁榮的象徵，才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了。
列舉兩宋都城中著名酒樓者，數不勝數，主要有：
忻樂樓、和樂樓、遇仙樓、鐵屑樓、仁和樓、清風樓、會仙樓、八仙樓、時樓、班樓、潘樓、千春樓、明時樓、長慶樓、紅翠樓、玉樓、狀元樓、登雲樓、得勝樓、慶豐樓、玉川樓、宜城樓、集賢樓、晏賓樓、蓮花樓、和豐樓、中和樓、春風樓、太和樓、西樓、太平樓、熙春樓、三元樓、五閑樓、賞心樓、花月樓、日新樓……
這些酒樓中的佼佼者,當屬白礬樓，又名豐樂樓。建築在稠密的店鋪民宅區，向空中發展，其結構為三樓相高，五樓相向，高低起伏，參差錯落，樓與樓之間，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西樓第一層高得可以下看皇宮。宋皇宮以高大聞名於世，白礬樓卻高過它，這種高度真是駭人！王安中有詩《登豐樂樓》為證：
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
金碧樓台雖禁御，煙霞岩洞卻山林。
巍然適構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
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歧路不容尋。
到了南宋臨安，人們在西湖之畔又蓋起了一座新的瑰麗宏特、高徹雲漢，上可延風月、下可隔囂埃的豐樂樓。宋朝人民對於酒樓的特殊情懷，可見一般。
這種酒樓，從裝飾、環境、服務、釀造、烹調、器皿等各個方面來說，無一不精，無一不美。如《東京夢華錄》所記載：“必有廳院，廊廡掩隱，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
優秀的園林環境，周到細膩的服務，使人流連忘返。即使王公大臣，乃至九五之尊，也喜歡偷偷前往。大臣魯肅簡公，就對此行為振振有詞：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宋話本也以皇帝的微服酒樓為題材，寫出了《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可見，酒樓茶肆已經成為宋朝城市裏人們不可缺少的場所，同時也成為宋朝都市的代表性建築物而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作為這個時空的新來者，宋太祖趙匡胤要了解臨安，還有比微服酒樓更好的方式么？
在宋朝市民的心目中，成為一名女伎藝人是很不簡單的事情。且不說稱的上女伎的，幾乎都要儀形秀美，光彩溢目，更難得的是女伎要具備多方面的伎藝才能——她要會插科打諢，她可以和雅弦聲，她要會翩翻飛劍，她可以填詞作賦……
這種以伎藝招徠顧客的女伎，和以調笑賣淫為主的**，是有區別的。不錯，在宋代典籍里，“伎”和“妓”是通用的，但在宋代城市中並不等於有伎藝的女子就是**。且不說那些專在瓦子裏、露台上獻藝的女伎，只說說在宮廷服務的女伎就不同一般——
在一次宋真宗和近臣的宴會上，席間言談涉及莊子，真宗忽明呈誦《秋水》，馬上就來了一位翠環綠衣裝扮的小女童。她神色自若，當眾朗朗背誦《秋水》，聞者竦立恭聽。這位小女童，可稱是對《莊子》下過一番工夫的。這只是宮中專門供職的女伎偶然的一次表演。
女童還要學習其他方面的伎藝，並且經常演練。有詩為證：
昨日傳宣喚打球，星丸月杖奉宸游。上陽宮女偏捷，爭得樓前第一籌。
帝誥皇墳味有餘，萬幾無暇旋生疏。終須別置三千女，分記金華殿裏書。
后苑秋晴校獵歸，淡妝宮女盡戎衣。數中供奉誰精熟，斜勒驕驄掠草飛。
御府書蹤字字奇，散教宮女仿來時。研精筆法難停穩，並恨羲之與獻之。
如此等等，俯拾皆是。皇家對女伎可謂情有獨鍾，以至愛屋及烏，還將伎藝作為貴妃入選宮中標準之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給人們講敘：慈聖太后在娘家時，經常在寒食節間玩擲錢遊戲，她擲出的銅錢可盤旋好久，側立不倒，可為一絕。大約此事傳進宮中，未過多長時間，她便被招聘入宮。
皇家如此，民間也不例外。女伎用實力和風采，在眾多的表演群體中奠定了自己頗具競爭力的獨特位置。試以臨安上千名的著名伎藝人所從事的行當來看——
散樂：張真奴;踢弄人：小娘兒;掉刀蠻牌：朱婆兒、俎六姐;講史書：張小娘子;棋待詔：沈姑姑;演史：宋小娘子;說經諢經：陸妙靜;小說：史慧英;影戲：黑媽媽;隊戲：李二娘;唱賺：媳婦徐;鼓板：陳宜娘;雜劇：肖金蓮;唱京詞：蔣郎婦;諸宮調：王雙蓮;唱耍令：郭雙蓮;覆射：女郎中;撮弄雜藝：女姑姑;射弩兒、打諢：林四九娘……這一名目的列出，是臨安市民對傑出女伎的傑出本領的認可和推崇。
《挑燈看劍》一書中出現的慕容凝雪，應該就屬於傑出的女伎群體的代表人物。對女伎的痴迷，從皇家到民間，都津津樂道。趙太祖聞得有如此佳人，焉能不訪？要見慕容凝雪，需得在某一方面有出類拔萃之才，這樣的條件，也就被當時的臨安大眾，理所當然的接受了。
綜述：
撥開歷史的層層迷霧，我們不由地對《挑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煮酒論史，諸位看官想必也有了一番定論。
誠然，此書的硬傷不少，比如與皇后溫存一段，有明顯的故意為之的成分；又如趙匡胤的武功，也是個明顯的敗筆。
言及文初，趙匡胤復活在趙構的身上，本身就是一種異想天開。這本小說儘管附會歷史，但本質也是幻想小說的範疇。作為這幾年發展起來的這類小說，就和當年的武俠一樣，在閱讀和評論時，也該明了一個大致上的潛規則：異想天開，是這類小說共同的潛規則，只有在認同了這個潛規則的基礎範圍內，閱讀、評論以及和作者的互動才具有意義。
我們，是否可以對此書給予更多的寬容呢？
參考書目：
1．《南宋文人與黨爭》沈松勤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2．《金宋關係史》趙永春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
3．《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張邦煒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4．《紹興和議與士人氣節》王曾瑜著中國史研究2001年3期
5．《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伊永文著中華書局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