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成功不是中彩票
商界最有爭議的問題是——成功是靠運氣還是靠技能？
成功人士怎麼說呢？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一位寫成功人士傳記的暢銷書作家，在他的書《異類》[1]中說成功源於“運氣和偶然的優勢”。沃倫·巴菲特認為自己是“幸運精子俱樂部里的一員”，是“卵巢彩票”的贏家。傑夫·貝佐斯把亞馬遜的成功看成與“行星連珠”一樣令人難以置信，而且還開玩笑地說這成功靠的“一半是運氣，一半是時機，剩下的則是智慧”。比爾·蓋茨甚至宣稱自己“太幸運了，生來就具有一定的技能”，雖然這是否可能還不清楚。
也許這些人出於交際策略或多或少有些謙虛，但是這種連續創業的企業家精神是對“機遇創造成功”理論的質疑。已經有幾百人開創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企業。少數一些，如史蒂夫·喬布斯、傑克·多西和埃隆·馬斯克，甚至連續創立了幾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如果成功來源於運氣，那這些連續創業者們也許就不會存在了。
2013年1月，推特和Square的創始人傑克·多西在推特上向其200萬關注者發表推文：《成功絕非偶然》。
這種說法頓時引來噓聲一片。《大西洋月刊》上，記者亞歷克西斯·馬德加格爾說他的第一反應是反駁：“所有白人巨富都會說，‘成功絕非偶然。’”的確，已經成功的人涉足新領域要容易一些，不管是因為他們的網絡效應、財富，還是豐富的經驗。但也許，是我們自己太快地否定了那種按計劃一步一步獲得成功的可能性。
有沒有辦法客觀地平息這場爭論？不幸的是，沒有。因為公司並不是實驗室。例如要想通過科學實驗來回答Facebook是否會成功，我們就必須倒回到2004年，複製出1000個世界，然後在每個世界裏運營Facebook，看看結果到底怎樣。但是做這個實驗是不可能的。每個公司都在特定的環境中起步，每個公司也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機會。如果樣本只有一個，得出的數據是沒有說服力的。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20世紀中期，運氣是可以被掌握支配的；大家都認為一個人應該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糾結於做不到的事。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捕捉到了這種社會思潮，他寫道：“淺薄的人才會相信運氣和境遇……強者只相信因果。”1912年，羅爾德·阿蒙森成為第一個探索南極的人，他說：“勝利只等待那些有準備的人，也許這就是人們說的運氣吧！”沒有人會假裝壞運氣不存在，但是前輩們相信努力會換來好運氣。
如果你相信人生就是靠運氣，那為什麼還要讀這本書呢？如果你只想知道彩票大獎得主的故事，學習創業對於你來說就毫無用處。《傻瓜老虎機使用指南》可能會告訴你哪些吉祥物可以求得好運，哪種機器“最神”，但是不能告訴你成功的方法。
難道比爾·蓋茨只是中了智力彩票？難道謝麗爾·桑德伯格本來就含着金湯匙出生，或是她“向前一步”[2]了？當我們討論像這樣的歷史問題時，幸運已是過去時了。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未來的：未來是靠機遇還是計劃呢？
你能掌控自己的未來嗎？
你可能期望未來清晰可見，你也可能只把未來視作一團迷霧。如果你認為自己的未來是明確的，那麼提前了解未來，並且努力打造未來就是有意義的。但如果你腦海里的未來只是一團迷霧，無法預測，那你就會萌生放棄掌控它的念頭。
把未來看成不確定的態度正好可以解釋當今世界功能失調的原因，就是把過程看得比實質重要：當人們缺少具體的實施計劃，他們就會依照慣例，盡量把多種選擇組合起來。美國現在就是這樣。在初中時，我們被鼓勵積极參加“課外活動”。到了高中，目標高遠的學生競爭得更激烈，個個都想生出三頭六臂，變得無所不能。直到進入大學我們才發現，這10年的努力只不過是為一個完全不了解的未來填寫了一張令人困惑的多元化的簡歷罷了。不管怎麼樣，也算是做好了準備——沒有目標的準備。
而一個明確的願景可以堅定人的信念。與其努力成為一個各方面都一知半解的庸才，還美其名曰“全能人才”，一個目標明確的人往往會選擇一件最該做的事，並專心去做好這一件事。與其不知疲倦地工作，最終卻只把自己變得毫無特色，不如努力培養實力，以求獨霸一方。現今的年輕人並沒有做到這些，因為他們周圍的每個人都已經對明確的世界喪失信心。沒有人會因為僅僅一方面特別傑出而進入史丹福大學，除非他擅長的那一方面碰巧和傳接球有關。
有些人認為未來比現在更好，有些人認為未來比現在更糟。樂觀的人迎接未來，悲觀的人害怕未來。這些可能性組合成四種觀點。
對未來不明確的悲觀主義
每種文化都有從黃金時期走向衰敗的故事，而幾乎歷史上所有民族都是悲觀的。甚至今天，悲觀情緒仍左右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一個對未來不明確的悲觀者看到的未來是陰鬱的，但是他束手無策。這描述的恰是1970年後的歐洲，當時的歐洲籠罩着官僚主義。現在整個歐元區都處在一場慢性危機中，沒有人對這種狀態負責。歐洲中央銀行除了臨時應急外，什麼用也沒有：美國財政部在美元上印上了“我們相信上帝”；歐洲央行也可以在歐元上印上“先緩一緩”。歐洲人只是在事情發生時做出反應，希望事情不要惡化而已。對未來不明確的悲觀主義者不知道不可避免的衰退會加快還是放慢，是毀滅性的還是平緩的。他們只知道等着事情發生。這樣等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吃吃喝喝快快樂樂，所以才有了歐洲著名的假日狂潮。
表6–1各國看待未來的方式
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
一個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相信未來是可知的，但卻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須提前做好準備。也許當今的中國是最典型的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者。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自從2000年以來，每年都有10%的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但這是因為美國人仍然很樂觀，並以同樣的樂觀看待中國。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得還不夠快。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
中國之所以增長得如此迅速是因為它的起步基礎很低。對中國來說，最容易的發展方式就是不斷學習已經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國現在就在做這樣的事情：燃燒更多的煤，建更多的工廠和摩天大樓。因為人口數量巨大，資源價格不斷攀升，沒有什麼辦法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趕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中國人也知道這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仍執着地選擇了這條有風險的道路。老一輩的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飢荒，因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即將來臨。局外人着迷於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
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
在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眼中，如果計劃縝密，工作努力，未來會比現在更好。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者都領導着西方世界。科學家、工程師、醫生、商人使西方世界的人們比所想像的更富裕、更健康、更長壽。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看得非常清楚。
19世紀資產階級創造的生產力比之前所有時代加起來還要大。人定勝天，機械化、工農業的化學應用、蒸汽輪船、鐵路、電報、整個大陸的全面開發、開鑿運河等，彷彿用法術從地底召喚出大量人口——之前哪個世紀的人會想到社會勞動會蘊藏着如此巨大的生產力？
每一代富有創造力和遠見的人都勝過前一代。1843年，倫敦公眾就可以通過新挖的地下隧道穿過泰晤士河。1869年，蘇伊士運河使歐亞船隊不需要繞過好望角而直接到達印度洋海域。1914年，巴拿馬運河縮短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甚至經濟大蕭條都沒有阻礙美國的前進，美國被視為高瞻遠矚的樂觀主義者的聚集地。帝國大廈在1929年動工，1931年竣工。金門大橋1933年開始建造，1937年建成。曼哈頓計劃（美國開發核武器計劃的代號）1941年發佈，到1945年就已經生產出了世界上第一枚核彈。在和平年代，美國人仍繼續改造世界：州際高速路1956年投入建設，1965年兩萬英里的公路就已經投入使用。美國人明確的計劃甚至超出了地球：美國航天航空局的阿波羅計劃1961年開始，1972年還沒有結束時就把12個人送上了月球。
大膽的計劃並非只有政治領袖或政府的科學家才能做出來。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個名叫約翰·雷伯的加利福尼亞人設想對整個三藩市灣區的自然地理進行改造。雷伯是一名老師、一個業餘戲劇製作人、一個自學成才的工程師。他並不在意自己沒有文憑，公開提議要在灣區建兩個大壩，兩個蓄水的淡水湖，以供飲水和灌溉，還要開拓兩萬英畝的土地以供發展。雖然他並沒有權勢，但人們仍是以嚴肅的態度對待雷伯的計劃。他的計劃得到了加利福尼亞報紙編輯委員會的支持。美國國會為計劃的可實施性舉行了一個聽證會。陸軍工程兵甚至在索薩利托一個洞穴狀的倉庫里建造了一個1.5英畝的灣區模型，進行實驗。結果證明技術存在缺陷，所以計劃作罷。
圖6–1三藩市灣區大壩設計方案
但是如果放在今天，會有人一開始就把這樣的想像當回事兒嗎？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廣納計劃，而且探求計劃的可行性。而今天，一個在校教師提出的富有雄心的計劃肯定會被當成怪誕想法，棄之不用；稍有權勢的人提出的長遠願景都會被嘲笑為狂妄自大。現在你仍舊可以在索薩利托的倉庫里看到那個灣區模型，但那裏也不過是一個觀光景點罷了：這個對未來的宏偉規劃現在只被當成過往的好奇心而已。
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
20世紀70年代悲觀主義主宰的階段過去之後，迷茫的樂觀主義者從1982年開始主宰美國的思想。那時牛市開始抬頭，金融代替了建築工程成為未來發展的手段。一個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只知道未來會越來越好，卻不知道究竟有多好，因此不去制訂具體計劃。他想在未來獲利，但是卻認為沒有必要制訂具體規劃。
與其努力數年開發一種新產品，迷茫的樂觀主義者選擇改進已有產品。銀行家調整現有公司的資金結構，從而獲利。律師解決舊議題引發的爭端或是幫助其他人打理事務。私募基金投資人和管理顧問也沒有開創新事業，他們持續地調整經營流程，提高舊業務的效率。毫不意外，這些領域吸引了大量優秀的常春藤盟校的高才生；這樣一份既可以使你成為精英，又承諾你擁有自由選擇權的以過程為導向的職業，難道不是對你這20多年來苦心打造超強簡歷的嘉獎嗎？
近些年，畢業生的家長總是鼓勵他們走既定的軌道。嬰兒潮培養出一代迷茫的樂觀主義者，他們理所當然地享受着不費吹灰之力得來的成果。不論你是出生在1945年，還是1950年，抑或是1955年，在你生命的頭18年，你都會覺得世界真是越來越好，但這些和你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科技進步好像自動加速了，因此趕在嬰兒潮出生的人伴着對未來的期望長大，卻沒有制訂具體計劃去實現這些期望。當科技發展止步於20世紀70年代時，大部分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精英恰好擠入了高收入群體，使他們成人後的生活一年好過一年，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成功。而他們那一代的其他人卻被甩在了後面，富有的趕潮兒現在可以左右輿論，也沒有看到什麼理由去質疑自己天真的樂觀精神。既定的道路適合他們，他們無法想像既定道路會不適合自己的後代。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說，如果你不了解比爾·蓋茨幸運的生活環境，你就不能明白比爾·蓋茨的成功：他成長在一個生活優越的家庭，所上的私立學校配有電腦實驗室，童年好友是保羅·艾倫。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是趕着嬰兒潮出生的人（生於1963年），你也就不能理解他的言論。這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長大后，認為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其個人背景決定的，而個人背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他們忽視了更大的社會背景：這一代人從孩童時期就過高地估計了機遇的力量，低估了規劃的重要性。格拉德威爾開始時想要打破商人白手起家的神話，但是事實上他自己的解釋就是對這代人傳統想法的闡述。
當今的世界——對未來不明確卻很樂觀
不明確的金融
在一個明確樂觀的未來中，會有工程師設計水下城市和太空定居地，而在一個不明確的樂觀未來中，會有更多的銀行家和律師。金融其實是不明確思想的集中體現，因為只有人們不知如何賺錢時，才會想到去搞金融。如果不去法學院，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會選擇華爾街，這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沒有切實的規劃。而一旦他們到了高盛，就會發現金融界每件事都不明確。你仍然會樂觀，因為你渴望成功，但是根本問題在於市場具有隨機性。你無法明確地或實質地了解任何事情，而且多樣化變得極其重要。
金融的不確定性可能很詭異。想想當那些成功的企業家賣了他們的公司時會發生什麼？他們拿錢做什麼？在這樣一個金融化的世界中，大概是這樣的：
·企業家不知道拿錢做什麼，所以存在銀行里了。
·銀行家不知道拿錢做什麼，所以他們把錢交給不同的機構投資人，用於不同方向的投資。
·機構投資人不知道拿錢做什麼，於是他們投資到了股票。
·公司試圖產生自由現金流來提升股票價格，做法是發放股息，或是回購股份，然後周而復始。
在這樣的循環中，人們都不知道拿錢在實體經濟中做什麼。但是在一個未來不明確的世界中，人們就是喜歡無限的可選擇性；錢比其他任何用錢能得到的東西更有價值。只有在一個明確的未來中，錢才是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而非最終目的。
不明確的政治
西方國家的政客總是在選舉期間才會對民眾負責，而現在他們已經調整到時時刻刻都會留意民眾的意見。現代的投票制度促使政客把自己的形象裁減得與民眾所希望的一樣，而在多數情況下，他們確實做到了。統計學家納特·希爾弗對選舉結果預測的準確度令人驚訝，但是更讓人注目的是每四年一次的預測造成的話題有多大。現在讓我們更着迷的是利用統計學預測未來幾周國民的想法，而不是10年或20后的國家藍圖。
不單單是選舉過程——政府的性質也已經變得不明確了。政府過去有能力協調解決複雜的問題，如原子能武器和月球探索。而經過40年目的不明的緩慢前行，政府現在的作用只是提供保險；我們對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國家醫療保險、社會保障，和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失業救濟項目。自1975年起，這些福利支出每年都在侵蝕政府的自由支配開支。為了增加可自由支配開支，我們需要明確的計劃來解決具體的問題。但是依據福利開支的不明確邏輯，我們只能寄出更多的支票，才能把事情辦好。
不明確的哲學
你不僅能在政治學領域看到這種不明確的態度，在抱持着左右兩派不同理念的政治哲學家身上也能看到。
古代世界的哲學是悲觀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都接受人性潛力應該受到嚴格限制之說。唯一的問題是怎樣坦然接受我們的悲劇命運。而現代大多數哲學家都變得樂觀了。19世紀的哲學家從思想右傾的赫伯特·斯賓塞到保持中立的黑格爾，再到左傾的馬克思，都相信進步的力量。（想想前文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科技勝利的讚揚。）這些思想家們期待物質進步能夠極大地改變人類生活，使其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他們是明確的樂觀主義者。
在20世紀後半葉，迷茫的哲學成為前沿思潮。兩大傑出的政治思想家——約翰·羅爾斯和羅伯特·諾齊克，看上去站在兩個截然相反的對立面：在平等主義的左傾思想上，羅爾斯關注的問題是公平和分配；在自由主義的右傾思想上，諾齊克關注的是個人自由最大化。他們都相信人類可以和平相處，因此與古代哲學家的悲觀思想不同，他們都是樂觀主義者。然而，與斯賓塞或馬克思不同，羅爾斯和諾齊克都是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他們對未來沒有任何具體的規劃。
他們的不明確態度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羅爾斯的《正義論》以著名的“無知之幕”開篇：對於任何了解世界真實狀況的人來說，公平政治的推論是不成立的。羅爾斯沒有致力於改變我們現實世界中的人和技術，相反，他幻想出了一個“內在穩定”的社會，這個社會中存在公平，卻缺少活力。諾齊克反對羅爾斯的公平概念“模型”：對於他來說，任何自願交換的行為都應該被允許，任何社會模型都不可能一成不變，不可能通過強制手段維護公平。他和羅爾斯一樣，對好的社會沒有具體的概念，因為他們都只專註於過程。現在我們誇大了左傾自由平等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之間的差別，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在與別人分享着自己不明確的態度。在哲學界、政治學界，還有商界，對於過程的討論已經無限延遲了對未來計劃的制訂。
表6–2不同思想家對未來的看法
不明確的人生
我們的祖先曾研究過人的壽命，並企圖延長人的壽命。在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們曾在佛羅里達的叢林中尋找不老泉。弗朗西斯·培根寫道，“生命的延長”應該考慮用醫學來實現——這種醫學技術將會是最高尚的。在17世紀60年代，羅伯特·波義耳把延長生命（和“重拾青春”）放在未來科學願望單的第一位。不管是通過地理探索，還是實驗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最傑出的科學家都認為死亡是可以戰勝的。（而這些抗拒死亡的人中有一些在挑戰死亡的行動中陣亡了——培根患上了肺炎，於1626年去世，當時他還在進行實驗研究：如果把一隻雞凍在雪裏，它的壽命是否會延長。）
我們仍沒有揭開生命之謎，但是19世紀的保險公司和數據統計學家成功地揭示了一個關於死亡的秘密，而且這個秘密直到今天還佔據着我們的思想：他們發現了把死亡簡化成數學概率的方法。“生命表”告訴了我們在每個年紀我們死亡的概率，這些都是前輩人不知道的。但是，為了得到更有利的保險合同，我們似乎已經放棄了對長壽秘密的研究。目前有關人類壽命的知識已經使人們意識到生死是自然的事情。今天，社會中流傳着以下兩點看法：死亡不可避免，而且隨機發生。
同時，隨機的態度也給生物學本身帶來了影響。1928年，蘇格蘭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在實驗室忘記蓋上培養皿的蓋子，後來在培養皿中發現了一種神秘的能夠對抗其他菌種的黴菌：就這樣，他很偶然地發現了青霉素。科學家之後就不敢小看偶然發現的機會了。現代的新葯研發將“弗萊明式偶然”的機遇擴大了100萬倍：製藥公司隨意組合分子化合物，進行研究，希望能有新的突破。
但是結果往往不如從前。除了在過去200年中取得的令人矚目的進展外，在最近的幾十年中生物技術一直沒有滿足投資者或患者的期望。“倒摩爾定律”（Eroom’sLaw），揭示了藥物開發面臨的困境，自1950年起，批准投資10億美元研發的新葯數量每9年就會減半。信息技術這些年發展得越來越快，而生物技術面臨的問題是可否與信息技術同步發展。表6–3將生物技術初創企業與計算機軟件初創企業進行了比較。
表6–3生物技術初創企業vs.計算機軟件初創企業
生物技術初創企業是不明確思維的一個極端例子。研究者們只拿可能行得通的東西實驗，而不是去發展人體系統如何運作的確定理論。生物學家說他們需要採取這種做法，因為基礎生物學太難。按他們所說，信息技術初創公司之所以經營得起來，是因為我們自己創造了電腦，而且使其可靠地執行我們的指令。生物技術之所以困難是因為身體不是我們設計的，而且我們越是了解自己的身體，就越是發現身體真是太複雜了。
但是，人們現在可能會產生疑問：是否生物學上的困難已經成為生物技術初創公司採用不確定方式經營的借口？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都期待最終會有成果，卻極少有人抱持成功需要的熱情，全心投入特定的公司。生物技術初創公司的創辦人是教授，但他們往往不做全職的僱員，而去做兼職顧問——甚至在那些以自己的研究項目為起點的生物技術公司，情況亦是如此。之後人人都去效仿教授的不明確態度。自由主義者通常會說是繁雜的規則限制了生物技術的發展，情況的確如此，但是不明確的樂觀可能會對未來生物技術的發展構成更大的挑戰。
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可能持久嗎？
我們不明確的樂觀決定會帶來什麼樣的未來？如果美國家庭存錢的話，至少它們之後會有錢花。而如果美國公司投資的話，它們可以期待在未來收穫新的財富。但是美國家庭沒有存錢，美國公司也只會任由資金滯留賬上，不去投資新項目，因為它們對未來沒有任何切實的計劃。
另外三種對未來的態度都有一定作用。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可以使你創造出你想要的未來。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可以對已經存在的東西進行複製，毫無新意。對未來不明確的悲觀主義也有作用，因為這樣的未來會自我實現：如果你是一個對生活要求不高的懶人，你的要求很容易就達到了。但是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看起來根本無法持續：如果沒有規劃未來，未來怎麼可能越變越好呢？
圖6–2各國的投資與儲蓄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應該都聽說過：沒有計劃的進步就叫“演化”。達爾文寫道：生命就算沒有準備，也會自己“演化”。每個生命都只是某些有機體隨機變異的結果，而最佳版本會在最後勝出。
達爾文的理論可以解釋三葉蟲和恐龍的起源，但是能解釋與生物相差甚遠的其他領域的現象嗎？就如牛頓的物理學說不能解釋黑洞或宇宙大爆炸一樣，達爾文的生物學說也不能說明怎麼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是怎麼白手起家，創辦一個新企業。但近年來，達爾文學說（或偽達爾文學說）在商界的隱喻已經司空見慣。記者把在競爭生態系統中的生存類比為在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生存，因此報紙上出現了諸如“數碼達爾文學說”、“網絡達爾文學說”和“點擊量最高者生存”等新聞標題。
甚至在工程師主宰的矽谷，現在的流行詞也是要求建造一個“精益的初創公司”，要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並隨着環境變化而“演化”。想創業的人被告知在商界所有事情的發生都不可預料：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傾聽顧客的需要，創造“最基本的可用產品”，然後反覆修正，最後走向成功。
但是精益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標。對已經存在的事物做出小的改變可能讓你達到局部市場最大化的成績，但是不能幫助你取得全球市場的最大化。你可以推出一款最好的應用程式，讓人們可以通過iPhone訂購手紙。但是沒有大膽計劃的修正不會使你實現從0到1的跨越。對於一個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公司是最奇怪的地方：沒有一個計劃，你有什麼理由希望自己的生意成功？達爾文主義在其他環境中也許是個有用的理論，但是對於初創公司，最有效的還是富有智慧的設計。
長期規劃仍是最重要的
規劃優先於機遇是什麼意思呢？現在，“好的設計”是一種審美需求，任何人，從懶人到雅皮士，都對自己的外在形象非常在意。確實，每個偉大的企業家都首先是一位設計師。任何手裏拿着蘋果的智能設備或是外形流暢的蘋果筆記本電腦的人都會感覺到喬布斯對產品完美的視覺和體驗的痴迷。但是我們從他那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與美學無關。喬布斯最好的設計是他的企業。蘋果公司發揮想像，並多年執行明確的未來計劃，去創造新產品，有效分銷。忘掉“基本的可用產品”吧——自從喬布斯在1976年創立了蘋果之後，他就意識到只有對未來精確地規劃，才可以改變整個世界，而非傾聽焦點團體的意見或是複製其他人的成功。
長期規劃在我們未來不明的追求短期利益的世界裏經常被低估。當2001年10月第一部iPod發佈時，產業分析師對它的評論只是“對麥金塔電腦用戶有很好的號召”，對其他人“毫無影響”。喬布斯計劃使iPod成為新一代便攜式移動裝置，但是大多數人都看不到這一點。圖6–3公司的股價走向向我們展示了這個長期計劃的結果。
圖6–3蘋果公司的股價走向
計劃的力量解釋了評估私有企業價值的困難。當一家大公司想要收購一家成功的初創公司時，它的出價要麼太高，要麼太低：初創公司的創立者只有在對公司沒有確切規劃的時候才會賣掉公司，而這時收購者就可能是出價高了；一個對未來計劃明確的創立者不會把公司賣掉，這就說明買家的出價不夠高。2006年7月，當雅虎公司出價10億美元要收購Facebook時，我認為如果是我們，至少會考慮一下。但是馬克·扎克伯格在會議上宣佈：“好了，夥計們，這個會議只是走個程序，10分鐘也不用。我們顯然不會把Facebook賣掉。”馬克清楚他能夠領導公司開創出怎樣的未來，而雅虎不清楚。在一個人人看未來都迷茫的世界裏，目標明確的企業總是被低估。
你不是一張彩票
我們必須重新找回明確的未來道路，但在西方世界，需要一場文化革命才能真正做到。
從哪裏開始呢？約翰·羅爾斯必須被哲學系掃地出門，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必須被說服改變他的理論，而且民意測驗不能影響政治。但是世界上無數的哲學教授和格拉德威爾都積習難改，更不用說政客了。就算有智慧，出於好意，想在人多的地方做些改變，也是極度困難的事。
初創企業是你可以明確掌握盡最大努力的機會。你不只擁有自己生命的代理權，還擁有這世界上某個重要角落的代理權。而這一切都要從抵制不公平的概率主宰開始，因為你並不是一張被概率決定命運的彩票。
[1]《異類》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4年4月出版。——編者注
[2]桑德伯格著有《向前一步》一書，她召喚女性在事業上積極進取，敢於爭取女性的領導地位。該書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3年6月出版出版。——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