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預見預言
總理是講過自己不是帥才，鄧大姐也這樣說，我們聽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這樣講，我們曾感到委屈。現在回想起來，是傳統文化、傳統觀念影響我們的結果。誰位高，誰就位尊德高；誰官大，誰就本事大、貢獻大。中國過去就是這種觀念，這個毛病。改變不容易。雷鋒只是一個班長，說起他全國沒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軍長、師長是誰？話又說回來，許多人還是想當軍長不想當班長，所以說改變不容易。
總理講他做不到舉重若輕，但同樣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舉輕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們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我們的目的才能實現。
年12月16日，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沒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傳來消息，說談判不大順利，叫周恩來總理立刻啟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為隨員跟總理一起出發，路經滿洲里時，遇到了率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蕭華同志。
蕭華向總理彙報聯歡節情況，總理望着他身後問：“怎麼沒見到維世啊？”
孫維世是總理的乾女兒，本是同蕭華一道去參加聯歡節。總理沒見到乾女兒，自然要關心。
“我們路過莫斯科時，她被師哲扣下了。”蕭華解釋，“師哲說她俄語好，叫她留下參加翻譯組的工作。”
總理關心中蘇談判：“主席跟斯大林談得怎麼樣？”
蕭華搖搖頭：“好象不大順利，師哲只跟我簡單講了幾句。”
總理想了想，問：“主席現在做什麼？”
蕭華說：“斯大林說要等你來了再談，先安排主席參觀和看節目，聽說到列寧格勒參觀去了。”’
總理沉思着點點頭，沒有再問。當時在場的有伍修權、賴亞力和我，我是剛由副官改為行政秘書。
趕到莫斯科時，我從師哲那裏聽到的情況，與蕭華講的差不多。
總理一到就開始了緊張的談判，主席就退到“二線”，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則。除了決策，具體怎麼談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沒什麼事，每天就是看書，看得廢寢忘食。
記得有次吃午飯，主席的目光總是朝我臉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引得毛主席這樣注意。我下意識地拿手去臉上、嘴巴周圍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時盡量注意吃飯的動作文明些。
當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時，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說：“我看你長得像拿破崙。”
我不好意思了，尷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崙長什麼樣？哪一處跟我相像？
毛澤東並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職務，但知道我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他轉向周恩來說：
“這些天我一直在看歷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崙。”
‘說到這裏，毛澤東拿起酒杯，朝我一舉：“來，跟拿破崙乾杯！”
歡笑聲中，我臉紅紅地跟毛澤東碰了杯……
毛澤東朝想像中的“拿破崙”點一下頭，喝了半杯。我這個“拿破崙”一飲而盡。
從此，相當一段時間裏，有人開玩笑叫我“拿破崙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麼地方長得像拿破崙？
在毛澤東觀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崙期間，周思來談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當然，這些談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則，都是毛澤東確定決策的。他當時有句著名的確定談判目標的話，就是“想要點好看的，再要點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條約”，“好吃的”是“貸款協定”。
這次中蘇談判的情況，很能反映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及各自無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時，聯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與周恩來交談后，對師哲等人說：“周恩來將是中國新政府一位很好的總理。”
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斯大林對中共代表團說：“你們將來一建國，現成就有個總理，周恩來。”
年後，國際上許多政治家評論：“在半個多世紀裏，中國是被置於毛澤東的頭腦里，同時也被置於周恩來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還是國際政治家們評論得深刻？我認為周恩來比他們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來到周恩來身邊當警衛，一星期後即隨他由延安奔赴重慶，以後歷任副官、秘書、衛士長。
周恩來無疑是一位鞠躬盡瘁的實幹家，但他首先給我的印象是偉大的思想家。
從設計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藍圖到國際關係上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對霸權和霸權主義”，這些天才思想已經早為國際國內所共知。
我要講的新內容是周恩來的三次預見預言，其中無疑閃爍着偉大思想家才能獨具的智慧的光輝。
第一次預見預言就發生在我剛到周恩來身邊，隨他奔赴重慶的路上。因為剛到首長身邊，一切都新鮮激動，所以記憶非常深。
像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偉大的人物，與生俱來的都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毛澤東氣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當毛澤東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驕統統踩於腳下時，周恩來又在想什麼？幹什麼？
他也不迷茫。他已經勇敢、自信、明智地選定了自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上的位置，並且當仁不讓地在這個位置上堅持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那天，我們100多名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跟隨周恩來，分別爬上3輛卡車，開始了艱苦的旅程。
經寶雞、鳳縣，卡車在崎順的土石路上顛簸，午後駛入一道大山溝子。
沿途景緻在悄悄發生變化。陝北高原受雨水侵蝕，形成塬、峁、梁、溝如大海一樣波狀起伏的地貌。
而這裏，山間原有的自然風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爭翠，萬木蔥蘢。5月的陽光下，在寂靜的熱氣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騰，那些擋住視野的陡壁岩石不時地閃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過一道彎，卡車哼了一聲，我聽到有人嚷嚷：“苗檯子鎮！”
前方輕煙縹緲，籠罩了一片建築物。卡車停在了鎮西。
“都下來吧。”車門開了，傳來招喚：“去看古迹！”
我們100多人紛紛跳下車，心裏不免納悶：這一路多少古迹啊，從沒說過看看。特別是在西安，住的時間長，名勝古迹又多，還不時有各方人士邀請，周副主席卻一處末看。如今特意鑽進這大山溝子來看什麼古迹？不理解！
周思來已經下車。他一露面，我們這些警衛就本能地摸住腰間的德國20響快慢機，環繞着警衛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車，眺望着立住腳，就那麼保持眺望的姿態站了很久；雙手環抱胸前，肩膀隨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違了的神情，像遊子終於回到故鄉，帶着靜溫無言的激顫要尋回遙遠的記憶……“周副主席來過？”當時的副官老鍾小聲問。
周思來搖搖頭，沒作聲。在他最突出的特徵——兩道濃濃的黑眉毛下，波光閃爍的兩眼顯得含情脈脈，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見他這麼動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從來不曾這樣，他屬於那種善於駕馭感情的人。記得路經洛川時，國民黨一名軍長來拜見他。這位軍長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教過的學生，見面那一刻，軍長叫了聲“老師！”整個臉孔、嘴唇和敬禮的手就都激顫起來，感情無法抑制地奔過來用雙手槍握周恩來伸出的手。周恩來不那麼感情外露；熱情而不失常，親切而不變態，關心而不形於色；那種從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風度直令我心靈震顫，立刻被迷住了。那時我還不明白這是人類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與我過去見過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雖然說不出不同在哪裏？那一瞥目光，一個微笑，一次握手，一聲問候、甚至舉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見如故的親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現在，面對一片自然山野，他卻意滿神動，柔情大發，用一種溫和雅靜的聲音喃喃着：“留侯把榮譽利祿都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我順他的目光望去，高處一片青綠中點綴着八九座紅色的廟宇式的建築。正感覺茫然，周恩來已經揮起右手。他的右臂斷過不久，有人說是跟江青賽馬摔斷的，有人說是跑馬時，路邊竄出條大黃狗驚了馬摔斷的，3個月前剛從蘇聯治療回來，胳膊仍然伸不直，習慣地彎在身前；揮動時，半側身體和肩膀隨着一動，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動作憑添了一種分量和魅力。
“走，看張良廟去！”周恩來率先朝山上走去。後來得知那兒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們跟着常感吃力。
張良這個名字我好像聽說過，卻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現在的孩子都有學上。
我的家鄉在四川，遠僻在中國內地而控攬了一條長江。我祖祖輩輩的雙腳都是深深插於泥土中。在我12歲時，雙臂已經像大人一樣揮動起鋤頭。可是，軍閥混戰，更有帝國主義的炮艦和經濟壓力，沿着那滾滾長江溯流深入到四川，於是，每年都有5萬兩以上的白銀順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國。沒有什麼語言能夠描繪出那社會的霉爛與五顏六色的罪惡和苦難，中國的命運像遊絲一樣縹緲。於是，12歲的我便扔下鋤頭抓起長矛大刀，參加了紅軍。那是1933年，參加紅軍后我才開始學文化。
怎麼學文化？比如這次參觀張良廟，我這裏剛犯嘀咕，前邊已經有人問出聲：
“周副主席，張良廟是誰呀？”
“張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幫助劉邦打天下，統一全中國，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漢王朝。”周恩來一邊登山，一邊用通俗的語言作解釋：“後人為他修的廟就叫張良廟。”
我明白一些，卻另生納悶：張良只是幫助漢高祖劉邦打天下，周恩來懷古，為什麼不看漢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張良呢？
登上授書樓時，我終於忍不住問：“周副主席，為啥要給張良修廟呢？”
周恩來望我一眼，還沒說什麼，另一名警衛已經跟着嘟囔：“我們那邊關帝廟很多，關公是英雄。張良——？”
周恩來忽然笑了，雙手抱臂，把臉仰上天去笑出聲：“哈哈，知道漢壽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們，雙腿微微岔開，站住不動，沖我們輕輕點點頭：“關公是英雄，張良也是英雄。張良其實比關公貢獻大。那走廊過廳里的40多塊碑都是對他的評價。”
接着，周恩來便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講了張良的許多故事。從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從鴻門宴救劉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項羽的軍隊土崩瓦解，落得個“霸王別姬”。
最後，周恩來放低聲音說：“漢王劉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個人：韓信、蕭何和張良。”
我感到不滿足：“張良打過什麼仗？”
周恩來換上一種沉思的表情，深邃的兩眼閃爍着嚴肅雋冷，緩緩說：“張良沒有獨自領兵打過仗，他不是帥才。但是他追隨漢王左右，出謀劃策，是最優秀的軍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懂嗎？”
我們似懂非懂，點點頭又搖搖頭。
“嗯，”周思來略一沉吟，大約是考慮怎樣對我們這些沒有上學讀書的同志解釋清這個問題，“這樣打個比喻吧。師爺你們都知道嗎？好，縣衙門裏都有一些讀書人被縣官聘去當師爺，在幕後替縣官出主意。縣官一般都要仰仗他們來辦事。軍師就有點像這個師爺，是軍隊裏的師爺，替統帥出謀劃策來打勝仗。比如漢王打了敗仗，連父親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虜走了，漢王一籌莫展。張良就給他分析形勢，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猛將，但與楚霸王有矛盾；猛將彭越在梁地反楚；漢王你自己的將帥中只有韓信可以獨擋一面，託付大事。如果你把關東的地方作賞地賞給這3個人，楚國就可以打敗了。
漢王聽了張良的話，立刻從戰略上由被動轉主動，劣勢變優勢。項羽打了一百個勝仗，頂不住張良一個主意，優勢變劣勢，只好求和。以‘鴻溝’這條運河為界，想平分天下。
漢王想就此回兵，張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軍這叫‘養虎為患’。漢王又聽了他的話，追擊項羽，不給他喘息機會，垓下一仗把項羽消滅了。這就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豎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問：“張良確實英雄，可為什麼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來說：劉邦得天下后，封賞功臣，讓張良自己選擇3萬戶封地，張良推辭了。
他說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縣相會，只把留縣封給我就足夠了。那時的縣，又經戰亂，大概不會超過一萬戶。他不貪。張良隨漢高祖劉邦入函谷關后，劉邦當皇帝，張良就靜居行氣，不吃糧食，閉門不出，說：“我蒙皇帝信任，當軍師，不過出了點主意就封萬戶侯；這已經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夠了。我只想脫離人間俗事，追隨仙人赤松子去神遊。”
所以老百姓都傳說他成了神仙。
周恩來凝望石碑，慢條斯理地說：“張良是個明辨是非，通曉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虛幻。他這樣做正是他的聰明智慧所在。因為在那樣的封建社會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勛和名位之間，為人臣於是難於長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勞最大的3個人，韓信被殺，蕭何被拘，只有張良把榮譽利祿拋於腦後作了‘神仙’。他採取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是客觀形勢、環境等各種原因決定的……”
望着周恩來深沉睿智的面孔，聽着他低沉悠緩的講述，我簡直就像面對了悠久的中國歷史，面對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奧、博大，感到至聖至偉，可望不可即。
比如“師爺”，以我當時的文化水平怎麼可能理解呢？直到幾十年後，知道了、“無紹不成衙”，才漸漸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紹興文化。
周恩來的祖籍並非蘇北淮安，儘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紹興。在魯迅逝世2周年的紀念會上，周恩來曾說：“在血統上我也或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身浙江紹興城的周家。”周家是一個世代聚居紹興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來的祖父一輩時，他這一支家族才離開紹興，遷居淮安。這次遷居便與紹興文化有關；在紹興，除體力勞動者外，中上層比較多的是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是應科舉，紹興的文化人卻不然，很少去應科舉，大批地去當師爺。師爺不是官職，在任何衙門裏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決問題辦事情還是靠他，他是事實上的二把手。他們明智幹練，勤懇謹慎，審時度勢，善於解決各種最複雜的矛盾。久而久之，紹興人當師爺出了名，以致人們把師爺不叫師爺，叫“紹興師爺”；縣官一般都要仰仗紹興師爺，便有了“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周恩來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為到淮安當師爺而舉家遷移。周思來的外祖父萬青選也是師爺出身。他們的精明、幹練、謹慎、果敢乃至性格溫和，待人誠摯，辦事細心，對周恩來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養，都是不無關係的；當然，這些都是后話。在留壩縣苗檯子鎮參觀張良廟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來講述張良。後來跟隨他久了，多次聽他講“我不是帥才”，在中央的會議上講，下來也講過，才使我聯繫起來想到了參觀張良廟。他講張良的故事，張良也不是帥才，他是最優秀的軍師。
從山上下來，又看了傳說中蕭何月下追韓信的遺址。周恩來興緻勃勃地給我們講了那段故事：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到南鄭，許多人都逃跑了。韓信由於懷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蕭何聽說之後，連夜去追。有人以為蕭何是逃跑了，就報告劉邦。劉邦大發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樣。過了兩天，蕭何回來了。劉邦喜極怒極，問：
“你為什麼逃跑呀？”蕭何說：“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劉邦問：
“你追的人是誰？”蕭何說：“韓信。”‘劉邦立刻拍桌子：“大將跑了幾十個，沒見你追，你說你追韓信；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蕭何笑道：“那些大將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韓信這樣的人，失去這一個，天下就沒有第二個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輩子蹲在漢中，那就用不着留韓信；你要是想爭天下，那就非韓信不可，除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為你圖謀這個大業了。”劉邦信任蕭何，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統領全軍，果然打敗了項羽。
周思來說：“劉邦百戰百敗，卻屢敗屢起，靠的就是蕭何為他當宰相，經營關中作他的根據地，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糧有糧。項羽百戰百勝，卻經不起一敗；一敗塗地，一敗就亡，原因之一是沒有蕭何這樣的宰相。就是有，他也發現不了。發現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經不起失敗。”
這一次懷古，周恩來詳細講了張良、蕭何輔助劉邦興漢的歷史，而後說：“張良、蕭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領，沒有他們興不了漢。他們知道這一點，劉邦也知道這一點。同時他們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過人的長處，也知道自己的短處。張良和蕭何都不是帥才，張良給劉邦說太公兵法，劉邦一聽就明，常用其策。張良給別人講就不靈，所以張良說‘沛公殆天授’！跟着劉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別人發揮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劉邦才能得到發揮，相輔相成，成就一番大事業。他作了一個手勢，表示從古推至今：“中國的歷史，總是少不了張良、蕭何這樣的英雄人物。今後也需要這樣的人。”
彷彿是證明這個說法，路經成都，我們在春熙路成都旅館住了3天。成都名勝古迹很多，周恩來只帶我們去看了諸葛亮的武侯祠。他從“隆中對”講到“出師表”，說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並制訂了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計劃，最可貴的是，他為此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看過詞內的“三絕碑”，來到殿外，仰望古柏蔥鬱，環顧青瓦紅牆，又顯出那種無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詩。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記得他講了諸葛亮“和吳”——建立統一戰線；“和夷”——、搞好民族團結；“明法”——實行法治；“治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但講得最多最動感情的還是“正身”。說諸葛亮一生虛心納諫，清正廉明，不增殖私產。他上表公佈財產，說明一家已經可以溫飽，決不別作經營，增長私產一寸。並說明：“臣死以後，如查出有多餘的財物；那就是對不起國家。”
當時武侯洞裏遊人很多，擁擠得不便久留長談，在嘈雜聲中也無法談話，周思來朝諸葛亮殿中的武侯貼金塑像投去最後的深深一瞥，帶領我們近百人離開了。
路上，他看看我們走在他身邊的人，說：“這麼多人來參觀，說明了什麼？諸葛亮死後，到處有人要求給他立廟，因為限於當時的禮制，不得允許。不立廟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為他私把。直到蜀漢滅亡那年，阿斗才允許給他在沔陽立廟，禁止其他私祀。可見諸葛亮是有益於人民，深得民心的。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優秀政治家都能做到這一點，何況我們共產黨人呢？”這時，他的兩眼亮起來，一閃一閃地，充滿了一種自信和激情：
“我們現在要比他做得好，我們在全國執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來逝世后，沒留任何私產，他也確實沒有，甚至連遺體也留言讓交醫學解剖，然後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許人們給他“立廟”——建紀念館堂或保留故居。他確實方方面面都比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們要去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億萬人民有口皆碑。
國內外不斷有人把周恩來比作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最傑出最賢良的宰相。每逢看到這樣的文章，我便想起了從延安到重慶那風塵僕僕，萬里顛簸的一路。毛澤東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周恩來不感懷。秦、漢、唐，歷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張良、蕭何、諸葛亮。當時我們跟隨他一路而行的3卡車100多人，誰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這其中的無限含義，即便今天仍無法全部說清闡明。
但其中一條簡單的事實我是肯定的：周思來堅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在的預見，並且勇敢、自信、明智地為自己選定了位置。說這個話時，我不能不聯想到5年後，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飛同志遇難時的一幕。後面我在周思來的4次痛哭里將講述那個過程。當“4．8”遇難的電報打來時，周思來為葉挺、王若飛、鄧發、秦邦憲等烈士痛哭失聲，曾講：“……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后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恩來比斯大林、米高揚更早看出自己能夠擔任總理。
我看到尼克遜所著《領袖們》的中文版，裏面寫有這樣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曾說，‘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好似一位笨拙的秘書，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國會議員。’很難想像舉止優雅的周思來會是笨手笨腳的樣子……”
尼克遜難以贊同田中角榮的話，我們國內卻有人贊同，甚至更誇大其詞。什麼原因呢？
非“同志關係”的人這樣講不足為怪，“同志”中有人這樣講，其中大約有3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有些好心人，對總理感情深的人幫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已是公認，於是，出於熱愛便有人總想把總理摘出來。總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斷，以為對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有好處的。但這些好心人找出各種似是而非的“根據”，硬要把總理的深信和擁護說成違心，把贊同說成屈從，把尊重說成讓步。這樣做的結果，總理對“文化大革命”應負的責任，其實是摘不掉的，反而把總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則和勇氣的人，這就從人品上損害了總理。豈不是適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歷史的人，最終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個人迷信，把天下功勞都歸於毛澤東，錯了。此後功勞是大家，錯誤全推在毛澤東身上，又錯了。為什麼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講點實事求是的真話呢？“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段時間，沒聽說有幾個人反對，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幹部。不少人被打倒了還真心喊萬歲呢。各省市自治區的問題都是總理主持處理的，要說錯了，總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會首先站出來承擔責任。生前全黨就一致公認，他是最富自我批評精神的一個，從不推誘責任。
第二種情況是，一些政治上淺薄的“中才之人”，清談之士，喜歡自以為是地夸夸其談。他們一件事也幹不成，但沒有一件事不會發議論。“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后，周恩來逐漸看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到後期，他對毛澤東為防止在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所採取的步驟與措施產生了懷疑，越來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圖採取一些補救措施。於是，這些“中才之士”雖然從未進過政治游渦，卻在那裏指手畫腳，把總理的韜略說成不敢冒衝突的風險同毛澤東正面交鋒，把顧全大局埋怨為不敢像彭德懷那樣摔帽子罵娘，把堅強的黨性和服從組織決議說成缺少獨立和個性。
中國共產黨能奪得天下，靠的是黨組織的力量，而不是每個黨員的“獨立”“個性”。即便是錯誤，也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否則就不能保證正確時的全黨服從中央，就無法步調一致，就無法形成統：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審查幹部時，再大的錯誤，只要是執行組織決議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帳算到他個人頭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則後患無窮，黨將失去統一的意志和力量。
千年的歷史證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難改變思想。跟他們共事容易建功立業。打天下的共產黨人，或者是經天緯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識的“老粗”“下愚”，過去的八大軍區司令沒幾個有文化，他們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團結奮鬥，成就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卻什麼都知道一點，這種人難有自知之明，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氣；清談起來一個比一個“見解”多，幹起來只會抱怨不會克服，任何事都難於同他們合作完成，特別是在危難時刻。正所謂“秀才鬧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總結出來的至理名言。
第三種情況是，缺少一點理解。
有位外國記者問周恩來：“當你信仰的東西與你民族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你首先選擇什麼？”周恩來毫不遲疑地回答：“我首先是個中國人。”正因為這樣，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時，周恩來能出面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把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邊，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
周思來是一個意志堅如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一點不會有人懷疑，後面的幾章也將談及。但他首先是中國人。“四人幫”批儒，批周公，其實就是批周恩來，這一點不假。過去二千年，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基色。周恩來自小就熏陶於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的儒學的氛圍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溫和、謙恭、禮義的一面。在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上，也必然有顧全情義，有失鋒銳；謙和有餘，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實毛澤東說他“政治上弱點”就是指此而言，並非指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實周恩來性格中的這一面，不僅是對毛澤東，對父母、親友、同志都有表現。後面幾章我將以事實證明。從大量的回憶文章可以看出，所有當事人都是歌頌懷念周恩來性格中的溫和、謙恭、禮義的；為什麼周恩來這一性格表現在與毛澤東的關係上時，我們就不能理解體諒了呢？這不公平不客觀么！
沒有誰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雙重性。毛澤東也說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氣”，一半“猴氣”。周恩來的性格當然也無例外地有着雙重性。對於周思來的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宰相”，有人議論為“偉大的謙虛”，有人議論為“明哲保身”或“處世精明”。這些議論者為什麼不想想，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7年，在這個位置上他可從來不曾表現什麼“偉大的謙虛”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狂風惡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這個風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對“四人幫”那樣不可一世的來頭，他也沒有表現絲毫偉大的謙虛，讓張春橋或什麼人去當總理或組閣。歷史難道不是這樣嗎？
聯繫“紹興師爺”、“張良廟”、“武侯祠”想想，周恩來是主動、自信、堅定、執着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選擇，自己不推委也無須誰去好心地幫助推誘。早在1940年他便預見預言到自己未來的位置，充分證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這種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們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並為之感慨無窮的周恩來的第二個預見預言，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之時。
從我個人的經歷和體會，我想先糾正兩個說法。
一種說法是：共產黨同國民黨堅決鬥爭，終於奪取了勝利。我認為不準確。我的體會是，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大政治力量的鬥爭中，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歷史選擇了共產黨。說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強求。
第二種說法是關於“兩種命運的大決戰”。現在好象說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國民黨，要不就是光明的共產黨。但是我的所歷所聞，似乎不是這樣，至少是概括得太簡單了，離開了歷史的真實。
作為副官，我跟隨周恩來左右，經歷了他代表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全過程。抗戰勝利后，周恩來和他代表的共產黨，首先爭取的中國之第一種命運，既不是黑暗的國民黨，也不是光明的共產黨。
當時無論是黨內同志談話還是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談話，共產黨爭取的第一種命運都是和平民主建國。我們確定的建國方針並不是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實行三民主義，並且明確以民國13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為標準。我們甚至明確表示“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必須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結果怎樣呢？蔣介石國民黨既不允許共產黨平等，事實上也不允許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國民黨一家，蔣介石一人的。美國人現在罵我們中國共產黨“獨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時他們可不罵蔣介石國民黨搞獨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大量援助來幫助其建立獨裁統治。
記得談判爭論的焦點是軍隊。有人說，你共產黨交出軍隊，國民黨就會給你合法平等的地位。這話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賜”的，一黨給另一黨合法平等地位，這能是，合法平等嗎？“恩賜”是在不平等基礎上才會有的產物。
共產黨可以交軍隊，但只能交國家，不能交國民黨蔣介石。所以談判中，我們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辦法。國民黨蔣介石自然也須把軍隊交國家。那麼，政治民主化就成為交出軍隊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交出軍隊就是交給了國民黨蔣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與平等。
有人說，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不是交出了軍隊嗎？40萬大軍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說這個話的人肯定不是中國種兒，最多是個雜種兒，他不懂中國。
多列士和陶里亞蒂，他們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遠遠無法同毛澤東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無法同毛澤東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這且不說。他們交出軍隊，真也罷，假也罷，不說平等地位，總還有點合法地位，其領導人還當了幾天副總理。中國共產黨如果交出武裝，結果將會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殺就是回答。
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曾經交出武裝，換來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幾乎被殺絕，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錯放一人”的空前殘酷和獨裁。
毛澤東和周恩來決不是陳獨秀。他們是從“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衝出來，所以才能講出那千古絕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但是，中國共產黨爭取的第一種命運，還是“大家民主建國”。為了中國能有這樣一個好命運，共產黨對國民黨一讓再讓，卻越讓越不合蔣介石心意。蔣介石希望的不是讓步，而是找到進攻借口，以便徹底消滅共產黨；年2月26日下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簽署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說的“整軍方案”。蔣介石明白，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這個“國軍”是國家軍隊之意，而非國民黨軍隊。這是他決不能容忍的。所以，簽字歸簽字，對共產黨軍隊的進攻一刻也不松，全國各地的內戰不斷升級。
在這種情況下，軍事3人小組開始視察各地對停戰協定執行的情況並解決整編中的問題。
軍事三人小組，共產黨是周恩來，國民黨是張治中、美國方面是馬歇爾，都是上將軍銜。下設執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葉劍英，國民黨是鄭介民，美方是白魯德，都是中將軍銜。
月28日，軍事3人小組乘馬歇爾的專機，由重慶飛北平，先後到張家口、集寧、濟南、徐州、新鄉、太原、歸綏、延安、漢口等地視察。我和童小鵬、章文晉跟隨周恩來一起行動。一個星期的時間，安排非常緊張，白天黑夜地談話聽彙報。那時還沒有什麼大的爭吵，主要是了解情況，宴會上也多是講一些客氣話。
不過，對於形勢的發展，每個人心裏都有個預測，公開場合的發言同私下的交談也不同。
在歸綏城裏同傅作義將軍談話后，軍事3人小組當天下午就飛往延安。在飛機上，沉思默想的周思來輕輕叫一聲：“文白啊。”
“呢？”閉目想心事的張治中將軍睜開眼，側臉望住周恩來。
周恩來濃眉下那雙極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張治中，停有3秒，才緩緩咬清每一個字說：
“你們不打，大家民主建國；你們打，你們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來的目光移開，深深吸口氣，聲音始終平緩，因而更顯得自信，有分量：“我們共產黨就會團結其他民主黨派建設新中國。那就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過頭看，不難看出，周恩來在爭取“大家民主建國”的第一種命運時，已經開始考慮無法迴避的第二種命運的可能性。
我看到張治中將軍就那麼痴痴地望着周恩來，大概是品味這番話的含義，片刻，他嘴唇抽動一下，什麼也沒說，隱隱從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氣，便恢復了原來閉目養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來的話。
飛到延安，軍事3人小組住進王家坪八路軍總部騰出的房子。馬歇爾和張治中將軍會見了毛澤東。晚上，先舉行宴會，然後在延安禮堂開歡迎會。
我記得很清楚，張治中將軍在講話中，朝毛澤東等中共領導望了一眼，忽然大聲說：
“我張治中三次到延安，將來你們共產黨寫歷史，不要忘了我張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澤東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聲說：“當然忘不了你張治中。”
頓時間，禮堂里哄堂大笑，並伴以熱烈掌聲。我卻想：老話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書寫。莫非張治中在飛機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國”的第一種命運難以實現？想到內戰不可避免？內戰一起，只能不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想到共產黨會奪得天下？
我相信，對於周恩來的預測，他至少是默認了有可能性，否則為什麼會講“你們共產黨寫歷史”？
停戰談判進展真艱難。那期間我一直跟隨在周恩來身邊，因為我已被提拔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強烈的是，周恩來明知蔣介石下了決心要打，和平無望，但他仍然為和平奔跑，不放棄民主建國的哪怕是一線的希望。國民黨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轉向南京。離開重慶前，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舉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話別茶會，當時心情很沉重。
“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周恩來深深嘆了一口氣，眉宇間皺出兩道紋。“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他的目光掃過會場，提高了聲音。他總是這樣，當感情自然流露時，總能及時把握住，振作着轉向激昂：“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後而又最艱苦的一段路！”
周恩來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了。堅持到國民黨攻佔張家口，堅持到國民黨召開了一黨的偽國大。“該讓的我都讓了”，周恩來曾這樣對馬歇爾說。我看到他當時的表情很冷靜，那是決心下定之後的冷靜。就連馬歇爾也承認，偽國大的召開標誌談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將為中共人員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側面的接觸和觀察中，馬歇爾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雖然偏向國民黨，但也做了一點調停工作。比如蔣介石派30萬大軍將我中原軍區的6萬部隊分割包圍成品字形，意在殲滅。周恩來心急火燎，由重慶一飛到南京，立刻帶我們去找馬歇爾，要求軍事人小組馬上去宣化店進行調停。馬歇爾同意了，國民黨就不好再反駁。
我對馬歇爾有一點點兒好感，主要還在於他最後一次講話。他總的來說是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但他對周恩來個人的印象非常好，顯出一種由衷的欽佩。記得1946年月1J6日，也就是偽國大召開的第二天上午，周恩來走訪馬歇爾，實際上就是告辭。
馬歇爾表示願為我們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於禮節，他也和我們工作人員道別。
這時，他用一種真誠的表情說：“談判破裂我很遺憾。國民黨所有高級將領，包括蔣介石，都不是周恩來的談判對手。這麼長時間的觀察，我認為國民黨找不出像周這樣精明，這樣學識淵博，這麼堅韌強硬的人來。”
當天下午，周恩來在梅園新村舉行了告別性的記者招待會；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報》總編輯曹仲英和採訪部主任浦熙修的訪問。
周恩來回答記者提問時，講過“有朝一日國民黨打不下去了，極可能提出再談判。
但那時形勢變了，談判的形式和內容也將變，將不同於過去了。”“政治協商的對象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形式與內容，也必然將有所變化。”
這種公開場合上講的含蓄的話，我一下子還不可能全部理解。
飛返延安的前一天，撤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後，我去向周恩來報告。
他坐在辦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額頭。這些天他晝夜工作，六七十個小時，其間只是偶爾這樣坐着打個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樹英，”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嗎？”
“沒有。東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沒問題。”我小聲說，“周副主席，你就睡一會兒吧。”
周恩來緩緩放下手，望住我；眼裏網了紅絲，卻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談判破裂，全面內戰開始。”周恩來問：“小何，說說你對形勢是怎麼看的？”
“有毛主席領導，我們肯定可以打敗蔣該死！”
周恩來輕輕點頭，帶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敗后，1931年我離開上海，那時心裏一片茫然，不知何時才能回來？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則半年，多則一年，戰場上就會有個分曉。”
我用力點頭：“他是找死！”
周恩來笑了：“見分曉，還不等於消滅他。我估計，徹底消滅他還要三到五年。不過，他的失敗是肯定的。”這時，周恩來的神情起了變化；凝重莊嚴，又含了一絲譏嘲：
“蔣介石看錯了形勢喲！這一錯，歷史就變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國。他這一打，就沒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幾乎每個記者都問過的問題：“以後還會談判嗎？”
“會談判。”周思來肯定地說，神色變得冷峻，“但那時的談判同現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們一讓再讓，而是要求他們照我們的條件辦。一切反動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協商的對象不會再有他們，聯合政府也不會有他們，他們將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們跟隨周恩來，乘美軍專機飛返延安。兩年後，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再不是我們一讓再讓，而是要求他們照我們的條件辦。其中，第八項條件是：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受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全面內戰開始，不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這才是通常人們所講的“兩種命運”的大決戰。而我們共產黨所爭取的“兩種命運”又不同。首先爭取的第一種“命運”是“大家民主建國”。歷史證明走不通。於是有了第二種命運，就是建立起以中國共產黨為首，聯合其他民主黨派，對反動派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說，這是歷史的選擇。
當張治中將軍率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到達北京，周恩來設宴招待他們時，看到國民黨代表一個個心事重重，沮喪尷尬的樣子，我耳畔便又響起了周恩來的聲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國。他這一打，就沒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說，必然導致人民民主專政。
這才是真正英明的預見預言。絕非欺人欺世的占龜卜勢，也非聳人聽聞的特異功能，甚至也不同於“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地球最終要毀滅”這類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像力的雖然正確但充滿理性的遙遠而末得證實的預見預言。周恩來的預見預言是真正閃爍着偉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說幾句“預見預言”，哪怕是為了表達某種信念或詛咒。比如撤離南京時，多數人都鄭重講過：“我們一定還會回來的！”電影裏也是這樣演的，但是沒有誰像周恩來那樣具體、細緻、準確地預見其過程和結果。
周恩來的預見預言是建立在淵博的學識、豐富的閱歷，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實之後，通過科學智慧的分析判斷而作出的。
年12月13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預言：“太平洋戰爭將是長期的。初期還會有若干挫敗，也許會喪失若干島嶼、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線……解決日本以海軍為主，空軍陸軍只能為輔；英美今天還不能，且不宜對日立即採取攻勢，而須先鞏固南太平洋圈內要塞的守衛。必須以持久的消耗戰和太平洋上聯合的力量打擊他，才能制他於最後的死命。必須記着，生產能力是決定現代戰爭的主要因素。”
這是周思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5天後所寫的文章。此後戰爭的整個進程完全如周恩來預言的那樣一步一步地展開。70年代我看日本拍攝的影本“啊，海軍”，其反映的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也完全與周思來的預見相吻合！若沒有對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地理、歷史等幾乎所有方面的豐富知識，是不可能作出這樣的預言的。
年，周思來檢查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時，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鳥瞰當時成十字形的“廣場”，對北京市的負責同志們預言：“我們這麼大個國家，天安門城樓這麼雄偉，將來一定要配上個大廣場；周圍的規劃要從長計議。我看東面可以建一座歷史博物館，西面可以建個大劇場，作為人民聚會議政的地方……”
年後，經人大代表及專家們討論、研究、設計、建設的天安門廣場完全與周恩來建國時的設想不謀而合，只不過這個“大劇場”的名稱叫了“人民大會堂”。
有時，周恩來的預見頗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話雖如此，這些預見確實證明了周恩來觀察事物之細，知火之深，深諾事物發展的規律。
那是1957年春末，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華訪問，日程包括遊覽杭州。周恩來提前一天到杭州，準備迎接。
早晨起來，我們工作人員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廟前。周恩來朝着廟頂注目片刻，忽發一聲感慨：“再過幾年就不會有人來抽籤了。”
別人怎麼想我不知道，從我個人跟隨周恩來十幾年的體會，他不信神，不信命，並且竭力在領導全民族走向科學。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時，不能不遇到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幾干年來都是與宗教聯繫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護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學性作鬥爭又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這裏就有一個矛盾，在把握和處理上，政策性是很強的。1957年春末是處於一個微妙的時刻，富有政治生活經驗又處於權力最高層的周恩來當然很清楚地感覺到那風暴到來之前的動蕩。他一邊感慨一邊側過臉，望住站他旁邊的外事秘書馬列，問：“你有什麼心愿沒有？”
馬列撓撓頭，說：“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學，我希望他能考上個重點中學。”
周恩來目光一掃，天還很早、四周圍人跡渺渺。他忽然發笑，朝廟裏指指：“那你進去抽個簽看看。”
馬列也笑了，只當是開玩笑，果真進了廟。工夫不大，拿着簽符出來了，是半尺來長的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卦詞，嘟噥着：“這寫的什麼東西啊？看不懂。”
周恩來剛接過簽符，就輕輕“哎呀”一聲，說：“糟糕，是下下籤。”
馬列皺着眉頭抱怨：“老和尚剛睡醒，迷離迷糊，見我不燒香不拜佛，上去就搖卦簽，他不高興，準是咒我呢。”
周思來一句句地解釋那4句卦詞：“這是說你辦事不順，萬事難如意，還要倒個大霉。”接着搖搖頭，笑道：“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鬨笑一番，並沒放在心上。
結果，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願考上了重點中學北京8中。他高興得很，那個卦簽簡直是胡扯淡。可是，沒等他笑夠，他的愛人林穎就被打成了右派，從行政12級降成14級，開除黨籍，調離紡織部，下放到保定化纖廠去工作。
這種一連串的倒霉事叫賀老總一說就簡單了。
賀龍曾對廖漢生等將軍說：“運氣這個東西就是怪，你們說有沒有？我看是有點。
運氣來了，牌坊也擋不住；運氣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來。”
其實，賀龍所講的“運氣”，是指一種客觀規律性，而規律這個東西，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周思來聽說林穎被打成右派，並沒立即找馬列談話，也決沒因此“株連”馬列。只是後來聊天時，隨便說幾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實林穎同志就是嬌驕二字，是個陽性人，有啥說啥，心裏不藏事。”
周恩來這個評價與組織部對林穎的結論相距甚遠，這是因為周思來講的都是實話，而非政治上的風頭話。
林穎確實是冤枉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是錯劃了。她不過就是坦蕩直率，敢講真話而已。周恩來了解這種同志，是“陽性人”，不是陰面人。
我個人常想，卦簽的事周恩來也許是說簽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勢的一種預感。
當時中國共產黨內，要求反有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許多中央的領導同志甚至講，不研究反右的問題不參加會。在這種形勢下，周思來料定反右運動勢在必行，運動一旦起來，不可能四平八穩，歷史的經驗沒有不誤傷人的，特別是那些“陽性人”容易受到傷害。
周恩來的組織紀律觀念在黨內可說是最強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級組織的工作為林穎解脫，但也絕不因此對馬列有成見，在生活上，比過去更關心馬列，常問候一下他愛人和家中的情況。這實際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態度。
講這些小事上的預見預言，是為了引出我要講的周恩來的第三個預見預言。這個預見預言已經完全被今天的事實所證明。
那還是吃“精神食糧”的年代，社會風氣好，群眾熱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廣大農村還為溫飽問題發愁。
不過，還有比我們更愁的。比如“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反對修正主義最激烈，國家也最窮；過去依賴蘇聯吃飯，這時依賴中國吃飯。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科列加又來訪問了，說白了就是要援助。當時要援助要得最厲害的就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而且給少了不行，動不動就鬧“脾氣”，慣出毛病了。
那幾天周恩來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不知上面有爭吵。雙方談得不好，阿爾巴尼亞不理解我們也很困難。後來，總理決定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意思是叫他們看看我們的農民是怎樣一種精神，怎樣一種奮鬥。科列加去看了，說了許多讚譽的話，但東西一樣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來心情沉重。當時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等場合，接連講過幾次：我們當前一切的考慮都圍繞着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展生產力，二是如何堅持馬列主義，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
周恩來對此是贊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說：“搞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經濟上同樣存在着兩條路線。阿爾巴尼亞在經濟上只會依賴我們，他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搞不成的。遲早是要垮的。
赫魯曉夫下台後，周恩來曾寄希望於新領導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國后，他作過一次形勢報告，對阿爾巴尼亞、東歐乃至蘇聯今後的發展作了具體詳細的預測預言。
早在蘇共22大召開時，毛澤東曾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講：“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至此已經登峰造極，惡貫滿盈，從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這個預見被證實了，不到三年赫魯曉夫下台。
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來在國務院禮堂作報告，講赫魯曉夫下台，不講垮台。
他說：“娃娃們議論紛紛，垮台跟下台有什麼區別？”周恩來解釋了區別。一個赫魯曉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線、政策並沒變。最後變不變還要看。所以講下台不講垮台。
去過莫斯科，證實赫魯曉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來在分析赫魯曉夫的假馬克思主義時，有段話給我印象很深。許多人都作了筆記：“(他們)連資本主義也不如。阿朱別依(赫魯曉夫女婿)去訪問西德，據說他訪美訪法訪西德，主席團不同意時，赫就讓他當《消息報》主編，一步登天。赫魯曉夫任人唯親，搞封建家族主義，連蔣介石都不如。
蔣介石培養蔣經國，花30年功夫，還要照顧部下，照顧影響，赫魯曉夫什麼也不顧。阿朱別依在美國替赫魯曉夫開道，到法國道沒開好，又到西德。甚至連烏布利希有癌症都說出來。西德來訪華的人跟我們講，阿朱別依在西德說：西德打中國，我們讓道，讓我們共同防止黃禍……”
周恩來接下來進一步預言東歐各國及蘇聯。他的預言並非出於某種信念而預言一個結局，而是具體地預言出了他們的演變過程。當時國內外不少人預言“堅持社會主義的重擔最終將歷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蘇聯帝國最終將瓦解”。但沒有誰像周恩來這樣以其驚人的知識、閱歷、對規律的深刻認識而作出如此具體、鮮明、準確的預見和預言。按一些老同志當時所作記錄，話大致是這樣講的：
赫魯曉夫下台以後，我們曾寄希望於蘇聯的新領導，現在看來不行。他們仍然堅持赫魯曉夫主義，政策沒有變……仍然是“兩霸合作”，仍然是“美蘇合作，主宰世界”。
但這只是蘇聯的一廂情願，美國能同意存在兩霸嗎？……他們搞的和平過渡，不革命，本質是和平演變。莫斯科的美國生活比美國人的美國生活更加美國化。演原子戰爭的影片美國怕引起國內恐慌，不讓在國內演；蘇聯不僅演自己的，還演美國的，瓦解自己。蘇聯是精神上先垮了，毫無中國人的敢於承擔責任的這個英雄氣概。麥克納馬拉都明白地講：“炸了中國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國科學家的知識；炸了中國的物質，炸不了中國科學家的精神……”
蘇聯講和平競賽，其實是使美國和平壟斷。他們伸手向美國要貸款，美國想從中控制，就要看蘇聯投降不投降。美國人手裏拿着錢講條件，引誘你一步一步照他說的辦，可是蘇聯還答覆可以試一試……美國對東歐實行和平演變，蘇聯跟着要東歐資產階級化。先露骨地出賣西柏林，能出賣西柏林就可以出賣東德，進而出賣整個東歐，最終必然是出賣蘇聯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談判，無條件是鬼話，談來談去就是出賣，最多談出個出賣條件……搞經濟要爭取外援，但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阿爾巴尼亞是依賴經濟，我們總勸他自力更生，他總想靠在中國身上。在經濟方面，也有兩條路線的國家。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決不僅是政治上的，更是經濟上的。政治經濟都有鬥爭。象阿爾巴尼亞這樣，經濟上不行，政治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蘇聯的經濟很僵化，停滯不前，民族矛盾複雜……最終是要出大亂子。
當然，總理在分析和作出預言時，講的話不可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特色。
但他抓住了經濟和精神這兩條；抓住了從柏林問題到東德到整個東歐這個過程；抓住了蘇聯存在的複雜的民族矛盾問題，所以基本與後來發生的變化相吻合。
毛澤東和當時我們的黨中央也看到了蘇聯經濟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把優先發展重工業改為農輕重的順序；又樹了兩個榜樣：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但最終沒有解決問題。可以說是失敗的。
是鄧小平解決了這個問題。從60年代初提出“我們當前一切的考慮都圍繞着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展生產力，二是如何堅持馬列主義，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到改革開放，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使中國的經濟終於開始騰飛。在當前國際政治形勢下，在“6·4”事件前後，人民和歷史能夠再次選擇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首先要歸功於鄧小平。如果只是清談馬列主義教條，是無法避免發生蘇聯和阿爾巴尼亞那樣的後果。
鄧小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命運，改變中國歷史的巨人。我相信，這是全民族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