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
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完全是一部書的題目。一部書也寫不完，議不清。歷史已經將這兩個名字聯繫在一起，成為人們世代頌揚或評議的話題。
我只能就自己的極有限的耳聞目睹，以自己的親身感受，談點個人的看法和認識。
中國文化有一筆大遺產，就是“忠君”。特別是伴隨歷代歷朝開國的明主和亡國的昏君，總要有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發生。這一中國文化的遺產一直影響着中國政治和中國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來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響。
“忠君”在歷史上一直被作為美德而加以歌頌，在今天，億萬百姓仍然從書籍、戲劇、特別是人們世代的傳頌中受到影響，仍然把忠與不忠視作衡量一個人人品的重要標準。
周恩來對毛澤東確實是忠誠不二的。由於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由於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有些人對周恩來的忠誠領袖有非議。非議不要緊，中國文化遺產在中國政治上的重要性會繼續存在。
比如孔子和他創立的儒道，無論你怎樣批判，它畢竟已經與民族的凝聚和延續相融洽，同步了幾千年。而歷史是永遠割不斷的，文化遺產總會在新形勢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講兩個周恩來關心毛澤東勝過關心自己的例子，作為“忠誠不二”的開筆吧。
重慶談判前後，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往返重慶延安之間達23次。他處於高度緊張亢奮的狀態，不想睡不想吃卻不困也不餓，這一切只為一個原因：毛澤東要親赴重慶談判！
周恩來曾在他的房間裏單獨而又低沉地對我說：“毛主席決定要赴重慶了。”
我望着周恩來，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過來，頓時驚得目瞪口呆，半天不會喘氣。
周恩來笑了，那是我從未見過的一種嚴肅沉重的微笑，帶着凝思的神情說：“你大吃一驚，這很好。說明國民黨一定會更大大地吃一驚．他們肯定一點準備也沒有，他們根本沒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們有準備，他毫無準備，看來他們輸定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全被周恩來說中，說對了。
消息傳到重慶，我們的同志全都驚呆，簡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來彙報：“同志們都大吃一驚，不同意毛主席來重慶。”
周恩來說：“各解放區也都不同意。”
我說：“勸勸主席別來了。”
周恩來說：“近20年來，蔣介石沒一天不想殺絕我們。20年殺不了，這一次更殺不了。”他講得那麼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說：“毛主席親赴重慶談判，延安轟動，重慶轟動；解放區轟動。大後方轟動，全世界都轟動了。蔣介石殺人的膽子沒有毛主席不怕殺的膽量大喲。毛主席是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犧牲；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他沒這個膽！”
記得毛澤東飛臨重慶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熱血沸騰；除了歡迎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報記者及我們的同志，眼前晃動的武裝人員都是國民黨兵。我當時腦子裏轟響的只有一個慷慨激昂之聲：你蔣介石不是要殺我毛澤東嗎？我毛澤東來了！
勇氣和信心本身並不是安全，周恩來以他謹慎細緻，紮實穩妥的一貫作風，對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來在主席到達重慶前，多次召集在重慶的有關人員開會研究，決定由周恩來對保衛工作負總責，由八路軍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少將具體負責。
在安全保衛方面，貼身警衛無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衛不同於衛士。過去文章中常提到的衛士，更多的是負責吃喝拉撤睡一應生活起居上的雜事。警衛是帶槍的，套個老話，相當“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周恩來為確定誰任警衛，確實費了一番思量。“要有龍虎之土，龍虎之士喲……”周恩來在紅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問：“何副官，你有什麼意見？”
其實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並且相信已經猜到了。我說：“毛主席是真龍，當然貼身的警衛也應該是龍。”
周恩來笑了，說：“應該是龍。我們就用三條龍！”
於是，周恩來宣佈了他的決定：毛澤東的警衛由陳龍和龍飛虎負責。跟隨毛澤東外出活動，不得稍離片刻。顏泰龍跟周恩來行動。周恩來不離毛澤東左右，出則同車，停則同坐同息，吃則同食。每次出動，周恩來緊挨毛澤東，左右身後高度警戒着三條龍：
陳龍、龍飛虎、顏泰龍。
毛澤東踏上重慶的土地那一刻，周恩來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們都要全力以赴去保衛毛主席。”
周恩來陪着毛澤東乘車駛離機場時，前後負責保衛的都是國民黨憲兵。由於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蔣介石便設宴款待毛澤東，所以第一晚，毛澤東就住在歌樂山蔣介石公館裏。這是可以放心的，蔣介石就算急瘋了也不敢在他家裏傷害“客人”。
第二天，毛澤東住到了紅岩村。乘車出發時，警衛在毛澤東身邊的是陳龍和龍飛虎，後面還跟着兩輛中吉普，坐有一個班的國民黨憲兵。我們曾不放心這些國民黨憲兵，周恩來說：“你們考慮的不對。這是在他們的地方，他們是主人。我們管不了，防不勝防，讓他們的憲兵來管，責任交他們才更安全。”
前面章節介紹過，紅岩村地處郊區，環境簡單清靜些，便於保衛。毛澤東住紅岩村的當天，周恩來對我和蔣澤民交待：“從紅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遠。這一里路就由你們兩個人負責接送和安全保衛。離開這一里路沒你們的事，在這一里路內出事，你們倆要負全責，懂嗎？”
我緊張了。“文化大革命”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那是胡說。但是在重慶，這一里路頂千萬里，對我這輩子來說可是一點不假，確實是太重太長的一段路程。
我盯着周恩來問：“起點……終點……明確一下才好。”
周恩來說：“出了紅岩村的屋門就歸你們負責，主席上車后，你們把主席交給了國民黨憲兵，就算完成任務。責任越清楚越安全，你問得好，說明你動腦筋了。”
從這天起，我跟蔣澤民就開始了一里路的警衛。毛澤東到重慶，去過多少地方走過多少路？周恩來就是這樣一里一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佈置安全保衛。明確每個人責任，把毛主席的安全點滴不漏地安排嚴密紮實。
從那以後，我和蔣澤民就獲得了個“一里路警衛”的大名。紅岩村地處郊區，與城裏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屆朋友晤面交談不便，張治中將軍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館“桂園”騰出來，讓給毛澤東住。為了安全。毛澤東一天也沒在那裏住．只是進城會客時，把那裏作為會客地點。
飲食也是件大事。毛澤東從延安帶來一個小鬼，負責做飯。我們工作人員就在我住的房子後面搭起個小棚子，讓這個小鬼在那棚子裏做飯。食品和蔬菜不專門上街買，就用我們大食堂做飯的米面蔬菜。周恩來說：“飯菜不在好壞而在安全。沒有毒就行。”
參加宴會更容易出事，周恩來反覆強調的就一條：不許給毛澤東吃獨食，搞特殊。大家吃什麼，就跟着吃什麼；至於酒，不論敬來多少，周恩來統統代替喝完。前面講過，那段時間周恩來的酒量得到超常發揮，天天喝大酒；喝得轟轟烈烈，驚心動魄，卻沒有一次醉。我們警衛人員和工作人員，目睹周恩來一杯接一杯地往嘴裏倒酒，好幾個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來保衛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當時我也流了淚，近30年後我又流了一次淚。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義憤填膺。
毛主席當年去重慶，她也在，她自己說過“恩來關心主席都關心到家了，我們誰也比不了”。可她現在居然“批周公”！我曾問一位老同志：“主席講話了沒有？”老同志憂鬱地搖搖頭。於是，我難過得流下了淚……毛澤東雄才大略，他所關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據自己對世界及規律的認識，從廣度和深度上去推進革命，以他頑強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開拓，去冒險實踐，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別的同志為他個人做了哪些幫助和犧牲：他不屬於他自己，所以別人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視為整個革命行動中的一部分，而非個人間的關係和情誼。建國后，我只見他到西花廳來過一次。也許他認為看望問候和敘舊是婦人之仁？是俗套？他讓周恩來終身任總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視事，他雖不去看望，卻仍然讓他任總理，不允許任何親近的人或確有能力的人去替換。他也許就是這樣表達對這位忠心耿耿的戰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來一生卻是為毛澤東操盡了心。
在紅岩村，周恩來對每個房間都仔細研究一番，最後決定請毛澤東住進董必武的房子，這間房子便於警衛。請董必武臨時搬到劉少文房間裏去住。
那段時間，周恩來實在是充當了毛澤東的第一大警衛，衣食住行，樣樣親自抓，親自安排檢查。當毛澤東獨自看文件或休息時，他親自在走廊里警衛巡察；伯打擾毛澤東，脫掉鞋襪，就那麼光着腳丫在走廊里輕輕地，緩緩地走。至今睜眼閉眼，我仍然能鮮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態……就在重慶談判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裏，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還是發生了。
月8日，也就是毛澤東回延安前二天，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廖夢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槍擊。
那天，柳亞子來辦事處找周恩來，周恩來因為要陪毛澤東去參加張治中為歡送毛主席回延安而舉行的酒會，沒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亞子和李少石談詩論文很投機，柳亞子告辭時，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館，柳亞子住沙坪南壩。李少石就用辦事處的汽車送柳亞子。
辦事處過去只有一輛車，司機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澤東到重慶來談判，一輛車不夠，又買一輛車。司機是位回國參加抗日的華僑，剛僱來不久。
送柳亞子回來，車經過紅岩村時，路旁有幾個鋪子，遇到幾個國民黨傷兵在那裏休息。汽車經過時，碰傷一名士兵。有一個兵喊：“停車！”還罵了句粗野話。
司機也許沒聽見，也許怕停下來惹事，繼續朝前開去。於是，喊叫的士兵開了槍，子彈認背後打中李少石。司機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崗市民醫院的急診室里搶救。
司機沒經驗也不熟情況。市民醫院又遠又不好走，比市民醫院近一半還有個療養院，若送療養院急救也許有救活的希望。結果李少石因流血過多而去世。
司機把李少石送到醫院后，眼見沒希望了，悄悄把車開回曾家岩車庫裏。這個車庫並不在我們辦公的曾家岩50號，距辦公的“周公館”還有100多米。他停下車，不敢和同志們照面。怕負不起責，把車鑰匙掛在車上就跑了。直到醫院打來電話，我們才知道李少石遇槍擊了。
這時，酒會已結束，周恩來正陪毛澤東看戲。龍飛虎趕去附耳小聲報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來的身子觸電似地抖了一下，對毛澤東輕聲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來，他頭一件事就是找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我聽到他嚴厲地說：“毛主席在這裏，你必須馬上來。”當時情況不明，大家都很緊張，都認為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是想刺殺毛澤東與周恩來，刺錯了人。周恩來當時也說這是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
張鎮立刻趕來了，這位憲兵司令顯然也很緊張，臉都白了，立刻隨周恩來趕到市民醫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經因為流血過多而去世。
周恩來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團團的血棉，難過地哭了，聲音顫抖地喃喃：
“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愷)……如今我又看到你這樣……”
周恩來輕輕抹去淚，銳利的目光轉向國民黨憲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須嚴加偵察，緝兇歸案。現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須負全責，你必須坐他的車，親自把他送回去。”
張鎮忙不迭地全都答應了。周恩來迅速安排了各項事宜，又輕輕地走回劇場，在原來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默默地坐到京戲散場。毛澤東看完戲和張治中握手道別，周恩來始終對槍擊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驚動主席。張鎮親自護送毛澤東回到紅岩村。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確實盡了努力，負責毛澤東的安全。後來查明李少石遇槍擊的原因后，周恩來還去醫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車撞傷的傷兵，表示：願負擔一切醫療費用。
全國解放后，周恩來多次對負責統戰工作的羅青長和童小鵬說：“將來台灣解放，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的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周恩來和宋慶齡都參加了李少石的葬禮。當時毛澤東也堅持要參加，但所有人都堅決反對，結果他只送了一副輓聯，沒參加葬禮活動。毛澤東回延安后，周恩來的興奮之色溢於言表，專門在桂園設宴，款待了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敬酒時還說：“共產黨不會忘了你。”
在毛澤東回延安前，雙十協定還沒達成，赫爾利大使就要回美國。我記得很清楚，周恩來一聽這個消息，臉都白了，一刻沒停就去找赫爾利，說話聲音都變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來了，是你給接出來的，現在你必須把毛主席給我們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
緊接着，蔣介石又派張治中去出任甘肅省主席。周恩來更急了。憂慮地對我說：
“國民黨蔣介石動了加害毛主席的念頭，必須打掉他這個念頭！”
我記得周恩來首先去拜訪蔣介石，回來的路上，他說：“蔣介石的保證不能信，還得找張治中。張是蔣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證。”
經過一番緊張活動，周思來多少鬆了口氣。他拜訪張治中回來，說：“張治中比赫爾利明理守信。我說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張治中認帳，他說我講過的話我當然要做到，否則怎麼能立身人前？”
毛澤東回延安后，周恩來臉上一整天都帶着笑容，常常無緣無故就笑出聲。他平時節儉得近乎苛刻。炒個鹹菜吃都說浪費了油。這次卻連聲說：“請客，請客，把為毛主席服務的憲兵和服務人員統統請來！”
不知為什麼，我這時忽然想起了1940年隨周恩來參觀張良廟的情景，想起他講的鴻門宴，張良如何幫助劉邦取得政治上主動，並幫助劉邦安全脫險的故事。
重慶談判后，我對周恩來關心愛護毛澤東的真情實感開始注意，並且深受感動。毛澤東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澤東要過浮橋，他先踩一遍；毛澤東要住的房子，他先裡外查一遍；毛澤東睡的床，他先躺一躺，還要看看床褥下有無危險潛藏。轉戰陝北，他堅持和毛澤東住一個院子，以便隨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他早晨有清嗓的習慣，出門嗓子癢，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聲，怕在院子裏咳驚動毛澤東。建國后，毛澤東在頤年堂開會，他要先去檢查，像戰爭年代一樣不放鬆警惕。甚至毛澤東的車門沒關嚴，記者照相的閃光燈刺了毛澤東的眼，毛澤東乘車駛過的地方有個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說關心愛護得入絲入毫，點滴不肯漏過。
周恩來關心愛護毛澤東的真實情況，從一次過生日也可以看出來。
周恩來反對過生日；自己從不過生日，卻為毛澤東慶賀過一次生日。
周恩來反對為自己過生日，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訓。那是1960年，總理62歲生日，我和孫維世兩人商量，決定給總理不公開地過一次生日。
當時大姐不在家，我按照與孫維世商量的分工辦法，先找廚師桂懷雲。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廚師，很有手藝。由於過去為多做點好菜給總理吃，被總理多次批評“浪費”，挨“訓”多了，有點猶豫。我說：“不要緊，你先搞點炸醬麵，這是生日面，長壽的意思；再做個大壽桃，看機會，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師傅何嘗不想給總理過個生日？他對總理感情特深，不僅是受總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動，而且關鍵時刻總理還出面保護他，那是“三反”運動時，有人說桂師傅家裏高級瓷器不少，是精品。一個廚師哪來那麼多精瓷？肯定不幹凈。總理知道后，說：
“解放前一個名廚師家裏有點高級瓷器算什麼？你們太缺知識了，胡鬧台：”
桂師傅平時挨批評多是因為總理清廉節儉，容不得一點鋪張浪費，關鍵時刻又受保護。說明總理是從心底關心愛護人。他也考慮做炸醬麵算不得浪費，用面蒸個“壽桃”
更不算什麼，就照我的意思辦了。
那天，總理開國務會議，我們左等右等不見回來。孫維世已經興沖沖先趕到了，按分工，她帶來了生日蛋糕。也沒敢擺到飯桌上，先拿到廚房觀形勢。
總理終於回來了，我們馬上給他開飯，先端上炸醬麵。總理拿起筷子，剛要吃，忽然覺出氣氛異常，大概與我們的喜色有關係？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緊我問：“怎麼回事，幹嗎今天吃麵條？”
見他一副警惕模樣，我心裏叫苦：糟了，總理意識到今天是他生日了……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釋：“這不是專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趕上吃麵條……”
總理生氣地大聲說；“你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沒吃麵條了，這是實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見總理不理睬，忙跑到後面請孫維世幫忙勸說。孫維世原想找機會給總理上蛋糕，一聽總理生氣了，趕緊往回縮：
“不行，我要是去勸，這塊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顆救星。我聽到門外傳來陳老總高門大嗓的說話聲和笑聲。我三步兩腳迎出去，對着陳老總耳朵說：“今天是總理的生日，我們給他做了點麵條，誰想到他急了，飯也不肯吃了。還得請老總幫忙勸勸。”
陳毅笑着點點頭，急步走進門，進門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麵條啊，正好我也愛吃麵條，好久沒吃上了。總理，我一塊兒吃點行嗎？”
說著，他已經在飯桌前坐好了。總理無奈，只好陪陳毅拿起筷子。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陳毅望住我問。因為只吃一碗炸醬麵顯得太沒氣氛了。
“總理不叫上。”我小聲喃喃。
“拿來，客人來了還不把好東西端上來？”
我瞟一眼總理，見他板着面孔並不肯為這件事給陳老總賞個臉，所以沒敢動。
“那好吧，光吃炸醬麵。”陳毅也不好再讓堅持上東西了。結果，那塊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壽桃，全被我們工作人員分吃了。
與這次過生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發生的事。
年12月24日，我任總領隊，帶着衛士高振普和專家醫生吳德誠、張佐良，護士徐奉生組成的醫療小組，護送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彙報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
這次談話可能比較愉快。總理出來后說：“主席留我再住兩天，你們也可以放鬆兩天。”
這兩天，我們確實放鬆了。後來才知道，這次談話，主席表現了對周恩來充分的信任，對周恩來提請四屆人大通過的經濟計劃，配備人大及國務院領導班子的人選等等，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總理心情很好，這兩天跟我們一道散了步，還玩了一次撲克牌。玩牌時，總理借洗牌時間望着大家問：“你們去過韶山嗎？”
我們紛紛說：“還沒去過。”
“你們跟着我忙，沒有機會。不到韶山你們不會真正體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意義。”總理莊嚴地點點頭，加重話的份量。然後放開聲說：“這樣吧，你們可以輪班去一下。”
我們一起說：“有機會時，我們跟總理一起去。”
總理笑了：“那好，有機會時我們再一起去。”
日上午，總理對我和高振普說：“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們知道嗎？”
“知道。”
“我要請大家吃飯。”總理愉快地說。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總理62歲生日時，生氣不肯吃壽麵的情景。可他現在要為主席的生日請客慶賀了……“都請誰呀？”小高問。
“就是這兒樓里的人，再加省里和軍區的幾位負責同志，哎，你們再問問那兩位小姐來不來？”
總理說的兩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聞生。
總理情緒這樣好，大家都十分高興。高振普還給王海蓉打了電話。
王海蓉在電話里問：“3號樓去不去？”
號樓是指王洪文。那時的習慣，領導人住幾號樓就簡稱幾號樓。高振普在電話中說：“總理沒請王洪文。”
王海蓉說：“那好，我參加。”
當時總理癌症已經很嚴重，是從醫院飛來長沙的。膀胱癌是絕對不能喝酒的，兩年前尼克遜訪華時總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個意思。但這一次，他卻舉起酒杯說：“讓我們大家共同祝願毛主席健康長壽。”
說罷，總理一口乾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顯然已經不能承受，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蒼白的臉上湧出兩片紅暈。但他始終在笑。這是我見到的總理喝下的最後一杯酒。
最後一杯酒是祝願給了毛主席。
周恩來對毛澤東忠誠不二，當我們說其中有中國文化遺產的影響時，實際上已經包含了與過去幾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內容。這種忠誠包含着對事業和信仰的忠誠，並且首先是源於對人民的忠誠。
重慶談判期間，曾有記者問周恩來：“周先生，過去你曾在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領導下工作，現在又在毛先生領導下工作，你怎麼解釋你的這種變化？”
周恩來回答的大意是：誰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選擇誰。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基本可以從周恩來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說明。
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積是毛澤東頭像，三分之二面積是“為人民服務”五個金字；這枚像章。周恩來一直佩戴到去世；這枚像章，周恩來不同意用任何單純的毛澤東頭像章來替換。這枚像章無疑反映着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澤東與自己的位置和關係。對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來的保健護士鄭淑雲同記者的對話。
鄭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總理活動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時間顧什麼保健治療啊。那時他身體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療非常簡單。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麼治療要做沒有。
那天我走到總理辦公室門口，一看門是半開着的，我就探過身往裏瞧了一眼。一看總理今天破例沒有伏案工作。桌上攤了一大堆毛主席紀念章，他正側身站在那裏仔細揀着。我一看很高興。因為那時候，毛主席像章風靡全國，人人手裏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來比較、交換，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寶貝似的，到處向人誇耀。我一看總理桌上有那麼多的好像章就眼睛發亮，走不動了，想看看有什麼新的。總理抬頭一看是我就招手說：“進來，進來。”平常我是不進他辦公室的，這次因為我見他顯然是在休息，所以就進去了。總理說：“過來看看這些像章，我看來看去就喜歡這一枚。”我探過頭去一看，並不是主席頭像，而是主席手寫的“為人民服務”章。以後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記者：後來佩戴的是一枚同樣的，但也不是這枚了。張佐良(總理的保健醫生)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爛春季廣交會，眼看無法及時開幕，總理親飛廣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總理剛站起身，賓館服務員，一個很年輕的小姑娘走了過來。說：“總理，我跟您換像章。”總理見她一點兒都不膽怯，讚許地笑了，說：“哦，你喜歡我戴的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還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動手把像章從總理胸前摘下來，又把自己的那枚頭像章給總理戴上。待辦完事，晚上休息時，總理將那枚頭像章摘下來，重新又換上一枚“為人民服務”章。原來他身邊還帶了一枚備用。可見不是原來的那枚了。
鄭淑云：對，當時桌上“為人民服務”章不止一枚，我見總理說好，也拿了一枚，至今還保存着呢！
周恩來永遠是和人民站在一起，這是沒有什麼人產生異議的。震撼全國的“四五運動”，就其深層的意義而言，主要是表達了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再次呼求，表達了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噴怒不滿，表達了對現實現狀，對當時所執行政策的不滿，表達了“要鄧小平不要‘四人幫’的意願。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在當時形勢下公開表露，於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這一切美好願望的周思來。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達出來。這就是周恩來與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說明。
年左右，具體時間記不準確了，和平賓館剛剛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賓館來，我們的哨兵不認識他，把他攔住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許多服從哨兵，遵守制度和紀律的故事，但這位不是共產黨領袖，是民主黨派領袖，當即發起脾氣，揚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當然不敢還手了。
周恩來平時對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禮貌、謙讓，可以說禮遇很高，聽說這件事後卻不答應了，當即去找這位民主人士評理：
“你這是侵犯人權么！”周恩來很少對民主人士這樣態度嚴厲，“連毛主席都不能動我們士兵一根指頭，你怎麼可以用棍子敲我們哨兵的頭呢！你也是主張平等博愛，拿起棍子打人家頭能叫平等嗎？別人打你一棍子你答應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么，這不是馬克思講的，是中國的老話了，你能不懂？”
這位民主人士赧顏地做了自我批評。50年代初關於“人權”的話很多，常可以聽到“不許侵犯人權”的說法。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理這次對民主人土的批評。
到50年代末，“人權”的說法漸漸沒有了。那時的強迫命令很普遍，但我還是從總理那裏聽到了“人權”的話。
年7月，我跟隨總理和陳雲去安國、定縣、徐水等地參觀。徐水搞強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層樓，是為了那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的共產主義美景。我跟總理走進那沒有電燈電話的陰沉沉土坯樓時，我見到總理眉頭緊鎖。當地領導還眉飛色舞吹噓他們提前跨進“共產主義”一條腿的經驗和政績呢。
“夠了。”周總理不客氣地打斷介紹，我發現他眼裏閃出了淚花，聲音壓抑而又顫抖：“你們這是侵犯人權么！北方老百姓睡炕，這是幾千年的傳統習慣，你們強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嗎？……”
“山高皇帝遠，”陳雲難過地說；“簡直無法無天！”
年代初，日本女排稱霸世界，總理認為應向日本請教，就和賀老總商量，把日排教練大松請到了中國來。
總理去看大松搞訓練，那氣勢確實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戰爭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聲、喊聲、排球連珠炮似地射：出，中國姑娘真被折騰慘了，看得中國領導人一個個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訓練結束后，總理大喘一口氣，剛從冰水裏探出頭似的。他走過去，同大松握手，說了許多感謝的好聽話，然後轉了口氣。
“訓練中，對我們的姑娘們怎麼嚴格要求都可以，‘嚴師出高徒’么。但是有一點，不能動手打我們的姑娘。在日本你們可以這麼做，但在中國不行。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周總理說到這裏，緩和一下語氣，笑着補充：“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呀，要尊重人權，我們的制度不允許打人。”
年。河北邢台發生地震，我跟隨周恩來過赴現場。總理不顧餘震的威脅，親自指揮救護工作。
一位鄉村者太太因為她唯一的兒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總理走到她面前，用雙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淚說：“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兒子吧！”
管理員向他報告伙食流水帳，報到咸鹽時，因為漲了一分錢，他馬上丟下手裏的飯碗，叫起來：“什麼時候漲價了？我居然還不知道！”
他馬上讓我們請來有關負責人，查問清楚，並要求弄清這次漲價對貧困地區的農民會有多大影響？……一位美國人說：“在中國黨政高級領袖當中，至今為止，周總理是最受人們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領導人更多地出現在街頭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總是花時間同平民百姓談話，到醫院或者到家裏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慶齡主席在周恩來去世一年之際，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們的總理生活儉樸，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萬普通群眾打成一片。無論是在戰爭歲月里，還是在我國三年困難期間，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階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樣的飯，他的衣服補了又補。在工作當中，他和最基層的幹部一起，總是在他們的食堂就餐。他經常和他的司機或飛機上的機組人員一起吃飯。無論什麼時候他和他們—起討論各種問題時，他或者告訴他們什麼東西，或者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是，我們的總理贏得了他周圍所有人的愛戴，特別是贏得了年青一代的愛戴。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回憶起同總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動的經歷，他們就會流下難過的眼淚。”
正是由於周恩來對人民愛得這樣深切，所以他才對毛澤東表現出無比忠誠。因為毛澤東不僅是無產階級的領袖，共產黨的領袖，更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毛澤東為他的隊伍規定的宗旨只有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49年的勝利證明了那支歌的正確：“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論其錯誤多麼嚴重，從他的動機和本意來看，也無疑是為了他所堅信並堅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為了個人的權力。
年，周思來身患癌症，已經很可能死在毛澤東之前。毛澤東即將面臨政府權力的真空。誰來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興的應該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來行將倒下，毛澤東已經沒人可選。葉劍英雖然“大事不糊塗”，但畢竟年事已高。軍隊將領中沒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領袖人物已經被統統打倒。現在氣數最興旺的似乎非“四人幫”中的人，別無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卻發生了。毛澤東決策請中國“第2號走資派”鄧小平出山！
鄧小平為了取得工作的主動權，是寫了檢查。那個年代沒一個人不檢查，包括毛澤東在內也檢討了要“三七開”。但是，與其講毛澤東相信鄧小平的思想會“向左轉”，不如說毛澤東相信只有鄧小平能夠在周恩來之後勝任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領導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張春橋等人也不例外，清談可以，真叫他們掌權干實事，國家和人民就要遭滅頂之災。他對鄧小平的一系列評價，包括“人才難得”，“你們有些人怕他”，“馬列主義水平高”，“柔中有剛，綿里藏針”，都是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後重新工作時，有個好的條件和氣氛。
鄧小平的再次回到權力中心，也證明了毛澤東的無私。
毛澤東這些基本的品質和他無可懷疑的人民性，決定了周恩來及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對毛澤東的忠誠態度。粉碎“四人幫”后，絕大多數幹部群眾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更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忠誠熱愛毛澤東是有其特色的。為說明這個特色，不妨與林彪作個對比，再與鄧小平作個對比。
整個的武裝鬥爭時期，應該說，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澤東一邊。在元帥中，他是戰功顯赫的一位；雖然在資歷方面不如陳毅元帥等人，但還是以戰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帥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總司令，在井岡山時期便以“朱毛”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彭德懷是副總司令，在長征及到達陝北時期，曾代理過總司令職務。除了這兩位總司令在歷史上已形成了所處地位，林彪無法超越，其他的軍事領袖都排名在他之後。
現在有種成見性的說法，即“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這種說法是不夠全面也並不能反映全部歷史真實的。林彪若只是這樣一種小人，以毛澤東的英明，那麼多共產黨領袖人物的害智，是不會讓他身處元帥第三，並最後當上毛澤東接班人而寫入黨章。
為毛澤東服務的一組的同志常對我們講一些情況，有時我們跟隨周恩來見毛澤東時也可以感覺到，林彪曾經是忠誠於毛澤東的。表現這種忠誠決不是人們現在所說“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恰恰相反，是“當面敢頂撞，背後喊萬歲”。
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特別是在軍隊幹部中，在七屆二中全會後仍然敢於當面頂撞毛澤東的，為我們工作人員所見並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彭德懷，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對着毛澤東摔帽子，剃光頭，掄胳膊罵娘而聞名全國，留名歷史，無須我多講。另一個頂撞毛澤東厲害的就是林彪。這一點也許還不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說。
井岡山時期，長征路上，抗日戰爭中，解放戰爭中，林彪多次頂撞毛澤東，有時頂得很厲害，過去的文章中寫過毛澤東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麼”？其實林彪挖苦毛澤東也不輕：“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在前線親眼見2”許多人都曾見到林彪頂得毛澤東講不出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
解放戰爭，林彪在東北確實打得出色，他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意見分歧。有的意見毛澤東對，有的意見林彪對，最後都是誰對就照誰的意見辦。本來，工作中有不同意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後來的政治鬥爭，硬把這種意見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貫緊跟”，要不就是“一貫反對”。然而，這種淺薄而庸俗的評價永遠不會成為歷史的聲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戲而已。
林彪頂撞毛澤東並不像彭德懷常常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對事不對人，公事公辦的態度。他每次去見主席，基本都是談工作，並沒有什麼私交。他見主席很少有笑臉，不請自坐，並且軍人氣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兩目平視毛澤東，有事說事，沒事告辭。談事時，基本是板着面孔，該彙報的彙報，該聽指示聽指示，聽到不同意見，有的接受，有的爭論。他爭論時，不喊不吵，聲調始終平板、平淡，喜歡講一句：
“不是那麼回事。”然後陳述自己的意見。一組的同志多次見他堅持自己的意見。
當面頂撞“不是那麼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親眼見！”背後卻不許人說毛澤東一個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對面時與毛澤東有爭論，在公開的會議上從來不爭，而是全力維護和擁護毛澤東。有了成績，歸毛澤東；有了錯誤，算自己或大家的。
比如在東北戰場上，毛澤東曾經想不叫國民党進東北，用武力擋住他。林彪一再爭論、一再陳述己見，毛澤東才改變了方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我們由此爭得了主動，林彪不說自己的意見對了，而說毛主席的英明，歸功於毛澤東。
又比如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評，林彪卻說三年困難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正是這種個別爭論，公開擁護；當面頂撞，背後喊萬歲，他才獲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時期里受到全黨大多數人的承認。比如周總理就多次對我們誇獎他，宣揚他，說“林彪有才，會打仗。”每次和林彪見面，總理都表現出尊重。到了林彪當上副統帥時，總理對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廬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評之後，在他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公開暴露時，周恩來仍然是尊重他，並且盡量設法彌合統帥與副統帥之間的裂痕。
當林彪手持“紅寶書”追在毛澤東身邊喊萬歲時，他已經開始變得不忠誠，並終於發展到“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當面喊萬歲，還有當面向毛澤東鬧脾氣的時候。這時的鬧脾氣已經不是為了工作而爭論，是為了當國家主席的野心沒實現而鬧脾氣。
比如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煙火之夜，我們隨總理提前來到天安門。每次這種活動，總理一定要提前到場，親自檢查各種準備工作。從桌椅的擺放，排列座位到飲食衛生、安全保衛都要細細檢查一遍。然後，按照毛澤東入場路線走一趟，邊走邊留心觀察有什麼不妥之處。他對主席的脾性、習慣太熟悉了。記得有次毛澤東接見客人，周恩來事先到場“演習”，走一趟，發現地毯邊有根電線，他就指着說：“主席會從這裏走，這根線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絆了主席。”後來毛澤東到場接見客人，走的路線果然同周恩來“演習”走過的完全一致。
這次周恩來也“演習”了一遍，從登上天安門，直到入座。從樓下望樓上，毛澤東的座位是右邊靠欄杆的第一個，他的對面，即左側靠欄杆的第一個是林彪。
都檢查過之後，中央領導人便陸續來到。凡是天安門上的活動，中央領導人多是在毛澤東之前趕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會兒，西哈努克親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來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風，他是在屏風後面休息。
可是，林彪還沒來。總理不時看錶，皺眉，叫秘書打電話摧。因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澤東，然後跟隨毛澤東一道上天安門。
這一次林彪遲遲沒到。此前，總理給林辦去過電話，那邊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的活動已經參加過，晚上不參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門已經成了政治亮相。按慣例，毛澤東出現，林彪一定同時出現，以顯示團結和接班的關係。現在一下子少了副統帥，在國內外會引起震動和猜測。
所以總理堅持請林彪參加。他請林彪接電話，臉上是真誠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會還是請你參加一下……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完，主席是要來看焰火的，你不參加不好。這樣的活動要面對人民群眾，面對全國觀眾……”
林彪終於同意參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門來等候毛澤東一起上城樓。毛澤東的車到了，下車后只見到周恩來，沒見到林彪。
“主席，”周恩來解釋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太好，可能晚到一會兒。”
毛澤東若無其事地說了一句：“他對自己的病總是採取唯心主義的辦法。”
年後，胡耀邦曾經對陶鑄的夫人曾志評價說：“其實，主席也不喜歡林彪。他身體不好，對自己的病又總是採取唯心主義的態度。”
不過，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之後，林彪不為毛澤東喜歡，已經不只是身體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節的夜晚，毛澤東獨個兒登上天安門城樓時，林彪已經不止是私下個別談話時敢頂撞毛澤東，而且在高層領導人面前，在公開的場合，也表示了與毛澤東關係的緊張。
這一個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澤東已經不像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時那樣率先穿起綠軍裝，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裝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穩，充滿自信地走進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對起立相迎的中央領導人，偶爾向他願意招呼的同志點點頭，徑直走到屏風後面坐下來休息。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以雙手合十的常用禮節向毛澤東問好，坐在毛澤東身邊談話。
屏風外一陣熱烈的喧嘩，毛澤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緩緩朝屏風的一頭望去。周恩來帶着陳毅過來了。
“主席，”陳毅頓一下步，帶有立正的意味，“我來了……”
以往，陳毅見毛澤東，總是立正身體高門大嗓一聲報告“主席，我來了！”然後就熱烈地上前握手，然後就熱烈地談詩論文。“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澤東“封”了陳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們工作人員中造成很大的感情傷害，至今我們這些“老人”議起當年，仍然感覺毛澤東這樣做顯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對人對己都造成很大損失。
在歷史上，周恩來和陳毅都曾反對過毛澤東。由於他們當時的身份和影響，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夠反毛澤東的資格，充其量是對具體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周恩來與陳毅則不然，30年代初他們都曾取代過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
但是，在中央領導中他們也是最勇於自我批評的兩個人。無論林彪還是劉少奇、鄧小平，歷史上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記錄，無須重提舊話。周恩來與陳毅卻一直到死，總不忘重提舊話，作自我批評。
陳毅的自我批評，由於他的氣魄大，在群眾大會上聲情並茂地大講特講，全國人民都知道他“歷史上犯過錯誤，我就反對過毛主席，反錯了，認識了，改正了。不犯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像陳毅那樣激情澎湃，但次數更多。從我到他身邊工作，到他去世，講過不下百次。由於他大會小會總把“錯誤”掛在嘴邊，李富春等副總理和好幾位老部長或直接向總理進言，或托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勸勸總理”，“有些歷史上的‘錯誤’不要再提了。就那麼下點事，我們都聽總理自我批評100多次了，還要自我批評到什麼時候啊？”
總理這樣沒完沒了地自我批評，與他謹慎的性格有關，與他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為人之道有關，與毛澤東的：提醒”也有關。
進城前，毛澤東有一次曾對幾個身邊工作人員，當面指着張聞天說：“此人曾經想要我的命。”張聞天接受教訓很深，卻仍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又陷進”了“軍事俱樂部”。被毛澤東寫信，叫他看看“枚乘七發”，說他是發“瘧疾”。
進城后，毛澤東也曾當著幾名身邊工作人員的面指着周恩來說：“他也曾經反對過我。”
周恩來坦誠地面對我們工作人員說了大意是這樣的話：歷史上我犯過錯誤，反對主席反對錯了。所以後來才一直堅定地支持擁護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對那些受批判作檢查的幹部講過類似這種話：作檢查么，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麼時候檢查得他們也聽膩了，什麼時候拉倒。
周恩來的一生就是這樣勇於自我批評又勤於自我批評，“勤”得讓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評。不僅如此，他還善於自我批評。他的善於自我批評，感動得毛澤東都不安了。給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開的南寧會議上，總理一到會就開始作檢討。從“反冒進”檢討起，從思想到工作全面進行自我批評。到了七千人大會前後，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搞“大躍進”的錯誤，周恩來並不標榜自己正確，回頭清算別人，仍然是首先檢討自己。畢竟自已是總理，國家和人民遭這麼大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很少那樣受感動，表現出內心的不安，不無赧顏地說一句：“什麼事情你都攬到自己身上。”
毛澤東講，“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周恩來始終為黨內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於自我批評，勤於自我批評，又善於自我批評。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1967年對“紅衛兵”的一次講話中說：“29歲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現在69歲了，我仍然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陳毅又進一步說：歷史上我就反過毛主席，反錯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你們也會犯錯誤，過去沒犯過錯誤以後可能更容易犯錯誤。因為犯過錯誤的人有教訓，比沒犯過錯誤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訓，少犯或不犯錯誤。
事實證明了周恩來和陳毅講得有道理。從長徵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整個中國時局和民眾情緒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而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政權，勝利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勝利。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的勝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一樣，毛澤東的正確及這種正確所帶來的威望，使個人崇拜及領導上的“一言堂”也漸漸發展起來，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
一旦毛澤東出現失誤，“歷史的教訓”使得一大批幹部寧願相信大家都錯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澤東發生了嚴重錯誤。當然，這已經屬於另一個話題。
這裏要講的，是周恩來與陳毅的坦蕩無私的自我批評精神，使得他們最終立於不敗之地。而林彪則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決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來與陳毅那樣的自我批評，對於毛澤東的批評，也不可能像周恩來、陳毅那樣坦然公之於眾，相反，就連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批評，他也千方百計壓制、控制，盡一切可能縮小影響範圍。
於是，毛澤東與周思來、陳毅始終可以友好共事，與林彪則越來越失去了這種可能。
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陳毅高門大嗓叫“主席”時，還像以往幾十年那樣激情洋溢，身體立得筆挺。可是，當他說“我來了”時，聲音陡地沉落下去，身體也泄氣地鬆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當年的受到喜愛器重和信任的陳老總；已經成了坐在最右邊一個座位的“右派代表”，說話頓時沒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揚。
這樣一來，反而影響得毛澤東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紀的老人那樣，張開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陳毅的手。
“身體怎麼樣啊？”毛澤東一向言簡意約，這次卻問了兩句意思相同的重複話：
“恢復的好吧？”
陳毅身患腸癌，術后恢復不久，很有些面對“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慷慨悲壯之感。用力拍拍厚實的胸脯：“恢復得很好，主席！”
“少個零件不要緊。”毛澤東與陳毅談話總能保持輕鬆的氣氛，“剩的零件不要出問題就好。”
“壞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陳毅對疾病的態度可說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看不到絲毫的情緒低落。
西哈努克親王及夫人也上前與陳毅互致問候，他們有十幾年的友情。周恩來在一旁說：“晚會該開始了，請主席到前面坐吧。”
當毛澤東在圓桌的東首憑欄而坐時，西哈努克親王及翻譯，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憑欄的座椅卻是空的。那是副統帥的座位。
毛澤東的目光在對面的空位上稍觸即離，望着西哈努克談話。
但是，那空位的含義他比誰都心中有數。
主席等副主席，統帥等副統帥，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時間不算，在城樓上憑欄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鐘，林彪才情緒萎靡神色陰鬱地走過來。
毛澤東每遇大事有靜氣，但他一世英雄，特別是成為公認的領袖之後，更無須顧忌，從不掩飾內心的好惡。喧嘩聲起處，明知林彪來了，偏不屑一顧，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
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澤東一句接一句談話，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來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來不及吱一聲，更無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靜氣，永遠一副沒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隨總理幾十年，見林彪時候不少，沒見過他雷霆震怒的樣子，只見過一次無聲的笑，嘴角剛綻出笑紋，手已經捏住下巴，這個畫面還被記者拍過照，說是搶到了林彪笑的鏡頭。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後笑過幾次，有照片，我並沒當場見到。
所以，當他面無表情地被服務人員引入座位時，我並不感覺奇怪。
我感覺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澤東；不握手，不說話，獨個兒神情鬱悒地坐下來，拉長着臉悶聲不響。
“林副主席，”稟性溫厚善良的董必武探過：眯細眼望住林彪，謙和而關切地問：
“身體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就那麼望着桌面說：“不好。”
他確實身體不好，穿着大衣，還把雙手抄在袖筒里。周圍準備拍攝的記者如何忙亂，天安門廣場上如何人聲鼎沸，他全然不聞不見，彷彿正在對付體內的寒冷。不過，我看出來，他誰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餘光注意了周圍的一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令人不易察覺地起了震動，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一切動作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面對他望一眼。
林彪的濃眉毛顫動過幾次，陰鬱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一下亮，那裏透出一股銳氣和火氣，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無伴的剎那，隨着眼睛裏爆出的那道火光，他驀地立起身，動作不像病體孱弱，更像在東北率兵之際那麼乾脆，起身便轉身，轉身便旁若無人地揚長而去。
那時，衛士長成元功已經由於江青向總理髮難而離開，由我負起衛士長職責。每天跟隨總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開始大家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過了片刻，焰火晚會要開始了，總理感到急迫，忙叫我們去找副統帥。我們分頭到休息廳等處詢問，才知道副統帥已經下了天安門城樓，不辭而別，登車回家了。
總理聽到報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裏有一絲不安的神色掠過。很快便平靜下來。他走到主席那個圓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釋說，林副主席今晚身體不好，回去了。
毛澤東自然心裏有數，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幾句。
他一生信奉“鬥爭哲學”，不在乎“得罪”哪一個。國內外，黨內外，誰敢站到對立面，他就敢應戰，並且一定要勝利。毛澤東晚年曾經對尼克遜的女兒女婿說，他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個平手”。確實，其他內部的外部的對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贏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為接班人，是毛澤東“欽定”而又史無前例地寫入了黨章。如果同林彪對立起來，於雙方個人而言，不會有贏家。因為政治上的損失，信仰的破滅，權威的動搖和迷信的崩潰都會聯袂而來。正因為中央決策層的人物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林彪才敢于堅持設國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勸毛澤東：“他想當國家主席就叫他當吧……”然而，毛澤東寧願個人冒這種權威動搖，迷信幻滅，歷史留下諷刺性一頁的風險或損失，也不肯苟且妥協，喝斥康生：“你湖塗！”在廬山抓起陳伯達開刀，一舉扭轉乾坤。作為大政治家，毛澤東完全明白有了這個開頭，就不會少了過程和結局。他從不幹“掩耳盜鈴”或“鴕鳥政策”的事，主動開始了一系列的大動作：從批陳整風到摻砂子到命令五員大將作檢討，從思想到宣傳到組織，完全是進攻的姿態。
周恩來同毛澤東不同的是，當矛盾還沒有發展到公開破裂的地步時，他更多考慮的是團結安定，是政治影響，是政策和策略。
記得總理當時很急，找來許多攝影師詢問是否拍照了？拍沒拍下毛澤東和林彪在一起的鏡頭？當攝影人員紛紛表示沒拍下來，本打算等統帥、副統帥交談或表情好時再拍，沒料到始終不曾對話，始終不曾有好顏色，甚至始終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沒料到林彪會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復返。
總理那天發了點火，向攝影師們講話的表情像是對歷史聲明：“林副主席來過沒有？
你們都看見的，來了，是我親自把他請來的，坐了一會兒，可是你們沒有拍下來！”
他在連續講話中，流露了自己的憂慮：“‘九大’提出安定團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全國人民一同歡度勞動節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啊……”
確實，“文革”那種整天一驚一乍的日子，誰上天安門，誰同毛澤東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們判斷政治風雲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記者拍下了一張全景，其中毛澤東和林彪雖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節日喜慶的光輝，畢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張照片。總理回到西花廳，坐等這張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來的這張照片送到，總理才鬆了口氣。
月2日，這張唯一的毛澤東與林彪坐在一張桌旁的照片，就顯示“安定團結”地在各報的頭版頭條刊登出來。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從內心深切感受到他是黨內節制、理智、友愛、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誠團結各派別的主要力量。每當出現對抗、衝突和激烈殘酷的交鋒時，他總是通過自己真誠的努力緩解這種對抗和衝突，盡量減少交鋒帶來的損失。然而，一旦這種對抗交鋒的性質轉變了，例如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一邊，例如林彪隨着《571工程紀要》的破敗而叛逃蘇聯，這時周恩來就會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戰鬥。從“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靜、果斷；統攬全局，周密佈置，連續戰鬥三天三夜，驚心動魄又不露聲色地解決掉林彪反革命集團。
鄧小平與周恩來同樣是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思想上的相近與性格、作風上的差異是同樣的鮮明而引人。這種相近和差異，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與毛澤東的關係上。
鄧小平經歷幾十年革命實踐，他像毛澤東曾經做到的那樣，對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時局以及民眾情緒了如指掌；他同時又像周恩來一樣，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整個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間接，具體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膚淺的認識。這是他最終能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的決定性因素。
鄧小平領導我們走的這條路，正在實現1949年革命的目的，並且基本實現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開明、開放、達觀；不拒絕任何美好的色彩。從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到年“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呼求；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新興的工人運動，到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鬥爭經驗，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蘇聯和東歐經濟停滯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在那裏終於失敗的教訓，到日本、東南亞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經濟的各種成功經驗，所有這一切人類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這裏那裏明光閃爍。
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鄧小平就是站在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以後的鞏固政權、恢復經濟、勝利實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部這期間，他與毛澤東基本都是一致的，沒有任何大的意見不同，並因此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讚譽，上升到中國最高權力層，參與各項重大決策。
年以後，分歧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事實上，毛澤東與他的同志、戰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在國家發展的共同目標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堅信社會主義有着資本主義不可比的優越性；他們都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都想使中國處在與世界各國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是，在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們確實有分歧，有時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這種分歧劃為敵我矛盾，採取了“打倒”、“清除”的辦法，這真是歷史性的錯誤，歷史性的悲劇。
當出現不同意見后，當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顯著時，周恩來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有一致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周恩來與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是黨和人民無可爭辯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家。
他們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本人，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部理論體系，堅持這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他，們反對的只是毛澤東某些具體的錯誤決策，具體的錯誤政策和辦法。
周恩來與毛澤東親密共事達40年之久，他對毛澤東的長處和弱點可以說比鄧小平更清楚；但鄧小平比周恩來更少迷信，更具獨立性格，所以，他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性質及危害，可以說比周恩來認識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曾經“反對”毛主席，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所支持的“王明路線”，並且被歷史證明是“反錯了”。鄧小平卻沒有這種“歷史包袱”。
周恩來的性格保溫醇宜人的紹興酒，與人打交道時更耐心，更隱忍，更含蓄；鄧小平的性格像他家鄉特產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熱烈，更刺激。鄧小平與人打交道時，態度明朗、堅定，甚至咄咄逼人(在這一點上，他與同樣愛吃辣子的毛澤東極相象)。周恩來更具調和、共處和平衡的色彩；鄧小平更具抗衡、戰鬥和獨立決策的色彩。
周恩來一向是遵守紀律，無條件執行黨的決議的模範；鄧小平在看準目標時，敢於打破甚至犧牲可能是神聖的一切條條框框……”
所有這些說到和沒說到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不同態度，也決定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和在歷史上所起到的偉大而不盡相同的作用。
周恩來在同毛澤東的相互關係中，主要是崇敬、服從、彌補和相輔相成。
他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和信任是真誠的，堅定不移的，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真心支持並擁護了這一決策。
他對毛澤東以服從為主；謙和恭敬有餘，直言敢諫、堅持原則稍嫌不足；顧全同志情誼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鋒；有時明知毛澤東對某些事情措置失當，也做出讓步，違心地屈從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發現了問題，認識到存在的嚴重錯誤，也沒有鼓起勇氣向毛澤東當面指出。對於這方面問題的認識，鄧小平1980年8月，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有段實事求是的談話。大意是：周恩來就像我的兄長，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倒下去是件極大的幸事。當時，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
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比較周恩來，鄧小平雖然也不反對毛主席，但他敢於發表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在條件不允許時，他敢於沉默，不隨聲附和，以致於毛澤東傷感而不滿地抱怨“鄧小平耳朵聾”，聾還不靠前來聽，“總是躲着我”。為了大局，為了實現自己的思考和辦法，鄧小平也可以作一點違心的檢討，一旦獲得工作機會，他決不會錯誤地“吸取教訓”，他仍然頑強地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糾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恢復秩序，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和恢復經濟建設等方面，大刀闊斧，取得了公認的顯著成績。所以毛澤東誇他“人才難得”，周恩來也真誠地對他說：
“你比我幹得好。”
周恩來的態度使他同毛澤東共同執掌最高權力幾十年；鄧小平的態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滿了戲劇性的波瀾起伏。他的獨立、堅持和頑強，他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系統糾正，理所當然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因為毛澤東顯然沒明白國家和他自已出了什麼問題，堅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高原則。
當鄧小平第三次出山時，人們津津樂道地評議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認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決於他本人的品質、性格、智慧、意志，特別是策略。我認為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受命於天”。
這個“天”，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畢竟人民不能靠口號生活，歷史更不是靠口號來推動向前。在經歷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非常時期之後，如果廣大的人民群眾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發展經濟，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國人民長期地真心實意地接受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選擇了鄧小平，是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的思想和辦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剷除了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蕩滌了污泥濁水，又打下堅如磐石的基礎。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大廈時，幾經探索終未成功。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經驗，但未能改變國家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的基本現狀。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走改革開放之路，使經濟騰飛，人民生活取得舉世矚目的改善和提高，終於探索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在那堅如磐石的基礎上，設計並建造起社會主義大廈。他因此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第二個改變中國歷史和命運的偉人，巨人。如果說，毛澤東在世之年，周恩來為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做出了最大貢獻，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毛澤東逝世后，正是鄧小平為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保證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並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最大貢獻…毛澤東在中國沒有遭到像列寧、斯大林在原蘇聯那樣的命運；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沒有像馬列主義在原蘇聯和東歐各國那樣被紛紛拋棄，這首先應該感謝鄧小平。這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還需要我繼續深說嗎？
鑒於本文的主題，在做了一點簡單對比之後，我們還是回到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這一主題上來吧……周恩來與毛澤東先後去世不久，社會上起來一股風，竭力抬高周恩來，貶低毛澤東。
其實，抬高周恩來是假，想否定毛澤東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澤東，周恩來還“高”得了嗎？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說：“還是鄧大姐看得深，看得遠啊！”
鄧穎超曾經對那些不識大局，感情用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過些委屈的幹部說：
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樣搞么。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么……遵義會議之後，周恩來再沒有同毛澤東發生意見衝突。他們始終是通力合作，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關係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減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損失，但也未能避免這場劫難。
講這個話時，我總要聯想起合作化運動高潮時，在北戴河發生的一個故事。因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澤東與周恩來各自性格和相互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
為迎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來到有“高潮”的北戴河辦公。9月中旬，接連幾天大風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囂的世界。濤聲從大海那邊傳來，像炮聲隆隆，像萬馬奔騰。毛澤東顯得很激動，擲下手中疾書的大筆，起身宣佈：“我們去游泳！”
“不行啊，絕對不行！”保健醫生徐濤嚇了一跳。毛澤東是勇敢的，可有時勇敢得近似輕率。他攔在毛澤東前邊：“主席，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個人的事，我必須向全黨全國人民負責。”
衛士們也全攔擋過來。毛澤東雖然固執，可一旦工作人員抱成鐵板一塊不肯退讓，他爭取不到一個支持者，便也無可奈何，只好面對現實，另找時機。
那幾天，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很緊張。怕他採取行動，溜去海外。汪東興要求工作人員“看”好主席。從轉戰陝北時起，毛澤東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具體過問之下。總理聽了汪東興報告，忙叫我掛通二組的電話，他親自講話，要求一組一刻不離地“監視”毛主席，決對不許發生意外。
應該說，周恩來是了解毛澤東性格中的頑強、任性、容易衝動的一面，轉戰陝北時多次領教，面對胡宗南的進攻他經常堅持跟敵人打個照面才走，喜歡享受冒險的樂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澤東每天都要“鬧”一次去闖風浪，每次都被一組的同志團結一致地頂住了。第3天還是第4天，雨終於停了。徐濤反而更緊張，料到毛澤東會“鬧”得更厲害，匆匆跑去海邊“看形勢”。
他倒抽一口涼氣：好大的風浪！長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從海天相連的地方翻滾出來，像大鵬勁扇的羽翅，像無數銀龍飛掠疾走，奔騰咆哮着撲向戰慄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瘋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濤幾乎眩暈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飛灑噴濺，浸濕了衣衫，滿耳一片轟隆聲，像有三千獅虎圍逼進迫，驚心動魄，令人膽顫。
“水溫19度！”負責測溫的同志報告。
“多少？”徐濤大聲問。
“不到20度！”測水溫的同志對住徐濤耳朵喊。徐濤腦子飛快旋轉，準備好一套又一套“攔駕”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點多，毛澤東便放下手中筆，吩咐衛士：“我們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還不能游。”
“雨停了！”毛澤東很不耐煩了。
“天可沒晴，隨時還會下。”
“這個房子還可能地震塌下來呢！”毛澤東生氣了，他早已忍無可忍。衛士們忙請徐濤出面，徐濤是知識分子，毛澤東對他總是“客氣”一些。
“主席，水很涼，”徐濤勸說：“會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們怕冷，你們別游么。”
毛澤東確實耐寒，冬泳時，別人凍得牙根打顫，他還水淋淋地上岸坐一會兒，晒晒太陽。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邊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會有三米！”
“好么，乘風破浪，正是機會……給我換鞋子。”毛澤東說鞋子像孩子，“聽見沒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頂風，幾個年輕戰士試過了，都被浪打回來，根本沖不過去。”
“一個人沖不過去，這麼多人還衝不過去？豈有此理！”毛澤東邊說邊就往外走。
“不行！”徐濤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澤東，“主席，我還沒說完。浪太大，貝殼全衝到岸邊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傷腳的。”
“我從小打赤腳，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說的！”他甩一下手，藐視貝殼也藐視醫生。
“還沒說完……貝殼衝上來一堆一堆的，容易絆跤。您歲數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擔不起責任。李雄漢同志就摔斷了腿。今天天氣這樣惡劣，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躍？你這麼說，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澤東動怒了，“歲數大”、“摔竣”，這些話對毛澤東決對不是勸說，只能是激將。他那與生懼來的不寧靜，爭強好勝和藐視一切的意志力，決容不得這種泄氣話，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來勢不妙的抿緊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組同志再沒誰敢攔擋在前，只能追隨左右，只能匆匆帶上泳褲，毛巾和急救藥箱……其中便有人悄悄報告汪東興，汪東興趕來勸阻時，大勢已去；毛澤東一旦行動起來，國民黨的800萬軍隊擋不住。共產黨的幾百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也攔不住。
於是，汪東興緊急給總理去電話。那天是衛士張永池接的電話，據他說，汪東興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們攔不住……”汪東興不歇氣地講，“快請總理，請總理馬上來，我們叫不上來！”
張永池一驚一乍，扔下電話就朝總理辦公室跑。我們還以為失火什麼的了，他大喘氣地報告：“總、總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總理正在批閱文件，聞聲猛地抬起頭，最多怔有2秒鐘，忽地立起身，把筆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機！快開車！”
“總理！”我喊了一聲，因為雨又下起來了，被風吹着掃在門窗上，嘩嘩地像槍林彈雨。我一邊喊總理，一邊催小張快找雨衣，可是總理沒聽見喊一般，一頭鑽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車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滿耳隆隆聲一刻不斷；汽車開得快，海風掠過車身，整個車身也在轟轟響，彷彿跟大海比賽一般。總理眉頭微鎖，雙臂環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靜，思考着如何勸說主席。
我坐在總理身邊，望着車前窗上擺動的雨刷；雨雖然不算大，但風很急，車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對來說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樣往下淌，前方一片朦朧。
汽車連拐幾個急彎，停在了毛澤東的下海點。總理在慣性的作用下，身體朝前一傾，我忙去扶，可他已經打開車門，跳出去。我們也紛紛跳出車，跟着總理朝海邊跑。
暮色朦朧，總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灘上，朝大海張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綠色長城一般滾滾而來，示威似地隆隆作吼；遠處的礁石岩壁掀起衝天的水柱浪花。而腳下，浪潮急驟浩蕩地湧上傾斜的海灘，吞沒大片沙灘，“嘴巴”一直“咬”到了總理的雙腳，簡直想把全部陸地拖入海底，卻終於沒有成功，又悻然地嘆息着退回去。
我們在沉落的水牆后看到幾個黑點，那一定是毛澤東和他忠實的警衛們了。
“主席——”總理不失時機地呼喊：“風浪太大，快上來吧！”
剛喊一聲，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聳立起來的水的長城后，海浪又一次撲來，頑強不息地試圖把陸地整個吞下去。
“過來，都過來。”總理組織我們站到一起，“濤聲太大，聽不見。我們一起喊。”
七八個喉嚨合在一起，與天風海濤展開聲音的比賽：
“主席，上來吧！”在這合聲中，緊接突出來一聲：“我是周恩來——”隨着這一聲的尾音，七八個喉嚨又合作一聲：“總理請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總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濕他的鞋子和褲腿。毛澤東遊近岸來：“不要緊，浪大盡興……”
總理很會勸，趁一道浪頭退下的機會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緊，岸上同志時間久了會凍出毛病！”
這種矛盾轉移的勸法很有效果。毛澤東沿岸又遊了一段，戀戀不捨地逐浪近岸，終於在警衛戰士們的簇擁下走上沙灘，接過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於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顆心才落回了肚子裏。
多少年來，北戴河乘風破浪的游泳這一幕，給我多少啟示和聯想啊！毛澤東是開拓前進的導師和領袖，是他給了我們前途和勝利，擺脫屈辱，獲得尊嚴。但是，他也常常會有不及預料的思考和行動，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帶着億萬人同他一道去冒風險。這時，人們就會想到周恩來，他是節制、中和、安定、團結的柱石。
作為一名老紅軍，又是1940年就來到周恩來身邊，常能見到毛澤東，我是親自感受了戰爭年代毛澤東那驚世駭俗的膽量氣魄。他的“大踏步地前進，大踏步地後退”，不怕打爛罈罈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聖地延安，就是這樣的運動戰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取得了戰勝國民黨的勝利。然而，在和平建設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進，搞起“大躍進”，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階段，不顧規律，接着又大踏步後退，歷經“三年困難”，解散食堂，“隊為基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剛喘上氣，形勢好起來，又大踏步前進，甚至決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畢生都在冒險去探索美好的未來，他為了防止修正主義，消除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進，為了破除舊文化的影響，不惜否定親手創建的共產黨親手締造的共和國，結果混亂3年，隨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後撤”……無論大踏步地前進還是大踏步地撤退，都會由此產生出一系列複雜、尖銳、有時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來謹慎細緻，穩妥紮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加以解決的。
這方面實例還需要我列舉嗎？那大量的回憶錄和文章，都有這方面內容，可以說舉不勝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僅是在舵手、導師毛澤東的可歌可泣，輝煌而又悲壯的領導下，而且也時時受到周恩來必要的有節制的領導的影響。從“反冒進”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向知識分子鞠躬”到“保護老幹部”，從解決“9．13事件”到支持鄧小平第二次出山，從維持政府機構正常運轉到四屆人大上呼籲“四個現代化”……當然，其他領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響着各項政策的形成。
比較起這種節制、中和、緩衝來講，周恩來更多更主要的，還是與毛澤東密切配合，開拓前進，奪取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
美國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C·戴維曾經這樣著文：“如果說毛澤東是永恆的革命英雄，劉少奇是黨務機構的專家，那麼，周恩來則被證明是中國處理公共關係最好的人。他總是能夠容納不同意見並找到解決辦法。”
又說，“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儘管沒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領域內的戰略戰術上的貢獻更多……然而，在執行政策階段，他總是一貫地、通過自己的行政管理權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
還說，“周恩來能夠在不失去對毛澤東忠誠的前提下，在進行政策鬥爭的同時實行他的‘總計劃’。”
這些評論雖然遠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實。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
比如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實行兵諫，拘捕蔣介石后，毛澤東作出和平解決的重大決策，以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正是在中國現代交上這一最危急最關鍵時刻，周恩來作為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調解人，來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的設想，擺脫了重大的民族災難，對中國共產黨和整個國家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的極端敵視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
的決策，毛澤東親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
蘇聯方面不懂什麼是“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疑惑地來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不慌不忙解釋：好看的么，就是簽一個讓人看的條約；好吃的呢，就是要點東西要點錢，回去恢復國民經濟用。
前面寫過。具體談判起來。毛澤東談不清也不耐煩談，還是請周恩來到莫斯科，才訂了一個“好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爭到了“好吃的”6000萬美元貸款。
毫無疑問，毛澤東更能高瞻遠矚。但他不耐煩管具體，不善於處理具體，甚至也不懂某些具體技術問題，他只能靠周恩來。他們的這種區別即便不上談判桌，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能強烈感受到。
我跟隨周恩來初到莫斯科時，單獨住在一個小別墅里。剛住一天，毛澤東就親自打來電話，說：“你叫恩來到我這裏。”
沒等我回答，他又說：“叫他就住我這裏了，不要另住一套。”
於是，我跟周恩來一同住進毛澤東的別墅里。那座小別墅在莫斯科郊外，穿過樹林子，經兩道警衛。很森嚴。跟隨周恩來到莫斯科的伍修權、賴亞力等同志不住這裏，我每天通過電話與他們聯繫。總理單獨住時，毛主席那邊來的電話多；住進毛主席的別墅，伍修權那邊電話多，反正總理到哪兒，哪兒的電話多。決策毛澤東是中心，辦事周恩來是中心。決策幾句話就行，辦事可是沒完沒了的談判和電話。
周恩來每次談判回來，總要向毛澤東詳細彙報；毛澤東聽的多，想的多，說的話卻很少，往往是幾句話，講個原則和方向。
周恩來沒到莫斯科時，毛澤東曾表現過隱隱的着急，周恩來到達后，毛澤東明顯輕鬆下來，有時間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崙”了。所以毛澤東後來對赫魯曉夫講，“這個同志(周恩來)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
從莫斯科間來時，毛澤東自己一個車廂，周恩來、陳伯達、伍修權一個車廂，我也在這個車廂里。這一路東行，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不同。
毛澤東一路看書，周恩來一路辦公。因為這一路多次停車參觀工廠，有許多具體工作具體事務要辦。周恩來忙，我們自然也跟着忙。我與陳伯達住一個包廂，陳伯達是毛主席帶來的。毛主席看書，他每天也是看書。我住上鋪，陳伯達住下鋪；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他皺着眉頭說：“小何，咱們換換吧，我住上鋪，你住下鋪怎麼樣？”
我說：“行。”
周恩來聽說我和陳伯達換鋪，搖起頭說：“伯達年紀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還是叫他住下鋪吧。”
我說：“他跟主席來的，主席看書他也看書；我跟總理來的，總理事多我也事多。
我跟他一個包廂，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
周恩來說：“那你就少往鋪上爬，多在我這包廂里獃獃。”
這件小事我以為是很反映了主席與總理的工作關係。當然，總理並不只是執行，他實際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時的主要顧問。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
朱總司令因為年紀大了，解放戰爭時，中央五大書記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監察，軍事是由毛澤東負責，由周恩來協助。會議上這樣分工，實際上也是這樣做。儘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出，實際都是由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作出決策並簽發命令。
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們都一致公認，周恩來是事實上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部長”。
可以這麼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任何戰略性決策或重大政策轉變，都是經毛澤東深思熟慮之後首創或首先提出來，即便是周恩來所最能表現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論是在總體上的冷戰外交還是具體的中蘇論戰等問題上，原則和方針主要都是出自毛澤東。
年12月31日，我國和印度在北京簽字的有關協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次年6月，我跟隨周思來出訪印度時，周總理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印度又到緬甸，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同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指導中緬兩國關係的原則。
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接受，認為是指導國家關係的最好最科學最正確的原則。人們也知道這是周恩來首先提出並說服尼赫魯贊同的。
但是，當年出訪印度歸來，大家興高采烈地慶賀訪問成功，向總理敬酒時．總理說：
“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提出這個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為總理一向這樣，提起功績總是讓給別人。我們以為這又是原則性的“歸功於毛主席”，並非真有什麼直接關係。誰知總理看出了這一點，事後鄭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們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開講了我們開展外交的指示思想：
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放下文件認真望住我們說：“是我將毛澤東宣讀的這份公告具函送達各國政府的。你們不要以為我只是說說而已，中國革命的每一個勝利，確實全靠毛主席的正確指揮。”
國外有些人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發自內心的尊敬說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國內個別另有用心或糊塗的人也跟着這樣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也不可能理解總理。用現在時髦話講，叫做“缺少共同語言”。
周恩來與毛澤東共事半個多世紀，他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堅信不移是在風雨實踐中不斷培養加深而致不可改變的。他對毛澤東的決定堅決照辦，說一不二，即便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種錯誤的決策，也堅定地跟着幹了，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這種對主席的堅信不移，而決不是什麼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總理翻閱部隊送審的紅軍長征路線圖．他用手指頭沿着那條紅線極緩慢極緩慢地移動，不時停下來陷入沉思，眼裏閃爍着憶念和激顫的波光。我相信，歷史上的風狂雨驟，金戈鐵馬正在這靜靜的一室之中重現，並且發生着現實的啟示和效應。
“小紀，你過來。”總理招呼新調來的戰士紀東。指着《四渡赤水之戰示意圖》問：
“四渡赤水的戰鬥你知道嗎？”
“聽說過，具體不清楚。”紀東走到桌前看地圖。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指揮紅軍打的第一個漂亮仗，就是這次戰鬥。”總理左手舉着放大鏡照地圖，右手食指在紅軍行進的線路和標示方向的箭頭上移動指點：“我來給你講講吧。年輕人要懂一些歷史……”
周恩來詳細講述了紅軍四渡赤水的地點、敵我雙方的情況和形勢以及戰鬥過程和結果。末了放下放大鏡，問：“肖華寫的《長征組歌》裏，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詞，就是說這次戰鬥的。你知道嗎？”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對，就是這一句。不是親身經歷過那場戰鬥是很難體會出這句歌詞有多精彩的。”
總理帶着回憶與思考的神情，緩緩說：“赤水河戰鬥，我們甩掉了敵人，把蔣介石和他的部隊搞得暈頭轉向，找不准我們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過來，我們已經趕了幾天的路程，把敵人遠遠地拋在了後邊……”
紀東更關心的是他直接為之服務的周恩來：“總理，這些戰鬥你都直接參加指揮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一些具體工作，勝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確決策。”
總理的這一回答，應該說是謙虛的，又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並不否認自己做了工作，有貢獻，但他同時又將自己同毛澤東的作用區分開，將主要功績歸於毛主席。
還有一次周思來陪越南總理范文同去延安參觀。在鳳凰山毛主席舊居內，外賓看到周恩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回到延安與毛澤東的合影，話起當年，周恩來感慨地說了一句：“我那時還是個娃娃。”
毛澤東曾經說林彪不過是個“娃娃”，但從未說過周恩來是個“娃娃”，周恩來是自己說自己是“娃娃”。
年林彪事件發生后，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各民主黨派、社會知名人士通報這個消息。散會後，許多人等在大會堂南門不走。當總理來到南門準備登車時，大家都圍上來，紛紛含淚同總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誰說了一句：“總理，有您在，這是人民之大幸！”
總理馬上糾正：“不能這麼講，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盡我的職責……”
我當時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來講的話，都反映了一種真實，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敬、欽服、堅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談及這點，我並不否認他作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極其複雜、似乎無望的困境中所表現出的高超的鬥爭藝術。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終存在，並能保護下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大批老幹部。這是中國在毛澤東之後，能走上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基本條件和保證。
記得尼克遜訪華，談判公報，在北京沒最後談成，總理送尼克遜總統去上海，在上海繼續談。具體談判我們參加不上，但從有關同事的議論中。我們知道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總理以他的聰明才智，經過不懈努力，終於談成了“上海公報”，這一公報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國長達20餘年的封鎖，正如美國人所評價的：“假若沒有他，中國不可能如此順利地與美國官方和公眾建立友好關係”，“《上海公報》將仍然是外交措詞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報擬定后，總理往北京打電話，主席正在睡覺。記得總理當時很猶豫。毛澤東在尼克遜訪華前夕剛犯過大病，休克了一段時間，身體還沒恢復，總理在辦公桌旁走了好幾圈急步，正如人們常講的“團團轉”，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總理下決心承擔責任，不叫醒毛澤東作決定。
這樣做並並非沒有先例。當年我跟隨總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不少事都是總理先做了決定，回來再向主席彙報。
這次也一樣，總理先決定了，然後再向主席彙報，還寫了書面材料。寫彙報時，總理反覆措詞，好象有什麼預感似的，從沒見過他那樣的費琢磨。
回到北京后，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開會，每次開會回來總理臉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坐在那裏想心事。
有一次我請他吃飯，小心翼翼走進他的辦公室，把兩菜一場擺到他的辦公桌上：
“總理，8個小時了，你吃點東西吧？”
總理的目光在飯菜上稍觸即離、聲音有些沙啞：“留下一個湯就行了，其餘的晚上再吃吧。”
我從總理的眸子裏看到一種壓抑和孤獨憂傷的黯然神色，心裏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難受起來。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了，封鎖正在被打破，這本該高興的啊，發生了什麼事能使總理這樣難過傷心？
我悄悄觀察，悄悄打聽，從負責會議服務的同志那裏聽到點消息。中南海里已經開了12天會，批周總理。江青、張春橋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說總理是李鴻章，賣國主義。
我當時就激動地嚷起來：“跟美國建立關係，這是毛主席的決策，總理是在主席領導下做了具體工作……”
“聽說是公報沒有先向主席彙報……我也講不清，這事可不敢再亂說啊，到此為止了。”
“總理打了電話，當時主席在睡覺，時間又不能等……算了，不說了。”
那時這類事我們都不好多議。總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罷了。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發揮他的聰明才智，領導中國人民走他所設計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戰略自由地採取每一步行動。周恩來那時沒有這種條件和可能，他始終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項成績和貢獻都離不開毛澤東；同樣，為了能繼續工作，繼續做出貢獻。他就必須努力保持與毛澤東的合作關係，相輔相成。同時，還不得不運用韜略和高超的鬥爭藝術，調和緩衝與江青、張春橋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之間的矛盾和分歧。
總理同江青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的鬥爭方式，最明顯的一個表現是：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來該怎麼干繼續怎麼干。
延安時期，江青就喜歡找周恩來，特別是和毛澤東發生爭吵時，總要去找周恩來“訴苦”，靠周恩來調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麼學習心得，工作上有什麼想法或計劃，遇有什麼困難，也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喜歡向周恩來彙報並取得幫助。因為周恩來的溫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穩健和機敏是全黨公認的，他是大家訴說心曲求得幫助和慰藉的最好對象。
那時黨內的風氣也正，阿諛奉承或打擊報復都會受到鄙視和譴責，所以江青也還沒有什麼過分的惡劣表現。她在廣州為她的居所換地毯換窗帘，當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給中央寫信．對此提出批評時，她也不敢說什麼，還得表示接受批評。
這個時期，周恩來也沒有把江青當回事來對待。偶爾江青要求坐專列等超標準待遇，或勸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適當照顧一下”，基本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年代初，總理的秘書韋明曾與江青發生矛盾，總理的態度就說明了這時期與江青無足輕重的關係。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次總理累病了。大家想了個主意，找來一部娛樂片子請總理“審查”，藉以達到讓總理休息的目的。
剛開映不久，屋外電話鈴響起來，韋明年輕腿快，有朝氣，就跑出去接。話筒那邊傳來江青的聲音：“我是江青，請總理聽電話。”
韋明怔了一下。總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
“總理病了，他現在正在看電影。”韋明婉言說：“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總理看完電影后給你去電話？”
江青是毛澤東的秘書，韋明是周恩來的秘書，秘書對秘書講話，這樣講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江青同時又是毛澤東的夫人，韋明很客氣的話在她耳朵里就變得不夠客氣了，於是聲音里也帶了點火氣：“這是你的意思還是總理的意思？”
韋明和那個時代的多數青年一樣，熱情、銳氣、衝動，不大在乎什麼職務身分，隨口便頂了一句：“請總理聽電話，是你的意思還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韋明一聲不吭，昧啦，掛了電話。剛要進屋去看電影，鈴聲又響起來。他皺皺眉，也怕誤正事，返身重新拿起電話筒。
“你怎麼把電話掛了？”江青大聲責問。
“你不是不要我管嗎？”韋明畢竟怕誤了正事，接着又放緩聲音解釋：“主席每次打電話，都要問問總理身體怎麼樣，幹什麼呢，能不能聽電話。今天總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們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說了。你等着。”
韋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進屋報告了總理，總理馬上出來接電話。這個電話足足打了快一小時，江青就像現在某些喜歡電話聊天的社會女青年似地，羅哩羅嗦講個沒完。
也就是碰到了總理這樣的好性子，能耐心聽她羅嗦，要是換了鄧小平，不過一分鐘肯定就把電話掛斷。
事後我問總理：“她這個人煩不煩呀？”
總理無所謂地微微一笑：“她看了個劇本，跟我談讀後感呢。”
過了沒多久，有次李富春來西花廳開會，江青又來了電話，恰好又是韋明接了電話。
江青要問一聲李富春，敲定與那位電影劇本的作者談話的時間、地點。韋明問過李富春，給江青回了電話：“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辦公室里談。”
“你記錄一下參加談話的人員名單，回頭再向富春同志報一下……”江青一口氣點了20多個人。韋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聲：“哎呀，20多個人了，富春同志的辦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許多心眼小的女人有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聽不出好壞意思、她硬梆梆又甩過來一句：“這是你的意思還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韋明不高興了，冷冷一聲：“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韋明真火了，確實少見這種好壞不分的人，“我是不該管，這個電話我都不該接！我不是你的秘書，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書，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說完，不等江青有所反應，韋明便掛斷了電話。
江青氣壞了，給總理寫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狀信，給韋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還有條“媚上壓下”。總理看過這封信，也沒當什麼事，還叫韋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韋明邊看邊發牢騷：“說我媚上壓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還不媚她一下，我還壓她！”
總理只輕描淡寫說一句：“壓她也不對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
那時的政治空氣和同志關係還是比較健康的。兩天後，韋明在周末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沒有再使性子，反而熱情地邀請：“韋明，咱倆跳一場吧！”
周恩來終於把江青當個人物來對待，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把江青當個人物來使用了。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江青與張春橋等人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之後。
記得1966年底，毛澤東召集的一次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坐在毛澤東左側，周恩來、陶鑄、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坐在毛澤東右側。毛澤東在談到運動形勢時，先舉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輕輕一揮：“對於那些老幹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領導，不燒不行，要繼續煽風點火。”他接着又舉右手朝周恩來、陶鑄等人輕輕一揮：“但是燒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還是要救人於水火之中啊……”
這是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他的本意並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幹部，只是想燒燒他們，“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但是，江青一夥只想藉機把這一大批老幹部“燒成灰”，總理千方百計想“救人於水火之中”。於是，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就是無法避免並且愈演愈烈了。
韋明兩次頂撞江青的事如果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結果將會怎樣呢？
年3月中旬，總理根據主席的想法，主持召開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會議定於下午4時在大會堂接見廳召開。負責會議現場警衛任務的是中央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同志。
會前半小時，江青的警衛員孫占龍給成元功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成元功給準備飯，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先吃飯，后參加會議。成元功忙找到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請他儘快按要求備好飯，放在旁邊的小山東廳里。這時，黨中央、國務院、軍委及中央文革有關負責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當時，中辦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也在場，成元功及時向他作了彙報。汪東興就帶了成元功站到會議廳門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鐘。汪東興先給她敬個禮，然後成元功上前報告：“江青同志，開會在接見廳，您的飯在小山東廳，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聲，昂着頭進了開會的接見廳。
那時，江青掛在嘴頭的一句話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頌揚的是“旗手”，全體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們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終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即便毛澤東那樣的威望和貢獻，也無法挽救她免於受懲罰。她實在是無可理喻無法救藥，面對這些最高層的領導人，她連起碼的禮貌和彼此相應的尊敬都沒有，昂着頭，旁若無人地徑直走到周恩來面前，冷冷質問一聲：“你們在開什麼會？為什麼叫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我進了？”
總理怔了一下，這是從何談起啊？他馬上平靜下來，和氣解釋：“江青同志，開會內容不是早就和你通過氣嗎？下午4點在接見廳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
“是討論這個問題嗎？”江青忽然放開嗓門，聲音尖厲起來，“你們是不是怕我聽見？啊，光明正大么，為什麼讓成元功到門口攔擋我？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這麼多同志都在場，都可以作證么……”
“我不信！心裏沒鬼，為什麼派成元功攔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長期擔任周恩來的衛士長，故意一口一個成元功地大吵大鬧，以此製造人們的猜測，“你們背着我搞什麼活動？”
“根本沒有的事，我沒派任何人去擋你。我們在這裏等你來開會……”總理看一眼表，江青這個時候還在嚷，象犯神經一樣喊：“不聽，不聽！你們不說實話，就是不敢講真話！”
總理眉頭緊鎖，在大吵大鬧中想了想，大聲宣佈：“我們暫時休會。江青同志，這裏可能有誤會，我們慢慢談好不好？東興、成武、李作鵬，你們一起來一下。”
周恩來同江青、汪東興、楊成武、李作鵬等人出接見廳，來到小山東廳。周恩來指着準備好的飯菜說：“我只聽說你沒吃飯，要先吃飯再參加會議……”
“造謠！造謠！”江青喊着，“你們就是想限制我，瞞着我……”
“汪東興，你叫成元功進來，當面跟江青同志說清楚。”周恩來吩咐。汪東興出去叫人，江青一臉怒容，胸脯劇烈起伏，突然大叫一聲：“成元功是一條狗！”
成元功是總理的老衛土長，江青這樣罵，實際就是罵總理，並且與她的身分太不協調了，完全是市井裏的潑婦樣子了。
周恩來氣得臉色蒼白，帶着青石一樣隱忍的神情大聲說：“江青同志，我是個老同志了，你應該相信我們這些老同志，你說的都是根本沒有的事！”
話音沒落，成元功推門進來了。周恩來看一眼成元功，對江青說：“你們查對吧，我不參加。”他邊說邊往出走。與成元功擦肩而過，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竟鬧成這個樣子，比一般老百姓鬧架還不如，實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鑄那樣火氣十足，跟江青對着拍桌子的“有爭議的人”，江青容不得，像總理這樣有口皆碑，以忠誠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愛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說實話，當時我們不少人都看出她長不了，也辦不成任何大事。歷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沒一個能成大事。
汪東興對成元功說：“你講講吧，這件事是怎麼一個經過？”
成元功說：“3點半時。孫占龍給我打電話，說首長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我準備吃的，還具體說了雞蛋餅、雞湯麵、兩葷兩素四個小菜，讓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說首長吃飯後再參加會議……”
“根本沒有的事！”江青用力拍響桌子。大概用力過度，拍痛了手，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沁出汗粒兒來：“去把我的警衛員叫來！”
汪東興出去喊來了孫占龍，孫占龍苦着一張臉，實事求是說：“是我打電話讓成元功準備飯的。”
“滾！”江青忽然大吼一聲，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親眼見，人們很難想像一位高級領導幹部，一個天天口講馬列主義大道理，講“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的高級領導幹部會這樣蠻橫粗野，千真萬確瞪起眼，把頭向前伸着吼：“你們都給我滾出去，不要你們在這裏工作，你們去給總理說去，滾出去！”
成元功和孫占龍悶聲不響地退出了小山東廳。那一刻，在場人都感到一種幻滅。不論報紙電台如何頌揚這位“旗手”，她在我們心中已經全完了。如果有誰向她舉槍，我們誰也不會為她挺身而出了……成元功來到走廊，難過地對周恩來說：“總理，今天我們工作沒做好……”
總理沒作聲，他知道成元功沒任何錯，講的是違心話。他沉重地嘆息一聲，又進了小山東廳。立刻，那裏又傳出江青尖厲的聲音：“孫維世是一條狼，成元功是一條狗：
這就是你身邊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鬧這一場，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總理。她罵了1個多小時，把周家鼎，楊德中等同志都罵到了，甚至限令楊德中同志4天之內離開北京……幾天後的一個夜裏，江青又，把周恩來、汪東興及幾位總理秘書叫到釣魚台，很激烈地說：“成元功歷史上就是個壞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擋我和總理接觸……”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解釋：“不會的。成元功14歲就參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這裏長大的。”
江青不容分辯地說：“那至少也是個變了質的壞分子！”
結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進了“學習班”，八個月後又被趕到江西“五七”
幹校，直到粉碎“四人幫”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澤東一再聲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於江青確實曾代表過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發起階段。周恩來一再對江青調和，隱忍不發，重要原因之一也在這裏——不能不考慮同毛澤東的關係。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還有個“王莽謙恭末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的說法。江青有野心沒功勞，連個“謙恭下士”的時候也沒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無功藐視天下人，這樣無知無德無能的人也想搞政治，爭權力，實在是個人的悲劇，歷史的笑話。
改革開放的今天，人們的思想觀念不斷更新。這是一種進步。我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歷史。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呼求民主與科學。先是袁世凱，后是蔣介石，破滅了這些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希望。
年的勝利，帶來了這種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為現實。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中國，不發展生產力，不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把中國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轉變為經濟發達的國家，就不可能徹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實證明，當我們共產黨人發動和依靠民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奮鬥來消除封建思想時，它卻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來。比如反封建的偉大戰士毛澤東，晚年卻造就了個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產物。比如那麼英明而又機敏的周恩來，晚年也順從毛澤東的意志，說了錯話辦了錯事……後人談及他們晚年的錯誤時，不應該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能離開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整個的國際政治形勢。
不發展生產力，不建成經濟發達的國家，高度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我們慶幸的是，鄧小平現在正是按着這一規律來作出決策，帶領中國人民走上勝利富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