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序言（1）

艾愷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訪談之後所做的第二次的訪問內容。第一次的內容以《這個世界會好嗎》為題出版，這第二次的內容並非“通常的”口述歷史出版品。且讓我以我所在的國家——美國為例，來稍作解釋。大體來說，口述歷史有兩種形式：“大眾式”和“學術式”，在各形態間另有一個區別一般群眾及歷史名人口述歷史的界線。第一個形態（包括兩種形式中的“一般群眾”方法）——“大眾式”口述歷史——強調自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着手來掌握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脈絡。

StudsTerkel（斯塔茲?特克爾）的專書具體表現了這種大眾式的口述歷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躍人士，也是一位記者。憑着1966年口述歷史的專著DivisionStreet:America，他在美國及世界的意識中留名(DivisionStreet是芝加哥市內一條主要街道名)。該書狂銷數百萬冊，同時也是Terkel出版的一系列口述歷史專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Terkel出版了HardTimes，該書與前書屬同一類型，內容是描述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該書同樣造成轟動。在這兩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Terkel賦予許多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一般民眾以“聲音”；同時，他也很清楚地給他自己“聲音”；儘管這些專著是根據由錄音帶所錄製的對談而寫成，Terkel本人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卻透過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現，包括他所問的問題，為了提示重點而引導談話方式，以及最後的編輯過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訪談內容以全然未經編輯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內容有些許重複，甚至有一至二處事實錯誤。在前一集中，我的問題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導，他在第一組訪談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對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觀點；在第二組訪談中，我試着引導他朝他和重要的歷史人物間的交往來做發揮。除了刺激他的記憶以及保存他能記住的任何東西以外，我無其他的想法。

Terkel的著作是對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界興起的一種趨勢的反省。該趨勢的研究重點是由貴族(國王及將軍)向普通民眾以及“自下而上的歷史”轉移。相比之下，“傳統”的口述歷史研究就像哥倫比亞大學在1948年所設立的口述歷史研究辦公室。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組織最龐大的的歷史計劃。它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傳式回憶錄的錄音。

當我在1980年首次訪問梁漱溟時，他還不是太出名。在我的傳記出版前，當時在西方、中國甚至全世界，少有學者認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我開始頻繁訪問中國大陸時，大部分人還只是因為**的有關著作中記載了**對梁漱溟的批評因而聽過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方，當梁漱溟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歷史著作中，他總被歸類為“保守派”，無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貶為已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現今無任何關聯。

第二個，也是最為重要的不同，在於對於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歷史研究——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受訪者本人非常清楚他們的自傳敘述是為了“歷史”所錄製。他們是在製造待收藏(被編輯之後)的文件，這些文件可能成為歷史記錄的主要史料來源。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計劃為例，受訪人的某些準備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為“歷史”留下記錄。這些訪談資料具有一定的準備性、計劃性的特質。它們不但得經過仔細編輯，甚至予人留下準備出書前的書稿形式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