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巔峰狀態的回歸（11）

現在，需要舉國體制進行的工程項目數量大幅度減少了。打擊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的鬥爭需要的是小範圍高精度的戰略打擊，而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理論上，我們正在努力送太空人到達火星，但是我知道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認為我們能實現這個目標，或者根本就不關心。唯一一個值得去做的全國性大工程就是托馬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智能能源網絡，也就是遍佈全國的高壓輸電線。但實際上，就像我在第四章中將要講到的那樣，更合情合理的規劃應該是建設本地化及區域化的能源網絡。（因為根據電能自身的物理特徵，長途輸電必然存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如果我們想要在哀嚎的地球上生存下去，那麼需要我們做的事情還很多，而這些必要措施中的大部分都應該採取本地化的方式來實現。我們應該採取小範圍行動，而非大範圍；應該把責任分散化，而非中央集權化。

所以我們面臨的現實就是，我們有一個巨型的政府，而僅有小型的國家工程。而這種狀態時十分糟糕的，因為就像保守主義派別的人指出的那樣，巨型政府從內底里就是無法實現高效運作的。在傑弗遜出任總統的時候，整個財政部的人員數量上升到了80人。歷史學家羅恩·切爾諾（RonChernow）寫到，“對於當時的批評家們來說，那就是一個正在走向怪獸體型的政府。”傑弗遜上台時曾承諾，“將厲行節約政策。”那現在的政府呢？借用政治學家保爾·萊特（PaulLight）的話說，現在的政府“官員的層級以及每個層級內官員的數量都比以前多得太多。這種寶塔式的層級關係淡化了事情成功或者失敗時每個人應該享有或承擔的責任，弱化了控制力和執行力，並且由於溝通的方式退化到依賴像孩子們的遊戲一般的電話會，所要傳遞的信息沒經過一個環節就會被曲解一次。”這完全就像馬戲團的惡搞劇目一樣。萊特說，“政府官員層級通過他們的官方頭銜體現出來，通常都是圍繞着參謀長或者某個原有的固定頭銜來發展……這是官員層級疊加的最新的手段。參謀長這個職務最早出現在1981年的人口及社會保障部（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然後就開始橫向發展起來。為某位部長設置的首位副參謀長出現在1987年，到九十年代就出現了一批第一副部長，第一副總長，第一助理秘書等等。”實際上，到2004年的時候，仍然有64個“官位虛位以待”，而這些官位的名稱都是通過不斷組合‘首席’，‘副’，‘聯席’，‘助理’，及‘主’等等關鍵詞而產生的。”因此就出現了類似首席助理代理副部長，或者聯席副部長首席助理，或者助理副部長助理參謀長之類的頭銜。萊特接着舉例說到，試想一下你是一家退伍兵醫院的護士。你“需要向上彙報時，最多需要經過七層官員”，從離你最近的護士長一直到退伍兵員事務部長。（而且這種彙報關係網中有九個級別都是通過總統命令任職的。）好消息就是所有這些總統任命的官員乾的活都還不錯；在普查當中，所有聯邦僱員都認為他們的工作“非常不錯”或者至少“超出平均值”。而且他們的上級似乎也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2001年時，曾經有過一次僅有通過或不通過兩個級別的工作情況調查，接受調查的七十萬名聯邦僱員中，僅有的人沒有通過。另外有八十萬名僱員接受了五分制的評價調查，這些人當中僅有的人被評為“較少的成功度”或“工作情況不可接受”，而有43%的人被評為“相當優秀”。要想達到這種局面可還真不容易啊。

如果你所要從事的事業是非常龐大的工程，那就肯定能找到理由來為這種已經十分低效的工作體制開脫——“挽救自由世界”這麼一句空洞的話就成為了五角大樓大量增加額外僱員的充足的借口。但是現在我們不再信任這種大口號了；我們發動的一些規模龐大的行動只為少數精英分子帶來了好處（比如說伊拉克戰爭就只給哈里伯頓石油公司（Halliburton）帶來了好處），權力集中化的進程現在看上去既是一種進步，同時也是一種倒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所建設的統一政府比我們實際可以使用的政府的規模要大得多——就如同95%的運動型家轎車主從來沒有真正開着這種車去越野或者探險一樣。你或許根本用不着離地兩英寸的底盤或者V8型號的新引擎，隨便一輛小汽車都夠用了。

世界上的某些國家或許確實還有一些巨型的國家工程需要建設。比如說中國，他們的中央政府是一個什麼都要管的政府，而維持這樣一個集權政體的原因就是他們一直聲稱自己是一個年輕的國家，還有很多人需要從貧困線以下發展起來。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着移山填海的工程，與我們剛開始在北美大陸上修築定居點時進行的工程差不多是同樣的規模；他們修建了三峽大壩，而現在他們正在通過南水北調工程將南方的河水引來灌溉乾旱的北方地區。這些或許不能稱得上是有遠見的工程，但是它們肯定是十分龐大的。至少從我所了解的資料中，中國人認為他們正在取得飛速的進步——他們就像我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裏重塑自己的生活環境一樣，正在對他們的生活環境進行改天換地的工程（而他們僅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他們這麼做很可能引發悲劇性的後果；他們與全球其他國家一樣都遇到了環境發展問題的不可逾越的高牆，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試想喜馬拉雅山的冰蓋融化將帶來的問題，隨着積雪的減少，黃河與長江的水量都將開始減少，甚至出現乾涸。）但是至少在目前時期看，中國與當代的美國或者歐洲還是很不一樣。2008年夏天，我站在即將竣工的奧林匹克主會場外數着成百上千的人一波接一波來這裏照相，唯一的背景就是鳥巢。現在我們很難想像有美國的那個城市會如此熱衷於舉辦奧運會，甚至也沒有多少人關心我們是不是獎牌榜的首位。我們對此類事務的熱情已經成為了過去；我們已經越過了發展道路上的巔峰時期。如果我們像做過山車時一樣手在空中亂晃，那或許更多是由於害怕，而非出於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