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天使美麗不再（9）

阮梅：自前年“兩會”以來，黨和政府以及相關部門自上而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這是孩子之幸，農民之幸，也是國家之幸。只是，我們國家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差別、改善農村留守孩子生存環境的一個長效機制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過程。於中國國情，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社會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狀態還將持久地存在。作為一個多達2000萬人的龐大群體，誰來為他們修補破損的親情天空、成長天空？他們的未來究竟會承載怎樣的命運？我期望《世紀之痛》這部書，就是一個立起來的問號，期待它能夠引起更多的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以及社會上更多的人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特別是思考，行動，從而達到正視現實，群策群力，逐步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目的。

至於作品本身，我沒有任何企望。事實上，我並沒有將它作為“作品”來看待。它只是我內心情感的一些真實反映，是我提供給有志於青少年成長問題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為社會喊出的一聲“痛”。

喬衛：我想吶喊來自內心的召喚，來自對社會民眾關切的原動力。從2005年開始，阮梅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時間、節假日，用到留守兒童問題調查上。我在後記中看到這樣的文字：“那時候，我的確沒有想到調查的路會如此艱難，以至於今天走出去的路，明天還能夠安全地走回來，都是問題。最初的我，像一個沒有準備任何乾糧與行囊，沒有一張明確的路線圖，僅憑着熱情和衝動，就朝一個模糊的目標出發的行者。”接下來還寫道：“我動搖過，想到過放棄。但每在這時，那些留守孩子的臉——頑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訥的、流着淚水的臉，就在我的腦海里閃現。他們那麼幼小，那麼需要關愛，那麼需要他人的幫助。”我想有情感才能創作好的作品，在長達幾年的採訪中，感受最深的是什麼？哪些畫面是經常浮現在你腦海當中的？

阮梅：大到2000萬之多的留守兒童數字，小到孩子的一個眼神。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淚的那種眼神。孩子長期缺少父母親情照管，一旦被人問起父母，更多的孩子雖然內心百感交集，但外表顯現出的卻是問不出言語的沉默，這種沉默讓人極其難受。有一個八歲男孩坐在我面前，既不說話，也不回班級，只是時不時抬頭看我一眼，十分鐘過去了，他仍然不想離開。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最後不得不離開時，我看見他終於淚流滿面。在調查中看多了這種眼神，我常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覺，直到現在，我仍然還沒有從這種眼神中走出來。

喬衛：我想阮梅說這話的時候，內心的感受是非常深的。經過這麼久的調查，從宏觀上，從社會方方面面齊抓共管方面有那些建議呢？

阮梅：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關注與重視，並且出台了系列舉措。應當說，一個全面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新時期已經到來，但仍然期待全社會的整體參與。

孩子是家庭的，國家的，也是社會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它是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農民），享受了改革帶來的方方面面成果的同時出現的一個問題，所以它的解決需要我們整體的參與，全社會的擔當，而不能簡單地將責任直接推給中央政府或者農民工。面對那些缺少親情關愛的孩子，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出回應。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多考慮：改善家庭教育環境，完善學校德育教育，新增兒童教管資源，創立專門代管機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明確政府責任主體，強化媒體輿論監督，形成全民參與的態勢。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全社會共同建立起一個相互依託，優勢互補的強有力的綜合性社會支持體系，才能有望徹底的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喬衛：從社會福利角度看，農村個人生存發展權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兒童，很多問題是通過家庭和家族力量進行解決，這是中國的傳統。這和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是不相同的，西方實行的主要是國家福利制度。我們有沒有良策可以借鑒呢？

阮梅:國情不同，西方有的理念不一定有可借鑒性。留守兒童問題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區域產生的特殊問題，解決起來只能靠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

喬衛：縱覽阮梅的作品，給我一種感覺，作者總是帶着母性的情感來進行寫作。在阮梅的筆下，總是能敏感觸到來自母親的細膩、溫和和寬容。說到孩子，阮梅因為寫作，接觸了很多孩子，這些年接觸、採訪了多少各種各樣的孩子？他們身上有沒有共同點？

阮梅：八百上千，他們身上的共同點，就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苦一點也可以。因為對孩子來說，父母才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