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無人知（7）

所以張愛玲對蘇青的認同就顯得格外難得——雖然從表面上看，兩位女作家也並非同類。張愛玲是冷的，蘇青是熱的。張愛玲於世始終是有距離的，蘇青於世事是毫無遮攔的。張愛玲單身，無子女，蘇青是兒女成群的。張愛玲的生活基本上還算是“乾脆利落”的——即使和胡蘭成一節打些折扣，最後也是她提出分手，不再往來——她沒有自找那些“無數的小小的不如意，齷齪的刺惱，把自尊心弄得千瘡百孔”，而蘇青，卻似乎正是這樣（我從蘇青的自傳體小說中猜的）。

這樣一個女人，張愛玲怎麼會喜歡？雖然在寫作上她們有相通之處——都是個人化的、女性化的（原色的中國的女性，而不是經過革命潮流沖刷過的女性）。蘇青說過：張愛玲的文章中沒有一個人是像自己的。張愛玲記下了這句話——這就是說，她承認還有一種人是不在她冷靜透析的人性之內的。還有一種人是她無法輕鬆調侃的。他們沒有一般人“不明不白，猥瑣，難堪，失面子的屈服”，只是沒有好結果而已。也許這些人心內的某些東西和她是相通的，她若不小心，他們就是樣版。所以她必須冷靜無情，不動聲色，看着蘇青忙下忙下，她只是提醒自己要“心中有數”，“我這樣當心我自己，我想是對的。”現在有很多張迷，卻少有蘇迷，我總覺得，懂張愛玲而不懂蘇青，還不是真的懂張愛玲。

蘇青的一些事、一些苦，倒是別人先知，再傳到張愛玲那裏。蘇青是個“興興轟轟”的人，也許對她來說，張愛玲是太冷淡了。另外，蘇青忙。為子女，為親友，為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人……忙了一輩子，結局卻還是滿身傷痕，孤單地死。和蘇青相反，張愛玲自始至終都極度地“當心我自己”，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至少從表面上。如果她和蘇青是姐妹，一如一個家庭里，我的朋友說過，小女兒總是比上面的姐姐們聰明。她從她們的經歷中看到太多，她無須再吃那些苦，就避免了許多錯誤。

這是在張愛玲的生命中經過的女人。

至於男人——不多，我們都知道的，她的父親，還有胡蘭成，都形象鮮明。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怯怯的影，不聲不響，一個小的男孩，他是被忽視的，他的一生都是被忽視的，他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他是張愛玲的弟弟，相同的血緣，在相同的家庭中成長，他們曾一起經歷一切：

……（父母）劇烈地吵着，我和弟弟在陽台上靜靜騎着三輪的小腳踏車，兩人都不作聲。晚春的陽台上，掛着綠竹帘子，滿地密條的陽光。

張愛玲的母親像拐賣人口一樣把張愛玲弄出去上學，不僅使她有了實現“天才夢”的機會，也使她避離了那個有繼母和鴉片的可怕的家境。但是，“她從來沒有干涉我弟弟的教育，以為一個獨子，總不會不給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師教讀。”

“連弄堂小學都苛捐雜稅的，買手工紙那麼貴。”父親跟繼母在煙鋪上對卧着說。

在《茉莉香片》這篇小說里，張愛玲寫了一個自舊家庭的縫隙中掙扎生長起來的，有些畸形的孩子。她一定想起了她弟弟吧。她畢竟是牽挂他的。

弟弟四書五經讀到“書經”都背完了才進學校，中學沒念完就去找事做了。

張愛玲不堪虐待，從家中出走——她有幾次決定命運的出走。決定命運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她做到了。

她去了母親那裏。有一天，弟弟也抱着一雙報紙包的籃球鞋去了，卻沒有被收留。她的母親只能負擔得起一個人的教養費。

後來他哭了。張愛玲也哭了。

他還是回去了，帶着那雙報紙包着的籃球鞋。

每次讀到這些話，我都痛不能忍，恨不能時光倒流回到從前，好讓我去幫助那個無辜的少年——在那時，沒有人朝他伸手。張愛玲也無能為力。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命運是無能為力的，即使他是她的弟弟。她所能顧的只有她自己，在亂世中一定要拔節而出，否則便是下沉。

也許因為女人的生命力總是旺盛些。張愛玲的書里，女人的生命力總是旺盛些。也許只是命。她果然拔節而出，而他卻沉了下去。只有《對照記》中那張可愛的童年小照，大眼睛，長睫毛，不知世事，微微地笑。

我的心痛也會平息。當我合上這卷書的時候，穿過歲月照亮過往的光熄滅了，沒有了張愛玲，也看不見他們——他們已經像影子一樣消失了，一如過去的所有被忘記了名字的人們，一如他們從來不曾來到人間。

（本文寫於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