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無人知（2）

當然，無論是《紅樓夢》還是《海上花》，“淡”都只是表面的。也許原因就在這裏：這底下所埋藏的隱秘曲折的情感故事和豐富深刻的人性內涵——閱讀起來需要耐心，需要猜謎，反覆回味，饒是如此，還是夠不上“大事”，不雷——太雷了大家要嘲笑，但一點兒不雷也沒有市場的。

其他可以分析的原因也頗多，吳語方言的障礙肯定是存在的——比張愛玲更早挖掘推廣此書的胡適也是這樣認為；但同時他也認為該書的魅力與價值正在此處。劉半農更贊它帶出了“地域的神味”，進而提出“方言文學可以存立而且必須提倡”的主張。

由此也可見這本書在“圈子”里還是有一定知名度的。魯迅，胡適，劉半農——還有趙景深也曾撰文賞析——這都是重量級的人物，至當代又有范伯群、欒梅健推其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開山之作”不提，只是想來張愛玲這個喜愛文學的作家始終最介意的是如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所說的“普通讀者”的認可。兩譯《海上花》正是她為此作出的最切實的努力——雖然她對自己這番努力的結果也並無把握，怕的是“看官們三棄海上花”（《海上花譯後記》）：一棄是指19世紀末該小說初次面世之後，“民初就湮滅了”；二棄即是20世紀20年代再被翻出，蒙胡適們大力推薦——胡適稱其為“吳語文學第一傑作”——卻時值“五四”運動進入**，興的是西方新文藝，大家不愛那一套——結果還是“失落的傑作”。

張愛玲普通話版把原書名《海上花列傳》去掉了兩個字：《海上花》，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來的意思、意境，又自然、簡潔、大方，且呼之響亮、上口，也更容易為現代讀者所接受。至於最早在中國台灣出版時又被出版社分了上下冊，變成了兩個名字：《海上花開》、《海上花落》——中國大陸引進過來自然也是這樣，現在大家也都這樣叫了——想像最初的改動者一定自我感覺倍兒好，其實真正是添足，我覺得這不是張愛玲的意思，因為不像她的趣味……至少張愛玲的文章里從來只說《海上花》或者《海上花列傳》的。

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只是這一來就有了四個書名，容易引起讀者印象上的混淆，更不利於傳播了。

因着張愛玲與《海上花》的特殊聯繫——至少，沒有張愛玲，我這種不博覽群書並且只會普通話的人絕不會想到去讀一部舊的、冷門的、方言的小說。所以在這裏說到“張愛玲與《海上花》”比“韓邦慶與《海上花》”更多，似乎有些失敬。其實韓邦慶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太厲害了，某些方面可能比曹雪芹還厲害。張愛玲研究《紅樓夢》，驚異於修改之多，絕不止十年間增刪五次，而是貫穿了作者整個人生，以至出現了那麼多的版本，一個一個的版本連起來看，像是天才成長的橫剖面。於是她作出結論：“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樣，從她父王天神宙斯眉宇間跳出來，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裝。”然而在我看來，韓邦慶的才華就有點“一下地便是全副武裝”的感覺。單說《海上花》裏大量的機關埋伏，前呼后應，無一掛漏，一次而成——邊寫邊發連載，也是中國小說史上的頭一份；雖然中間停頓，從首發到出書總共也就兩年時間。而他的懷才不遇，“絕好筆墨不獲風行於時”，英年早逝（逝世時只有39歲），完全符合天才——天才以致“天妒”的那種標準。這一切要到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才能更好地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