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為什麼創作“文心雕龍”

究竟什麼是“文心”呢？簡單說：就是寫文章的用心；若詳細一點講：是指在提筆書寫文章時，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陸機在《文賦》中說：“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我能夠讀懂書寫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漢之前的稷下學官中，有一個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寫作了《琴心》，還有一個王孫子（姓王孫生卒名不詳）著述的《巧心》，他們都是將“心”字放入了書目標題中，並將寫作心愿與書中內容表現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標題中直接選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書是與書寫文章的內容有關。至於“雕龍”二字，因為古人寫文章，有的就稱作“雕縟成體”，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頭雕刻成龍圖騰一樣，而這與鄒奭之流，只注重精雕細刻、故弄玄虛、神乎其神的“雕龍”之意，沒有太大關係。

亘古至今，宇宙浩渺，時光倥傯，單在人世間，原本屬於智愚賢不肖諸色人等雜處，知識水平參差，才能良莠不齊；在這其中，所謂出類拔萃者，不過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面具備了獨到之處的人們而已。毋庸諱言，每個人的年齡自然有時而盡，生命個體註定都會終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創造的有形藝術傑作，得以存留身後，或能福潤後人。天地萬物，不但形態各異，而且奼紫嫣紅，更是氣象萬千；在這其中，所謂孕育化生的依據，亦不過五行更迭、陰陽變化而已。綜括人的一生，單憑五官感觸，卻能夠書寫出來，恰似雷霆萬鈞，抑或氣勢磅礴，彷彿風雲變幻一般的韻文佳作。這一切豈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時空的局限桎梏！難道不是已經超出了大千萬物的天然造化，等同於巧奪天工的神奇靈秀了吧。所以說，縱然軀體形骸如同飛蛾草芥一樣的脆弱短暫，而一生一世的盛名榮譽，卻會像金石寶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賢一再宣揚“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理想，絕不是玩弄文字遊戲的蠱惑人心，而是面對有限生命時，對人對己的真情傾訴、慷慨悲歌和啼血絕唱啊。

在七歲時候，我曾經夢見天上雲彩像織錦一樣絢爛奪目，並且觸手可及。待到三十歲以後，還曾夢見我捧着紅色禮器，跟在孔夫子身後向南行走。當黎明時分醒來，我欣喜若狂……這件事實在太神奇了，要知道聖人是多麼難得一見啊！竟然還託夢眷顧我這樣的無名小卒。因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類以來，沒有再趕得上孔聖人偉大的了。於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夠答謝蒼天垂青和聖人惠顧，並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業，莫過於像孔聖人一樣的整理文籍、註解經書吧。但是，在孔聖人身後，像馬融、鄭玄這樣的大儒，已經把經書弘揚的博大精深，即便我個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闢蹊徑，以至於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問題，特別是把它作為文化載體的自身特性和藝術規律，儘管這一部分內容對於繁花似錦、碩果累累的經書典籍而言，不過類似當作陪襯的青枝綠葉而已。但是，在現實生活之中，像規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禮”（指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離不開他，治理社會安寧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離不開他；即便在帝王將之間，也需要依賴他，才能夠相互了解、彼此溝通和共同交流，而國家一切軍政要務更需要通過他，才能夠張弛有度，並達到安之若素。所以說，儘管研究、解析和說明文章的體裁樣式、修辭格調、內容特色以及諸如此類的細微末節等問題，最終必定還會追溯到經書典籍的內容實質性上面。然而，隨着時代久遠，特別是伴隨文集浩瀚及其花樣翻新，後繼學者不只是眼花繚亂，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經莫終於是了；另外，漢晉以來，顯而易見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來愈喜好獵奇，尤其熱衷浮誇怪誕，並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艷麗色彩，愈發專心致志於細枝末節的極端乖巧……如此文化風尚的社會，必定使離經叛道者愈行愈遠，而伴隨以訛傳訛的文化習性難改，終將導致傳統文化誤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書·周書·畢命》上早就指出：“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而《論語·為政》中已然強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他們兩者訓導和教誨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寫作時，務必主次分明，決不能捨本逐末。鑒於明確了上述認識之後，我才開始着手創作本書。

縱觀華夏文化的發展歷史，只是到了近代，類似評說文章的專業著作，才開始逐漸多了起來。例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場的《文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生卒年不詳字宏范東晉文學家文論家目錄學家）的《翰林論》等。然而，作為批評文學，他們的立論角度和評價視野，卻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樣的局限狹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達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遠矚，而且能夠繼往開來。因此，他們現有的論說評述，有的只是褒貶當時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評說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單純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籠統綜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評價此類評論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長，像曹丕《典論·論文》，雖然詳細具體，但不夠全面，而曹植《與楊德祖書》，儘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應瑒的《文論》，華麗簡略，頗顯空洞，而陸機的《文賦》，措辭微妙，感覺瑣碎；摯虞《文章流別論》深刻獨到，語言不夠精緻，而李充《翰林論》淺顯概括，思辨失之單薄。此外，還有桓譚、劉楨、應貞、陸雲等人，偶爾於文章之中，評價論說，語出驚人，即便判斷結論準確，卻欠缺追根溯源，更沒有探究文學批評的價值意義。事實上，任何文化性問題，如果不能像聖賢先哲一樣，真正給予全面而精闢的講述、論證和判斷，那麼無論在過去業績成就之中是否有過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為文化傳承意義上的經驗或教訓！因此，他們又怎麼可能成為“揚長避短、有益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貢獻呢？

《文心雕龍》在整體設想和文本構造上，簡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具體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間的自然道德為宗旨，公開尊崇先哲聖賢為老師，將經典當作讀習參照的文體標杆，參照緯書的鑽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詩經》演變成騷體的藝術規律，通過例舉稽查，把文章寫作中諸多關鍵性問題，極力闡釋明確和分析透徹吧。

凡評價文章，或說成文學批評、文藝批斷，首先要像現今流行的“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話語一樣，第一步就是進行恰當的分門別類；然後，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確立名稱和定義概念；隨後，選擇代表性例文章句，即舉例說明；最終，總結特徵，挑明各種類別存在的價值意義。在本書上半部分的前面諸篇，屬於提綱挈領，並把整書的主題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類原則和寫作思路，基本都講解清楚了。至於書寫文章時，究竟如何區別對待內容與形式的具體問題，以及在不同體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樣表現，或者“文采”應該有何特徵等狀況，其大致篇章內容的安排如下：《神思》《體性》是講述情懷志氣表達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風骨》《定勢》是描繪個性氣質與文章體例的相互影響，《附會》《通變》是探究文學創作中繼承和發展問題，《聲律》《練字》則是從閱讀角度追溯韻律和字詞的源流趨勢；而在本書的最後部分，《時序》論述文學盛衰與時代的密切關係，《才略》追溯歷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說明文學欣賞和作品評價的難易程度，《程器》講評作家個性品德與社會成就的關係問題；在最後，也就是本章《序志》，不僅說明全書的創作意圖和框架結構，並且作為本書序言吧。其實，通過該書下半部分的後面諸篇，全書的綱目安排，也就一覽無遺了。至於全書為何總共50篇，則是依據《易經》數理，即《周易·繫辭上》所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書50篇之中只有49篇，可以作為通常文章寫作的藝術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僅是針對某一篇文章，無論進行評價還是當做序言，都相對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歸納眾多文章的得失優劣，那就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了。其實，這裏面的道理也不難理解，即如同觀察和採集鳥獸的羽毛皮色一樣，雖然在外表上好像只是五色斑斕性差異，但在質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個體骨血的滋生養育。也就是說，凡涉及表面現象與本質聯繫之類的複雜機理和內在因緣等問題，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簡單事實面前，如果用心於使用字詞文句，來將其中的道理描寫得即清晰而又準確，那麼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僅僅是極其困難，而最為難上加難的卻是詞不達意的羈絆和缺憾。正因為如此，本書在分門別類之中，尤其於稽查例舉時的評說和議論，如果與他人近似或雷同，絕非就是人云亦云，而應是本該如此吧；如果與他人不同或相悖，也並不是貪圖標新立異，而應是理所當然。至於這其中之所以出現了相同或差異的具體原因，決不是這些評價說法是否源自古人還是今人，主要還是通過具體性分析之後，能夠得出來的比較中允公道的判斷結論而已。

立足當下，環顧古往今來的文壇景象，儘可能悉數其中的所有風雲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這雖然就是本書立意之初，曾經極力想達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繫辭上》中，既然孔聖人也發出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個人，亦不過只有瓶水管窺的藝術水平，又怎麼可能全面丈量清楚需要矩矱為準繩的文學天地呢？嗚呼！在既往文化長河中，經書鱗波，文籍浩瀚，我的見識和評說，如果能夠躋身其中，頂多算是滄海一粟啊！瞻望來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龍》或許會像石沉大海，終將蒙塵淵底了吧。

總而言之：生命百歲終有岸，知識汪洋大無邊；一步登天屬兒戲，拾階而上必坦然。從來浮遊多閑趣，寂寞丹書如面談；亘古知音何相逢，心有靈犀一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