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吹毛求疵與文學批評

《管子·戒第二十六》記載，管仲曾對齊桓公講過：“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在這句話裏面，管仲意欲闡明的事實是：“沒有翅膀的名聲，一樣可以四處飛揚，而沒有血統關係的感情，同樣能夠牢固培養。”對此，凡文章書寫者，一旦徹底明白了這裏面的義理所在，再於舞文弄墨之際，也就能夠特別謹慎小心了吧。

自古至今，無論名人大家，還是隨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們是否生活在同一時代里，只要大家一起躋身文壇之上，都難免會被放置一起，共同遭受後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較、彼此挑剔和眾口評說。即便歷代聖哲賢達的經典名作，在他們中間，亦無論屬於才華橫溢的神來之筆，抑或就是深思縝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樣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依然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和錯誤，因而會受到近似吹毛求疵的斥責。

三國時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蓋世。但是，當父親曹操逝世時，在他寫的《武王誄》中，竟有這樣一句話：“幽闥一扃，尊靈永蟄。”（大意是：墓門一關，聖體永遠蟄伏了。）；另外，曹植曾經給侄子魏明帝曹睿，寫過一篇《冬至獻襪頌》，裏面有一句：“翱翔萬域，聖體浮輕。”（大意是：穿上這襪子后，身體能夠漂浮起來，可以巡視國家四方了。）然而，如果使用像胡蝶一樣“浮輕”以及如昆蟲一般“永蟄”的比喻文字，來讚美尊貴的帝王，這在禮儀上怎能算是恰當的措辭呢？

西晉時期，在著名詩人左思《七諷》（今亡軼）中，竟然說孝道也可以不順從。像這樣的話語，簡直公然違背了聖人教誨，所以文中即便還有其他特別高明的觀點，也就不值得再看了。也在這一時期，當時最擅長寫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時，竟然用到“感口澤”；而且在追思早逝女兒時，還使用了“心如疑”的字句。儘管在《禮記·玉藻》中，確實有這樣句子：“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大意：母親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經用過的飲具，彷彿杯口留有母親的氣息。）；而且在《禮記·問喪》中，也存在這樣的話：“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大意:去送喪路上，如同活着時的仰慕追尋。回來路上，還懷疑是否真的逝世。）。但是，像這種“口澤”“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針對至尊的父母，若用於兄弟兒女，即便文辭寫得再哀怨悲憐，卻有失禮儀尊卑的倫理大義吧。

單言上述人物比擬中具體例句的得失，也就不難明白：在文章中，凡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時，必須要顧忌尊卑老幼的論理規範。但是，東漢時的崔瑗，為當時的一位李公，所書寫的誄文中，竟然把他比喻成黃帝和虞舜。還有魏晉時的向秀，在他懷念嵇康的《思舊賦》中，將嵇康臨刑時與兒子的告別話語，竟然與李斯的情況相互比對。在此需要明確的是，在一般文章中，如果選用比擬對應時，尤其在某些特殊場合，或者處於某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寧可在美好品行方面，所使用的比喻可能過頭一些，但也不要在敗壞他人德行方面，選用比喻的太過醜陋。所以，像《左傳·襄公十六年》記載，齊國大夫高厚在諸侯宴會上，當眾表演違背禮儀的歌舞時，不但其本人遭到譴責，而且致使其國家處於被動地位。毋庸諱言，精巧新穎的言談文字，一般都特別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論的措辭腔調，一樣也不難被人識破，並且遭到質疑、譴責或憎恨。這如同白玉微瑕一樣，之所以司空見慣，因為徹底清除乾淨甚難。所以，世間文章中存在瑕疵現象，實在不勝枚舉。上面四個例句，僅是窺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並還能傳播，依賴的不過就是字詞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內容意義罷了。所以，書寫文章時，尤其在選擇字詞文句當中，特別需要訓詁周正之後，才有可能在表情達意上，達到準確精道的理想效果。然而，除了像字詞文句本身的含義需要十分準確外，更需要組合起來的字詞文句，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整體觀念和個人意見，都必須合乎社會民眾熱切嚮往和積極尊崇的道德倫理，這樣才有可能夠獲得更廣泛的傳揚廣播。

自晉末以來，文學作品的創作意旨，逐漸飄忽不定。這一時期，不但出現了像“賞際奇致”的鑒賞話語，並且還有如“撫叩酬酢”的怪誕評說，甚至單憑文章中的某一個字，即可評價為涵蓋了全部文章的志氣情懷。然而，“賞”或“賞際”的本義是“因功而得到物質獎賞”，這和內心感受、思想穎悟和精神升華，根本沒有必然聯繫；而“撫”或“扣”都是一些肢體動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倫理的是非對錯呢？像這樣一種批判文學的“指瑕”評說，在具有鮮明“美刺”價值意義的《詩經》之“風、雅、頌”中，不僅沒有見過，即便在整個漢魏時代，也不曾耳聞。所以，像如此怪誕奇葩的“指瑕”，或說文學鑒賞，或講批評文藝作品的使用標準，儘管貌似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單憑訓詁，也會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誕謬誤。至於藝術鑒賞為何走向了如此低劣的程度，究其根本，一是源於世道錯訛失序，二是文風渙散不經。正因為如此，自劉宋至今，即便有才華的作家，也沒有根本轉變此等散漫荒誕的拙劣文風。而像這樣一種不良文化風氣，既然已經積習成俗，也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

毋庸諱言，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諱，相互更加猜疑。他們相互之間，在類比修辭中，不僅熱衷挑剔聲韻的毛病，甚至於反切讀音中，尤其喜歡吹毛求疵。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雖然他們都不屑與古典經書為伍，然而對於時尚流俗，卻格外情有獨鍾。例如一般文章中，一旦存在和別人一模一樣的字詞文句時，就應該徹底刪除掉。因為剽竊別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譴責陽貨一樣，等同把魯國宮殿的寶玉大弓，據為己有……這可屬於罪大惡極啊。所以，全部抄襲別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搶劫；部分抄襲，則類似小偷小摸。如果把古人作品當成自己創作成就可視為德行淺薄的話，那麼剽竊同代人的作品，則應屬無恥之尤吧。

另外，像後代註解前人的書籍，主要是為了訓詁字義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釋說註疏，卻走向歧途，變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斷演義。例如在東漢張衡的《西京賦》中，有一句“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其原文本義，是感慨在中黃古國，一直盛產能夠搏擊虎象的勇力壯士。然而，三國吳人薛綜，卻把勇士註解成了太監頭領，進而把原作品宣揚“選擇勇士”的佳話，反而變成了“驅使太監”的意圖了。又如《周禮》記載，按照古代“井田制”徵收賦稅，有十井三十家捐出一匹馬的規定。東漢的應劭，在《風俗通義》中，針對“井田制”捐出馬匹的“匹”字，竟然解釋為“量首數蹄”等……這純屬肆無忌憚的胡思亂想，與是否明辨事理，簡直毫不相干吧。

不言而喻，古往今來，凡讀習經書典籍，一貫崇尚“訓詁字義”“辨別名稱”，即所謂“正名”。在日常讀習寫作中間，究竟達到何等程度才叫“正名”呢？舉例說明，像常見的“車輛”和“馬匹”，它們為何由兩個單字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一個固定名稱或名詞呢？若“正名”的話，其原因在於：最初形成這兩個名稱時，針對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車馬，而是指符合禮儀出行時，必須要乘坐的車及其駕車的馬。古代講究禮儀時，凡出行乘坐的車和駕車的馬，一開始都是兩兩搭配使用，即承載人的車，必須分“正（主）車”與“副車”，故統稱“車輛”；而駕車的馬，分兩旁的“驂馬”和中間的“服馬”，故統稱“馬匹”。所以，伴隨車馬的廣泛使用，甚至就是單車單馬，已然積習成俗而暢通無阻，像“一輛車”“一匹馬”，屬於名副其實。類似情況，常用的“匹夫匹婦”，其源頭雷同。由此可見，即便“車輛”“馬匹”這樣通俗平常的字義名稱，因為隔世變遷，也容易造成理解、釋說、溯源上的謬誤。那麼在詩詞歌賦中間，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淺顯易懂，甚至屬於近代眼前的故事說辭，往往也容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啊。依此類推，歷代鑽研註疏古代經書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以至於顯著性差錯，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本文論說“指瑕”，像上面稽查例舉的具體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數蹄”“選勇驅監”等，都是一些偏頗差繆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後人的警覺戒備。大千世界，比如繪畫的顏色，最初都十分光鮮艷麗，伴隨年代愈久，他們必定變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學藝術作品則不然。因為伴隨時光遷移，尤其通過後人對前世作品的不斷指瑕、釋說和批評，真正的文藝精品佳作，反而會愈發熠熠生輝。所以文人作家，務必於藝術創作之際，特別在字詞文句的選擇上，務求謹嚴慎重、精益求精……唯如此，才有可能傳之千載，而永無愧色。

總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慚，東野敗駕跡在先；智者千慮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閑。白玉微瑕難磨滅，溫潤剛勁貴天然；文章何懼被指瑕，光陰曆煉愈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