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11)

王躍文：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寫得多麼好，中國比我優秀的小說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說家。我幾乎不同作家朋友談文學，因為我還有自知之明。我雖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員的責難時憤然作色，說自己的《國畫》將是不朽的，但冷靜地說，我並沒有這個自信。馬爾克斯把《百年孤獨》寄給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出版商決定印八千冊，馬爾克斯不同意，還擔心印多了賣不出去而丟醜。馬爾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時候，我等算什麼呢？讀者接受我的小說，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說之所以引起讀者的共鳴，也許因為它寫出了人性在官場中的複雜，讀者“於我心有戚戚焉”。有讀者緣當然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這並不是文學成功的惟一標準。

伊渡：我覺得你的小說最擅長的是心理刻畫，精微傳神到既凸現人物，又氤氳氣氛，還推動情節進展。我感到你的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描寫，本身就是情節，所以我斗膽為你的小說創用一個新詞，即“心理情節”，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學批評家們又會怎樣嗤鼻而笑。

王躍文：評論家？我不打算理會有些批評家的高見，因為我看過有些批評家的大作，發現有些人根本沒有讀過我的小說，卻在那裏指手畫腳。沒有讀人家的作品而寫出那麼洋洋洒洒的批評文章，真是辛苦他們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學批評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學批評家以為自己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沒有作家和作品，文學批評充其量也只是屠龍之技。又好比你到一個根本就不吃飯的地方去吹噓你的廚藝，好笑之極也。說到文學良心，有一次談到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你說：“文學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麼理解這句話的？

王躍文：我覺得，不僅僅是文學，包括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等等，都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認識、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觀照人類自身，有的是間接的。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一種承擔，應該呈現一種真實的東西，或者說是真理，不管你以什麼形式來呈現。我認為，哪怕最離奇的幻想，也必然是來源於現實，呈現出真實。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現在中國的文學作品哪怕稍微忠實於生活就不見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惡俗的東西卻大行其道。

伊渡：你寫作考慮讀者的欣賞趣味嗎？如果把你歸為暢銷書作家，你怎麼看？

王躍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寫作也許不會考慮讀者，比如卡夫卡和喬依斯，他們是天縱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數作家如果在寫作時考慮讀者的閱讀，也許會寫得更好。這並不影響作品的藝術品質。暢銷的並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暢銷。《紅樓夢》並不因為它暢銷兩百多年了，就影響了它的藝術品質。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學的暢銷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韓寒、郭敬明的書發行量令有些作家憤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書好銷，也有人撐不住風度。我覺得大可不必。撇開別的東西不說，一味攻擊暢銷書，也是對讀者的不敬重。作家寫出一本讀者不願看的書，更是對讀者的不敬重。未必看暢銷書的讀者都是沒長腦子的。寫作與閱讀，都應有各自的自由。我並不認為所有暢銷書都是好書，而是不必太認真了。就當推動了造紙業、印刷業和出版業的發展，也沒有什麼不妥。

伊渡：你還開始電視劇本了吧？《龍票》嗎？小說《龍票》出來后，又成了暢銷書。你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開始寫電視劇本的？它與你的小說有什麼相承關係嗎？這是不是意味着你創作的轉型？

王躍文：《龍票》寫的是晚清山西票號的故事。有人見我開始寫古代題材了，立即問我的創作為什麼轉型了。其實，這是新聞記者們的思維模式。我寫《龍票》並不具備創作轉型之類的象徵意義，只是偶然機緣，不必細說。《龍票》寫的是古代權利場。顧名思義，官場是權力場，商場是利益場。但是，官場又是利益豐厚的所在，誰都知道，權能生利。而商人無論大小，都是需要某種權力保護的。小商小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護，流氓地痞也是一種權力；豪商巨賈則需要達官貴人的庇護，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護傘。然而，中國官場同商場從來都是相生相剋的，而且商最後總是輸給官，沒有百年不衰的紅頂商人。這是中國歷史為我們提供的無可爭辯的史實。只要官場權力還能尋租，就會有紅頂商人出現，紅頂商人的悲喜劇也就會不斷上演。從近幾年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曝光的案例看，沒有哪個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貪官緊密勾結的。同官場勾結，神話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場糾纏過深又恰恰是他們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們不要忙着為歷史或現實下結論，相信事實是最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