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姍姍來遲(3)

當時最令薩特氣恨難平的是，德國法西斯排猶反猶，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他在《存在與虛無》中以哲學高度審視，從譴責社會標籤着手，揭露排猶主義的反動性：“因為我是猶太人，在某些社會，就會被剝奪某些可能得到的東西。……我不能違抗禁令，不能聲稱種族是一種純粹的集體想像，而實際存在的只是一些個體。於是乎，我就突然面臨我本人的完全異化：我不由自主選擇的東西，這將會是怎樣的處境呢?”《存在與虛無》第五八一至五八二頁，加利馬簡易本，一九四三年。意思非常明白，世人屬於哪個種族不能選擇，與生俱來，不能因為我是猶太人就要受欺負，也不能因為我是雅利安人就可欺負人。但在那人人自危、食不果腹的年代，有多少人去讀這本七百多頁的著作?太厚了，令人望而生畏。要等到兩年多之後解放，等到人們痛定思痛，需要新的思想反思過去、瞻望未來時，飢不擇食的學子們才開始鑽研這部著作，學習薩特存在哲學思想才蔚然成風，這當然是后話。

在那種嚴峻的形勢下，很不得志的薩特意識到地下刊物《法蘭西文學報》讚揚《蒼蠅》是伸來的橄欖枝，並得知法共處境極度困難，不得不放棄開戰初期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而擴大統戰範圍，決定邀請他參加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重要會議，並加入全國作家委員會。薩特接受邀請，但有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撤銷和糾正誣陷他的一切不實之詞，禁止發行詆毀他的小冊子：由於他發展了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而被打成納粹死黨。法共代表克洛德·莫岡當場同意。不久南方來訊證實，令行禁止，效果不錯。薩特這才開始為《法蘭西文學報》撰寫文章，並參加了八月會議。然而全國作家委員會非常複雜，各色人物應有盡有，尤其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莫里亞克對薩特仍耿耿於懷，使他自尊心受創最深的是被薩特譏諷為“嚴肅認真而目的未果的作家”《境況種種》之一，第五十二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其他右翼成員對薩特也不以為然，更不幸的是，左翼成員雖有團結之心，卻仍存戒心，何況美學觀點極不相同，他們的偶像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是薩特最討厭的作家。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令薩特最為欣慰的是，《隔離審訊》於一九四四年春在巴黎上演。劇中只有三個角色，自始至終在舞台上一起待着。原來是三個死者，兩女一男，處在一間地獄互相審訊，毫不留情，互相揭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作者利用他在德國戰俘集中營的體驗來表現他在《存在與虛無》中闡述的一個哲理：“地獄即他人。”也是戰俘薩特在做自我剖析，對自己進行戰俘心理分析，因為處在地獄般的集中營，他看到一道道圍牆或鐵絲網、一條條走廊、一間間封閉的或有人看守的寢室和活動室，看不到大牆外的天地。而大牆內的人與人之間關係恰恰是大牆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縮影。兩個女殺人犯和一個男叛徒形成互相敵對的三角，已深深陷入毫無出路的惡性怪圈，永遠後悔莫及地沉淪下去。只有每個人都真心誠意承認自己的罪行，老老實實付出代價，認罪服法，出路還是有的，還有“砸碎地獄圈的自由”，薩特說，“自由只是一種小小的行動：把完全受社會制約的生物變成部分擺脫使他受制約的人”《境況種種》之九，第一○一至一○二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對《隔離審訊》的輿論評價明顯分成正負兩面：持負面批評和攻擊乃至謾罵的是偽政權媒體，他們認為思想內容墮落、“傷風敗俗”、“只能騙騙性無能的老年人”，所以是“背德的劇本”；但正面評價則很高：“獨樹一幟”、“難以歸類”、“頗具戲劇天才”。雙方針鋒相對，好在負面指責非但沒有傷害薩特的名譽，而且被敵人謾罵倒是好事，反而提高薩特的聲望，因為美軍已經開始在諾曼第登陸。所以有人捧場說，《隔離審訊》在隆隆炮聲中“勾勒出戰後法蘭西文學的新圖景”，“開闢聖日耳曼草場的黃金時代”。不管怎麼說，其時的薩特在巴黎左岸的文壇已經佔有一席之地，而且是相當突出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