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很多人問，唐山地震是1976年發生的，為什麼你的書是1986年才出版呢？問題就在這裏。在1976年，我在唐山經歷了許多事情，但是沒有要出一本書的計劃，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時，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間的人民傷亡，是秘密。地震的時候在現場，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那麼你就立刻會被警員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機從廢墟里把死者搬出來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誰秘密地拍下來的，在當時那是犯法的。

當時我寫過一些詩，其中一首叫做《烙餅的大娘》。在走過唐山路邊的時候，看到一個老婆婆，在那裏烙餅，我心裏就想，好，我要寫一首詩，寫什麼呢？寫這個大娘啊：她烙餅的麵粉是從山西省送來的，她的油是從山東省送來的，她的鍋子是從江蘇省送來的，她的鏟子是從浙江省送來的。我的意思是什麼呢？你看，從大娘的這個鍋子裏面，你看到了全國人民的“階級友愛”。這個想法固然也不錯，但是，當年像我們這樣的作者，一考慮問題，就會習慣地想，噢，我要寫一個東西，怎樣去歌頌我們的國家，怎麼去歌頌我們的黨，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沒有更多。所以說，最初的時候，不要說別人不允許你寫，你自己也沒有想過去寫後來這本《唐山大地震》。

從唐山地震往後三年、五年、八年，你們知道在中國是變化最大的一個年代，我們叫什麼呢？今天叫做“改革開放”。它到來對我來說意味什麼？對我來說，就是思維習慣發生了極大的變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雜誌向我約稿，題目是“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他們是說，你看從前是一片廢墟，今天這個城市又重新建設起來了，蓋了許多新房子，在蓋新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建築公司表現得很好，它採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發了獎金等等、等等。雜誌要我寫唐山在十年裏邊的變化，它的立足點，還是在要歌頌誰誰誰的功勞。但是，這個時候是1984年，我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問自己，我為什麼只能用災難來襯托十年以後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寫當時唐山人所受過的苦難呢？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叫“文學是人學”，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不可能真正去寫人的苦難、人的命運、人的悲歡離合、人的柔弱、人的堅強。我們不會忘記親身經歷的東西。我們曾經過着貧乏的物質生活，沒有人的尊嚴，不知道怎樣去尊重人、怎麼去愛人，在文學作品裏邊，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間的愛。終於，經過思想解放運動，我們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們要文學去反映“人”。這好像是一把鑰匙，到我拿到這把鑰匙的時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許多難忘的東西，跟泉水一樣噴發出來。

我在那裏不光是一個每天背葯桶去噴葯的防疫隊員，也不光是一個四處採訪的作者。因為蔣叔叔的孩子已經受傷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們家裏，成為他們的“兒子”，跟他們一起經歷過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蘆席的篷子，天氣涼了，我們用解放軍的帳篷做起了新家；天氣更冷了，我們用磚頭臨時趕建起過冬的簡易房。沒有水，在街上消防車每天來，一家人發一桶水，要排隊的，甚至有時候要搶。沒有衣服，有時發救濟衣，可能一家人領一件衣服，可能大小還不合適。有的時候，沒有米，沒有面，就上街去領。這就是災民的生活。

唐山的災難，影響非常深遠。一直到今天，它的後遺症還存在。很多人記得的唐山，遠遠不止於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個浙江的官員，他說，噢，你是寫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從前是軍人，在中越邊境的老山打過仗，當時是個連長。他說，在老山的時候，上面分配來一個年輕的軍官。老山那地方當時到處是地雷，非常危險。新分來的這個軍官，就一步不離地跟着他，他對新軍官說，你幹什麼總跟着我？新軍官說，連長啊，我要跟你說句話，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個了，地震的時候，他們全死了……我有點怕。一天，這個連長帶着他，通過一段非常危險的地方，突然，就聽他叫了一聲，回頭一看，人沒有了。出了什麼事情？原來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聽到山坡底下，“轟，轟，轟”，一連串的地雷爆炸了……原來這也是一個唐山地震的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