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的力量

文/雷頤

攝影是工業社會對大眾生活最有影響的發明之一，其觸角從宏大的社會、政治場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將稍縱即逝的種種影像攝取、封存，作為歷史最重要的“證據”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視。它甚至還能通過人物無意識的瞬間表情，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正如瓦爾特·本雅明在《攝影小史》中所說：“我們即便能順暢而大概地描述人類如何行走，卻一點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間邁開步伐的真確姿態是如何。然而，攝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與放大細部等方法，透露瞬間行走的真正姿勢。只有藉著攝影，我們才能認識到無意識的視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們了解無意識的衝動。”

或許，正是由於攝影有如此“魔力”，人們曾以恐懼的心態看待這項能夠見證歷史——進步與邪惡、文明與野蠻、萌生與毀滅——的發明。本雅明還提到，攝影術在法國發明不久，德國的一家小刊物曾憤恨交加地要求及時對抗這項來自法國的惡魔技藝，認為“要將浮動短暫的鏡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單是想留住影像，就等於是在褻瀆神靈了。人類是依上帝的形象創造的，而任何人類發明的機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頂多，只有虔誠的藝術家得到了神靈的啟示，在守護神明的至高引導之下，鞠躬盡瘁全心奉主，這時才可能完全不靠機器而敢冒險複製出人的神聖五官面容”。

儘管曾遇強烈反對，攝影仍不可阻擋地迅速普及，甚至刷新了現代人對世界的認知、感知方式，其傳播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雖與其他來自異域的工業文明一同被視為“奇技淫巧”，但面世不久就進入了近代中國。所以近代史研究與古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有豐富的影像資料供有心者研究，雖然這方面的“開發利用”現在還遠遠不夠。當然，首先拿着相機的“拍攝者”是西方人，而對象、即“被拍攝者”是近代中國的種種“行狀”。當然，外來者總有外來者的眼光，這種眼光與“獵奇”不無關係。但反過來，“被拍者”卻也可藉此反觀自身。因為“身在廬山”有時反而難識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們”自處其中的風俗、禮儀習以為常，認為“理該如此”、“天下”都應如此，因此習焉不察，更不覺得有“記錄”的必要。正是外來者的新奇目光，把近代中國的許多方面“定格”下來，使“往事”並未如煙隨時光消逝。

北京大學沈弘教授中西學俱佳，多年致力於“西方人記錄的近代中國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圖書館潛心悉心、孜孜石乞石乞，所藏甚豐。他將零星搜集來、非常罕見的影像彙編成《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國》，形成“整體性衝擊”。更為難得的是，這些圖片都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恰如本雅明所說：“相機會愈來愈小，也會愈來愈善於捕捉浮動、隱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會激發觀者的聯想力。這裏，一定要有圖說文字的介入，圖說藉著將生命情境做文字化處理而與攝影建立關係，少了這一過程，任何攝影建構必然會不夠明確。”本書中詳細的圖說使一幅幅歷史畫面更具內在聯繫性，這種“圖文並茂”使讀者對近代中國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觀、生動、強烈。

面對這些圖片，人們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許會感到古國文明的厚重，一種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許會感到舊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許會為烽火夕陽中傳統的衰落感傷落淚，或許會為一種新文明旭日東升般的興起振奮激動……

或許，應如斯賓諾莎所言，面對過去時“不必讚許，不必惋惜，也不責難；但求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