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挖出了包公墓(1)

清理挖掘的隊伍很快開進了黃泥坎。

省市各有關部門抽調出的人員集中到一塊，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說人手少，但吳興漢心裏十分清楚，除去他和“萬歲館”派來的探墓技工陳廷獻，其餘的基本上可以說是門外漢。

當然，如果用“門外漢”來作比方，又肯定要鬧笑話。僅就“萬歲館”抽來的七個同志中，姑娘們就佔了一多半。她們不光不熟悉文物發掘工作上的常識，連這場面也不曾見到過，全是館裏在搞井岡山展覽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覽時，從一些單位先後調進“萬歲館”擔任講解工作的。

“萬歲館”抽來的方篤生，情況有些特殊。他在以後的發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決定抽調他參加時，他卻是極不情願的。他是個搞舊石器研究的人，他從事的專業與發掘包公墓風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百年的歷史，同“古人類”扯不到一塊去。

在這支不大不小的發掘隊伍中，還有兩位包公後裔：一個是包公三十三代孫包義旭，族內稱他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後裔八十多人之中輩分最高、年齡最長者；一個是包公三十四代孫包遵元。他倆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員。

合肥市文化局派出的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筆從戎的老戰士，離開部隊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傳部。參軍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師範的一個高才生，轉業后實指望能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卻不料屢屢遭挫：先是在市文聯負責《合肥文藝》，剛把雜誌辦起來，“三年困難時期”突然撤銷文聯，雜誌自然就停辦了；后調入文化局，在劇目室編劇，剛剛才熟悉編劇的業務，“文化大革命”又將他趕出合肥，去了遠離城市的長豐縣杜集“五七”幹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陰。從杜集“五七”幹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統之後，他就毅然決然要求去了文化館，成了合肥市歷史上第一個文物專職人員。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給了他開始新人生的大好機會。

愛動腦動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吳興漢的得力助手。

面對黃泥坎上的這支“雜牌軍”，吳興漢的心裏一直不踏實。吳興漢最不踏實的，莫過於眼下這種糟糕的時局：所有圖書館的古籍書庫和有關的歷史文物均被塵封了。參加到發掘組裏來的包公三十三代孫包義旭話雖不多，卻明確無誤地告訴他，世代相傳的包氏家譜及相關的文字材料全在這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被毀之一炬。就是說，必不可少的前期資料的準備工作無法進行，只能夠兩手空空，倉促上陣，“摸着石頭過河”了。

幸好吳興漢還有陳廷獻。

陳廷獻是洛陽人。洛陽地處中原，為東周、東漢、西晉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極為豐富，古往今來，盜墓者眾。陳廷獻就是盜墓世家之後，打小就練就出一副非凡的身手。他憑藉著一種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無須先把墳包挖開，便可知道是個什麼樣的墓，以及那墓的具體年代。

陳廷獻操使的那種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陽鏟”。這是精明絕頂的洛陽鐵匠和盜墓者，經過數代人的不斷完善，共同創造出來的探墓之寶。那剷頭看上去呈半圓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兒長，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繫着麻繩，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數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來，然後，從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陽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樣仿造，即便以假亂真，但就是不能從地下帶上土來。

陳廷獻的工作是有條不紊的。他從墓群的外圍打起，前前後後，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個“探眼”來。地下打上來的土，經過陳廷獻認真辨認，結論出來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墳丘最大，高約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長寬均在三四米之間，而且墓室是由堅硬的石料構築。初步可以肯定，這當是包公墓無疑。

主墓的後面，即在“先塋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幾座墳塋，大體勻稱地分佈於主墓中軸線的兩側。估計這是包公子孫之墓。

從“探眼”取上來的土色判斷，左下方有一座小墳，遠遠偏離了整個墓群，又是座土坑墓，憑經驗，料定它與包公的關係比較疏遠。

陳廷獻將地下墓室分佈繪製成一張草圖交於吳興漢。吳興漢十分滿意。有了這些可靠的資料，他就可以下決心了。

吳興漢決定先從位置卑下、偏離墓群的那座小墓開始動手。這可以理解為他是要先易后難，當然也是一種“投石問路”。

小墓的主人葬得並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約三米，且成不規則的半球形。從“封土”，到“填土”，都不見夯層，更沒有發現夯窩，足見入葬時的匆忙和草率。這是座土坑墓，挖起來很方便，派上去的大興公社的民兵，沒費多大的氣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來。

看得出，墓坑的東西兩壁略向內傾斜，呈現弧形；坑內的填土均為純凈的“五花土”，即“墓土”，既無夯層，更無任何擾亂跡象。但等到細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驚：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現，使吳興漢大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