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個真實的包公(1)

程如峰兜了這一圈，重新回到大興集的黃泥坎之後，正巧，吳興漢也正準備找他搞清包公的墓志銘。當然，也要搞清和包公同朝同為樞密副使的吳奎，在這篇墓志銘上都為包公寫了些什麼，絕不是件輕鬆的事。志石已碎成了五塊，斷裂處缺損的字根本無法再尋了。其餘沒有缺損的部分，也由於長時間地埋在地下，腐蝕十分嚴重，而且還被厚厚的一層泥土覆蓋著。要想剔除字縫中間的那些陳年泥土，又不損壞碑石上的文字，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做成功的事情。

再難，也要試一試！

程如峰拿出了鐵杵磨成針的那份耐心，一干就是十二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終被他做成功了。

文字出來了，可以想像，全是密密麻麻的豎排繁體字，那會兒又不可能會有今天的標點符號，使用的也都是古代漢語。這讓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幾十年，特別是在古陶瓷、古代貨幣的研究上已卓有成就的吳興漢，也感到棘手。這對程如峰，就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因為要把那些生疏艱澀的文字正確地辨認出來，再準確地斷句，搞懂它的意思，這不光要深厚的古文功底，還要十分精通中國的歷史，尤其是要熟練地掌握北宋期間的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的知識。

程如峰於是又拿出了螞蟻啃骨頭的那種勁頭，一個字一個字地刻苦鑽研，一段話一段話地認真破譯。常常為鬧清一個字，就得花上三五天時間，為了弄懂一句話，他可以把所有的腦汁絞盡。就這樣，經過反覆地辨認，分析，判斷，研究，核對，一個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兩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銘，終於被整理出來!

望着一個多月辛勞的成果，程如峰長長吁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由衷的欣慰。這以後，他又拿出幾天時間，把陸陸續續整理出來的志文，工工整整地謄清了一遍。為現代人閱讀上的方便，他還為志文打上了標點符號。

由於墓誌遭到嚴重地破壞，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無法辨認。雖說這隻能是個殘篇憾文，但通讀下來，我們還是會被其中陳述的故事，深深感動。這裏，不僅有對包公一生經典的評價，還有大量生動的故事，甚至把許多故事的細節都做了繪聲繪色的交代：天長巧斷牛舌案、端州為民掘井取水、廬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開封府正門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彈國丈張堯佐……可以說，這是當今人們能夠讀到的，記述包公生平政績最真實可靠、最詳實生動而又最具權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這文章的志石雖斷裂為五塊，依然不妨礙它的價值連城！

從墓誌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夠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絕非後人杜撰，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吳奎撰寫的這個墓志銘，開篇就氣勢奪人，接下來說到包公在當朝和鄰國中的影響，吳奎用了兩句十分精彩的話：“其聲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雖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達於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寥寥數筆，便把一個人人敬重愛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脫脫勾勒出來。

包公為官甚久，走遍了山南海北，既看到了皇親國戚、權臣將帥的貪殘害政，胡作非為，又看到了北宋廣大底層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觸目驚心的社會現狀，激發了這位忠義之士一腔濟世匡危的熱血。

他對當時眾多官員的追名逐利，感到可恥。他在奏議中寫道：“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立下誓言，要做一個清心寡欲、直道謀身、剛正不阿，像唐朝魏徵那樣的“忠直無隱之臣”。

程如峰把包公墓誌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現實的生活中，便越發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觸到這些珍貴的東西，完全因為合鋼二廠一個愚蠢的決定。要不是他們需要建個石灰窯，包公墓群必須搬遷，包公的墓志銘不可能重見天日，他和他的同事們，乃至當今還在心中惦記包公的人，永遠也不可能這麼具體、這麼詳實、這麼權威性地了解到一個真實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譜中所告訴我們的包公的故事，並對《宋史》和包氏家譜中出現的謬誤，作了一次無可置疑的校正。

無論《宋史本傳》、《續資治通鑒》還是《五朝名臣言行錄》，在提到宋仁宗嘉二年，包拯建議立太子時，都寫有“臣年七十，且無子”這句話。好像包公到了七十歲，仍膝下無子。但是，從墓誌上看，嘉祐二年包公只有五十九歲，即便按照當時人一生下來便有了一歲計算，也只應該是“臣六十，且無子”，“七十”的結論肯定是錯誤的。再說，包拯離世時其子包已有五歲，包公不可能會在七十歲以後出現“老年得子”的奇迹。從另一個方面看，包拯“天聖五年進士甲科”，那時已是二十八歲，解官終養十年後才正式出仕，如按“臣七十，且無子”推算，包拯不可能三十八歲考中進士，四十八歲始才外出做官。

包公墓志銘的出土，使史書露出了窘態，也使世代相傳的包氏家譜，顯得漏洞百出。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譜寫成“包世忠”，這種謬誤尚可理解，至少音還比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譜卻當作包公之孫，包之子，把一代人變成了兩代人，這就使整個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