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包氏家譜(1)

這話說得包訓芝很感動，一邊忙着為客人沏茶，一邊回憶道：“‘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個叫包璋的幹部，就是舒城包家窪人，他過去常到我們家來。‘文化大革命’幹部下放，據說他調回舒城，在一個‘三線’兵工廠當書記。你們先去找到他，他肯定會幫忙，他在包家窪很有威信，沒有不人聽他的。”

程如峰一直認真在聽，覺得這位“恩生”之後裝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問：“你說的這個廠，在舒城什麼地方？”

包訓芝回憶說：“在舒城縣河棚區吧。”

“具體叫什麼廠？”

“好像就叫‘先鋒’廠。”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義旭起了個大早，乘汽車直奔河棚而去。車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鑽進了山區。一路上，程如峰直擔心這趟會不會又是白跑。臨近中午，能夠把人五臟六腑都顛翻的長途客車，才在河棚穩穩停了下來。

他們下了車，一路問過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書記。

包璋是個爽快人，看罷程如峰遞上的介紹信，知道了二人的來意，特別是得知包義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孫，高興地把手拍得吧吧響，連聲說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為表地主之誼，包璋盛情款待，擺出一桌子菜。在那個城裏人每月只定量供應一斤豬肉的歲月里，這可是很高很高的規格了。

席間，包璋對包義旭格外敬重，爹爹長爹爹短的不停口，高興得喜形於色。程如峰見此情景感慨萬分，自己雖與包家毫無瓜葛，卻也覺得包璋猶如親人。

聽包璋介紹，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區政府的所在地，包家窪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這中間還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過看得出，河棚和包家窪兩地的包家人是經常走動的。這天同桌吃飯的就有包家窪的兩個年輕人，他們是來找包璋書記幫助解決豬飼料的。飯後，包璋就叫他們帶路，先到包家窪去找大隊長包訓甫。臨走時特別交代：“省城來的兩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窪有一部譜，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們要看就給看，要帶走就讓帶走，這是任務！”

一席話，說得程如峰熱血上涌，好不感動。

謝過了包璋，程如峰和包義旭，跟着兩個年輕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嶇小路，在包家窪十分順利地見到了包訓甫。

包家窪，這是隱在大山褶縫中的一座寧靜的小山村。雖已不是刀耕火種，但生存條件的艱苦，還是讓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當然還是包家窪人待客的純樸熱情和實誠。以至讓他一時犯了糊塗：自己來到的是一個不能再偏遠的小山村，是離文明更遠了，還是更近了？

當時，天氣已開始變得炎熱，山裏的各種蚊蟲很多，包訓甫把有蚊帳的床鋪讓出來，給客人，寧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義旭都要求按當時出差的標準付糧票和伙食費，包訓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過意不去，只得說：“那就算是給孩子買點餅乾吃吧。”那時買餅乾是要糧票的，城裏人才有糧票，包家窪的孩子不可能會吃到餅乾，這對他們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顯然是程如峰的這句話起了作用，只見包訓甫的愛人感激得雙手直抖，羞澀地收下了錢和糧票。

這可是“深入批修整風”的宣傳調門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邊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但大山深處的包家窪，卻過着另外一種生活。村民們安詳而平和地勞作着。不時還可以聽到幾聲高亢而幽遠的山歌，全然沒有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鋪天蓋地令人心悸的“紅海洋”和大字報。儘管這裏的山牆上，也寫有幾條刺眼的標語，但它在一望無邊的大山叢中卻顯得那麼微不足道。這使程如峰一下就聯想到了“天高皇帝遠”這句俚語，用在這裏是再恰當不過了。正因為這樣，包訓甫才毫無顧忌地向他們說出了保護包氏家譜的真實情況。

家譜本來是收藏在包訓甫家的，這事誰都知道，公開得已無密可保。“文化大革命”興起后，身為大隊長的包訓甫到公社開會，最早接受發動社員破“四舊”的任務。按上邊的要求，他應該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譜拿出來交上去，或當眾燒毀，以表明與封建社會的東西徹底決裂。但他沒有這樣做，苦思冥想了一個晚上，覺得老祖宗包拯畢竟是老百姓真心擁戴的一個“清官”，家譜記載的也全是包公後裔一脈相承的來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轟的。包訓甫想得並不複雜，一旦決定的事又是義無反顧的。他私下與大隊書記包先德碰了個頭。包先德也有同感。兩人一合計，便下了個決心：譜必須保護，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銷毀，即便為這挨批鬥，進“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點真情！但是，形勢又是明擺着的，譜不能再放在包訓甫的家裏了，必須立即轉移。轉到哪兒才萬無一失呢？包訓甫把腦袋都想大了，最後才突然想到了一個人。

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隊的包先定。

包先定為人熱情，辦事機敏，有多年的農村工作經驗，遇事冷靜，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這事委託給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說，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邊包姓的門戶小，目標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即便有個意外，走漏了風聲，姚河地處邊界，也只要轉移幾條田埂，就又是另一個公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