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統治在台重演(2)

國民黨接收台灣后，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內戰，開始對台灣進行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糧食奇缺，失業嚴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國民黨到台後，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業、600多個單位，全部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27家公司來經營。另外，沿襲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國民黨當局不僅將樟腦、火柴、煙、酒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由官辦的專賣局經銷，還將鹽、糖、石炭等許多民生物資也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統一承辦，如鹽的專賣由“財政部”台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甚至連毛筆、文具、教科書等都由省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專賣，各機關團體若不從該店買文具書籍，會計處不予報銷。此外，與專賣局互為表裏的貿易局、運銷局、燃料調劑委員會等官方機構壟斷了全島工業產品的購銷與輸出，舉凡樟腦、米、糖、紙張、木材等重要物資，只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島內外，進口貿易亦然，以致一些違法官商可以從中牟取暴利，受害、受剝削的乃是廣大的老百姓，從而極大地激化了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1947年7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全面內戰，為準備內戰物資所需、徵集軍糧，將台灣大米輸往大陸，加之奸商的囤積倒賣，國民黨來台不久，台灣就鬧起米荒。最先始於台北市，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之後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后，不但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趨嚴重。1937年以前，台灣的大米每斤為011元，抗戰期間為016元（配給價格），但國民黨接管台灣后，由於實行掠奪性的“田賦徵實”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致使糧價急劇上漲，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漲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國民黨接收台灣僅1年4個月，糧食價格上漲250倍，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對於台灣米荒的狀況，戰後初期被派遣來台的記者王思翔於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灣二月革命記》中這樣寫道：“台灣本來是穀倉，1946年的年產量超過89萬噸，供本省人口糧尚有餘，但因軍用米佔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價反而比上海還高，甚至發生饑饉現象。苛斂誅求的結果，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被飢餓所迫的人們，年輕的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就使牢獄超滿額，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據統計，1946年，台灣兩季稻收成共640萬日石，台灣本省所需食米為500萬日石左右，剩餘的足可以應付任何意外或災患。出於內戰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把從台灣徵收的大米和用肥料從農民手中換來的大米，全部運往蘇北和華北充軍糧了，這才是造成台灣2月中旬米價再次暴漲與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於米價暴漲，大鬧米荒，台北出現了一個“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發生了台北市千餘人，聚集於華龍山寺口，整隊出發遊行請願，要求解決米荒問題。

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也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儀接管台灣后，雖然採取特殊政策，繼續使用原有舊台幣，讓它和大陸幣制隔離，以避免受大陸經濟混亂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台灣無法斷絕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戰前台灣銀行發行鈔票約8000萬元，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台灣銀行總發行額為143億元。陳儀來台兩個月後，發行額劇增至208億元，1946年5月增至294億餘元，1946年底增至533億餘元，也即台灣銀行的發行額，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隨着紙幣天文數字般的泛濫，物價當然也就猛漲起來。台北市50種商品的批發物價指數，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價錢由1945年8月的二毛錢漲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漲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漲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價格上漲63倍。其中最慘的是農民，肥料價格上漲高達270倍。另外，由於當時台幣與法幣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即1元台幣兌30元法幣，於是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會分子，便從各種渠道將法幣兌成台幣，在台套購物資，運回大陸高價售出，使台灣的物資更加匱乏。

百業蕭條伴隨的是失業人口增加。由於統制經濟，剝奪了民間企業的經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聵無能、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破產、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到1946年底，台灣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業。據1946年統計，台灣失業勞動者已達80萬人，佔全島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後，約有數十萬的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陸續返台，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失業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會的重大壓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被生活所逼而淪為盜賊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發前的二三周，僅台北市大同區一個星期之間發生的偷盜案就有數十件之多。

物資的缺乏，尤其是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與社會不安。此外，國民黨當局還漫天要價地向台灣同胞徵稅，更使人民群眾怨聲載道。1947年2月中旬，由於糧食缺乏，各地發生了“搶糧暴動”。同時，島上街頭巷尾還出現了嘲笑國民黨政權的漫畫及宣傳。民間開始對國民黨的官員或士兵到酒樓、飯館白吃白喝進行抵制，甚至出現在大街小巷毆打“阿山”（外省籍的貪官污吏）及在偏僻處搶奪軍人槍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蘇花公路上的一樁慘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蘇澳至花蓮的臨海公路上，一輛公共汽車在半途遇上一群軍人，這批軍人蠻不講理，要旅客下車，讓他們乘坐。司機和旅客不允，這些軍人便毒打司機，威脅乘客。司機見狀忽然改變態度苦勸旅客下車，司機駕駛滿載軍人的汽車急速沖向幾百丈深的懸崖絕壁，掉進太平洋。群眾集體反抗事件越來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發生在高雄市郊區灣仔區內的農民集體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頻頻發生勞工“反對解僱”的示威罷工，如台灣鋼鐵公司、高雄制鹼廠、高雄水泥廠、台北煙草公司、汽車司機等紛紛舉行罷工。甚至連公務員也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政府拖欠薪金而進行罷工或遊行、請願。學生們則進行罷課，學生的領導者甚至主張用實力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