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直想為柳永寫傳，一直不敢落筆。前幾天和幾個朋友又說到這事，朋友們說：朵朵，寫吧……

朋友說，為柳永寫傳，不僅有歷史意義，而且有現實意義，我便嘿嘿一笑。屈指一算，從收集史料到動筆梳理已經三年有餘。三年後，柳永依然是柳永，那個廝混於秦樓楚館，為妓女們填詞作曲的白衣卿相，那個曾被稱為普天之下第一情種的詞人，其形象在我眼裏還是沒有高大得虛偽起來，倒是那個準備為他寫傳的人，將北大讀書時的凌雲壯志和一腔豪情沙子一樣流撒到野店雞吼，青燈孤館。

想當年柳永“忍把浮名，換了低斟淺唱，而如今，自家為酒色文章耽擱了前程，世人做何評說早已無法顧及，如同柳耆卿為那些煙花女子顧不得別人戳脊梁骨。文壇乾坤，朵朵嗜酒，羈旅京城，每天一斤二鍋頭——尤不足，臭名已經遠揚，無意清源正本，知道酒色都是好東西，他人雁過留聲，我求鴉過留音，三杯兩盞下肚，愁緒和不平即成煙雲。愛聽女兒家唱曲，但須口音清純，如果遇上走調的或女兒臉男兒聲之類，便迫不及待，赤膊上陣，高歌一曲，涕泗橫流，還是咱這“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來得痛快。然而酒醒之後，四座由驚成空，佳人已去，只剩自個兒品咂千年前那些翠樓里的紅粉。

千年以前，文人好當，寫詩填詞，人皆愛之，業餘追求功名，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柳永除外）。那時五穀雜糧速朽，唯有文章千古，昏庸的皇帝也通曉這點道理，所以宋仁宗朱眼一閉，口一張，就把柳永的進士給削掉了:“何須浮名，且去填詞!”柳永命苦，自此被打入另冊，貧困潦倒，靠妓女那一點櫻桃小口養活，也正因為如此，人間才有那麼多好詞，“凡有井水處，皆能誦柳詞”的盛況，不能不說有那個混賬皇帝的一份功勞，如果柳永像某些的詩人作家般圓滑，會來事，定會在《樂章集》刊行時加上“謹以此書獻給聖明的仁宗大帝”字樣。

柳永沒有這樣，也決不會這樣，天下第一情種卻有正人君子者難得的品格和那時朝野話語相對時的文人骨氣，這是我為柳永寫傳的歷史原因。另外的原因，是柳永對女性的態度了。我常想，這個無權無勢的花花公子何以得到如此之多的女性之鐘愛，甚至到了“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的地步，箇中原因，我想除了寫這部長篇沒辦法說得清楚。

當然，還有一個覺得應該為柳永立傳的原因便是他對中國文學文體方面的貢獻了。柳詞在詞的形式發展上具有開疆拓土的功勛，以至於儘管他一生不合於流，操行為士大夫所不齒，但論及詞時卻不得不皺着眉頭說些好話。王灼說柳詞“淺近卑俗”但“自成一體”；李清照說柳詞:“詞語塵下”但“協音律”；馮煦批評柳詞“詞多蝶黷”的同時稱讚“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蘇東坡更是看不起柳永，但讀到《八聲甘州》中“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時，不得不說“不減唐人高處”的話。蘇東坡不知道，不是這個情種大開詞壇風氣於先，豪放派也許只能在小令中轉圈子。

古往今來，想為柳永作傳的不乏其人，真正做成的卻沒有幾個，“寧立千人碑，不做柳永傳”，因柳永而污了為文者清白就太不值得了。所以關漢卿、馮夢龍之流只是偷偷摸摸，片片斷斷寫上幾筆，從不敢大肆宣揚。柳永是個道德上具有永恆爭議的人物。如果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這本書實在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是記之。

（本文原系第一版《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