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 《電影檢查法》(1)…

1930—1931年《電影檢查法》

水銀燈下，剪刀亮相

正如上世紀30年代一位研究電影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電影在最初的時候只是一種膚淺的、無關緊要的娛樂，然而到了《電影檢查法》登場的時候，這種“活動影戲”甚至已不僅僅被視作藝術了。大規模地進入市場使得電影成了當局眼中“思想交流的利器”,而世間萬物危險不過“思想”，於是從1930年11月《電影檢查法》的頒佈開始（或者把這個時間推遲到1931年1月《實施細則》頒佈），懸在中國電影製作者頭頂上的，除了市場之劍外，又多了一把剪刀。

電影大歷史：破冰上的雜技

最初刺激國民黨政府定立電影檢查法的具體原因已指向不明。左翼電影人士願意把此法的定立歸於對異見鎮壓的需要，那或許是他們的真實感受，但是並不能概括這樣一部法律出台的全貌。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電影檢查法出台當年，電影界最轟動的事件是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的上映風波。這部電影最終被上海電檢會以“侮辱我華人處，令人髮指”為由禁映，並由出品者美國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報道歉。當時政府在電影外交上的強硬態度可見一斑。再以1934年為例，當年電影檢查標準重新修訂，禁映電影9部，其中美國片佔6部，遠遠高於國內影片的禁映數。國民黨政府中央電檢會將“注意侮辱國體之外片”列為工作之一，並派聯華公司總經理羅明佑赴美，以考察之名與美國電影界溝通，以避免辱華影片的再出現。1934年，美國米高梅公司來華攝製賽珍珠原著的《大地》，劇本經中方審查修改，拍攝亦由中方派人監視。可見在電影檢查法出台的動因中，維護民族、國體尊嚴是不可忽視的最重要因素。在此之外，才是排斥異見、抑制武俠神怪泛濫、維護傳統道德規範三大主旋律。

無論如何，與荷里活的電影經驗相比，中國電影檢查法的誕生顯然過早了些。雖然荷里活那部著名的《海斯法典》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擔負著管理電影內容與社會倫理衝突的重任，但它只是一部行業範圍內的帶有宗教色彩的規範手冊，最終要受到法律的監督。60年代，當美國憲法第34條修正案的運用越來越成熟，《海斯法典》的運用不斷與修正案所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相抵觸，一部基於電影發展意義上的全國性的電影法才正式誕生，那是1968年，距離《海斯法典》訂立已近40年。

對於電影這項屬於20世紀的最偉大發明來說，中國絕非一個良好的培育土壤，她無法像荷里活那樣從容，承擔了太多電影之外的內容。在1930年，中國電影25歲的大好年華漂浮在水流湍急的動蕩年代，猶如在破冰上演雜技，一方面要保持身體的平衡，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腳下的虛實。對電影的恐懼與對電影的狂熱幾乎同時進行。對電影的恐懼與狂熱與對國家現狀的恐懼與狂熱之情又不期而遇，造就了一部充滿非電影情緒的電影檢查法。譬如《電影檢查法》具體實施條款規定，有損中華民族尊嚴者包括9條，如為他國宣傳、危害中華民國者，詆毀現政府之措施者，表現我國或民族之不良風習者；揶揄國人共同敬仰之先哲或現時聞人者，表演服用鴉片嗎啡者，等等……

出於一種企圖貼近歷史的獵奇心理，我們極想知道的是，出生25年後，中國電影剪下來的見不得人的邊角料究竟能接成一部什麼樣的“天堂電影院”。可惜我們的歷史書更急於告訴我們真理，而非滿足一些無聊的獵奇心理，所以我們的願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想像階段。

在朱塞佩·托納拖雷的那部《天堂電影院》裏，意大利小鎮的居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接吻鏡頭最後被收藏在一個膠片盒裏，成為一個時代壓抑激情的象徵，別有一種全民浪漫的勁頭在裏面。如果有人試圖拍一部中國的“天堂電影院”，情況恐怕就不會這麼簡單了。假使真的有一個被精心收藏的中國電影盒子，那麼這個盒子裏裝的，除了激情之女神外，還有羞辱、恐懼等各色妖魔，所以中國版的“天堂電影院”只能是一部集言情武俠神怪政治民族宗教於一爐的周星馳式惡搞片。

口述影像：反神怪，也反荷里活

《電影檢查法》的推行意義深遠，中國電影不再被看做是簡單的娛樂工具，在商業標籤之外，還需加蓋法律公章。中國最早看到的外國影片都是以紀實性為主的影片，由於技術及各方面限制,放映面不是很廣，關注程度也不是那麼多，到了1910年左右，電影在中國的各大城市均開始放映，影響面也開始擴大，連集的外國偵探影片開始放映.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儘管社會上有限制某些影片放映的呼聲，但沒有具體實行起來。1927年，在上海、浙江、江蘇等地已經有地方性的電影法規出現，那時還是“令不出都門”。

國民政府頒佈《電檢法》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其一，是電影發展到一定階段確實需要管制，如果不管制的話電影有可能走入歧途；其二，是國民政府號召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希望把電影等文化事業統一到“三民主義”的體制之下；其三，因為當時影壇正盛行武俠神怪片，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反對聲浪很大；另外荷里活影片不加節制地進入中國，主管機關對此也不認可。這些原因促成了《電影檢查法》的最終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