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國電影百年的曠世重逢(1)

李多鈺

正如電影是所有文化產業里最昂貴的一種，電影史也是一種需要金錢堆砌的昂貴歷史。

欲尋當時光影的真實樣貌，最恰當的方式當然是觀看當時的電影，並且最好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否則對於電影這樣一種代表時代科技進步的藝術門類，總有隔靴搔癢之感。如果置身1905年大觀樓無比娛樂的放映現場，我們還能否說中國電影起始於一種行將沒落的文化？如果置身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瑪斯用簡陋鐵皮修建的“虹口活動影戲院”，我們還能否苦大仇深地訴說電影院線的西洋侵略史？如果置身1924年昌明電影函授學校面向社會的創辦現場，我們還能否認定電影教育必定是一種學院派的貴族教育？如果置身1930年初具國體的民國上海，我們還能否簡單地認為電影檢查法在當年的推出主要是為了排斥異見？……超級影史家最想還原的中國百年電影史片斷，當在1928年的上海。在海寧路和乍浦路交匯處的虹口大戲院看《火燒紅蓮寺》，“電影皇后”胡蝶在早期“吊威也”的威力下，如神似仙，飄飄飛來，那種觀影的感受肯定比現在坐在家庭影院裏，看dts音效的《指環王》要震撼得多。彼時，荷里活的電影潮流和技術水準還停留在講故事的階段，中國電影狂人張石川已經發現了超越故事的“大片”魔力，狂拍一十八集《火燒紅蓮寺》，集集轟動上海灘。50年後，荷里活在史匹堡的帶領下，終於走向大片時代。但是十八集《火燒紅蓮寺》成為電影史上無人超越的觀影顛峰。

不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荷里活的勝景，正堪用“灰飛煙滅”四個字來形容。對於早期的電影來說，資料的收集功夫幾乎不可能，不管花費多少銀子，怎麼樣保管，那些低燃點的電影膠片總在慢慢人間蒸發，慢慢不復存在。譬如《火燒紅蓮寺》，今人只有想像一下當時盛況，至於張石川、鄭正秋、董克毅們到底把電影技術玩到多HIGH，那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還原了。電影史上關於《火燒紅蓮寺》倒是有些記錄，不外乎“武俠神怪片”盛行一時。“武俠神怪片”後來恰好屬於剛剛制定的電影檢查法的清理目標，所以《火燒紅蓮寺》最後的命運是被禁，並且成為國人崇尚怪力亂神的經典受到傳統電影史的詬病。說到所謂武俠神怪，與當下世界範圍內正在風行的“奇幻”文學和電影潮流如出一爐，可是誰會指責《指環王》或者《哈里·波特》怪力亂神呢？

早期的電影史基本上就是這樣一部任爾評說、無法還原的文字史。對於電影這樣一種後文字時代新的歷史記錄方法來說，這簡直是一種恥辱。就好像你空有科技昌明的錄影設備，可以完整錄製世界大戰，但是對於一場發生在南宋的宋遼大戰，卻只能任憑說書人繪聲繪色，唾沫橫飛。如果你堅信信史的原則，希望看到一部電影的本來面目才能發言，則20世紀初的電影史只好留下一段惱人的空白。

好在中國電影並不缺乏“歷史”，資料館的書架上有足夠多的教你如何判斷是非的史籍，如果你希望了解一些關於電影百年的是非的話。一般電影史學家並不需要介意影像資料的稀缺，遵命的中國電影史基本上脫胎於中國電影評論史，有着濃郁的意識形態影子，對於社會意義有着足夠多的闡述。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想看的一本電影史至今確實尚未寫出。有沒有人在做這樣一項工作：將中國電影百年，依據電影本體技術、樣式的進步來一個論據充分的分解與闡述？有沒有人能將常規中國電影史中那些邊邊角角的細節還原拼貼，最終形成中國電影百年的真實圖卷？我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個不可能的任務與其說是沒有人能完成，不如說它根本就不存在——中國電影從來也沒有一個和平遞進的發展歷程，它本身便是片斷式的，有頭無尾的，它的歷史無法給現在以借鑒，它的現在也無法給歷史以輝煌，它無法自圓其說，空有一腔隨家國命運跌宕的惆悵。

所以，如果有人問，這本書是不是一本全新的關於中國電影百年歷史的書，我委實不敢認同。我想，中國電影百年缺少的絕不是一本歷史教科書，而是和他一起重溫那早慧天真的童年、熱情夢想的青年和命運多舛的壯年歲月的勇氣。如果一定要給這本書一個說法，我願意把它當成一次漫長的重逢，一次深切的同行，一次為了前行的回首。

在這本書出版之際，《中國電影百年》的專題每天都還在《新京報》上和讀者見面。編輯部最初打出的是“我們的一年，中國電影的一百年”的口號，準備用一年的時間和中國電影百年來一次“漫長的婚約”，沒想到現在一年已過，電影的新時期才剛剛開始。對着一年可數的幾部可看的國產電影，你往往意想不到，中國電影竟然有這麼多值得尋回的過往。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文娛編輯部幾乎所有的人都為這個龐大的約會付出過努力，他們採訪當事人，收集史料，觀看電影，書寫還原百年中國電影的點點滴滴……雖然只是大眾媒體的一項面向公眾的策劃，我自問我們在一手資料採集上的投入不亞於任何專業的治史隊伍，我們對中國電影的專業情懷也不亞於程季華們。最重要的是，能夠擁有長達一年的時間，在速朽的娛樂編輯生涯中，和中國電影百年站在一起，每天都在面對新的命題，每天都有新的發現，那種慢慢探尋的幸福，再不會有其他人能夠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