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農奴》(1)

1963年《農奴》

不拘於常規敘事的黑白影像

1963年12月，《農奴》耗時一年後拍竣，這部由八一廠組成的創作班底及全部藏族演員傾力出演的黑白影片，被稱為中國十七年電影中黑白片的巔峰之作。這部從敘事上看“記錄性多於故事性”、“詩多於劇”的影片以其風格化的魅力，渾厚、博大、深沉的電影語言，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獨特的一筆。

電影大歷史：四季在腳下，日月在天邊

這部電影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很明確的印象：西藏幾乎等同於想像力所能達到的原始的人間地獄。拉舌頭、扒人皮、挖眼睛、抽筋，活生生把人打死，奴隸社會的殘酷和西藏宗教的陰森恐怖盡現其中。

到了80年代初，進入了民族突然覺醒的年代，人們開始從被“蒙蔽”了二三十年的愚昧狀態里走出來，這是一個認清真實，認清自我權利的年代。在這個時期，羅中立的畫作，那幅黝黑的《父親》喚醒了全國億萬人民內心的傷痛，人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父親是如此的衰老，如此的貧瘠。就在用《父親》作封面的這一期國家美術權威刊物《美術》裏，同時發表了陳丹青的“西藏組畫”。這組作品用直接寫實的畫法，直面地表現了人生最**的“真實”。人們感到驚異、震動、懷疑，或許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正是青藏高原寬闊的胸膛接納了眾多期許“精神家園”的文化人，而“西藏熱”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升溫。

有評論說“在藝術創作中，西藏經歷了恐怖、寫真、魔幻以後，現在逐漸進入了一種很具形式美感的階段，可以稱做是矯情的階段。”想起《農奴》的誕生正是西藏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之後的60年代初期，正是文藝創作中“恐怖”描述的階段。

但在看這部奇特的寫實主義電影時，依然可以感覺到在一些情節的鋪陳中澆灌出意識形態所認可的花朵，比如強巴與自幼相知相惜的蘭尕騎馬墜崖時所說：“相愛的人死在一起菩薩是能夠原諒的。”強巴裝成啞巴也被處理成一次心理上強韌反抗的過程，這幾乎與同時期出品的蘇聯電影大師塔爾科夫斯基在《伊萬的童年》中“安排”少年伊萬的“失語症”驚人的相似。個人的渺小與孤獨、悲涼與無奈，這樣的情感在以“激越情緒”見長的十七年電影中稱得上是一個“異數”，那些“說”的**的喪失並不意味着意志和情感的喪失，而那些被壓抑的無法“說”的嘆息用沉滯的鏡頭“寫”在了膠片的深處。

每當想起這部影片就會想起一段歌詞“風雨數十載，往事越千年，神山聖湖隔不斷，茫茫路漫漫。雪蓮花開佛光顯，四季在腳下，日月在天邊。”

口述影像：不拘於常規敘事的黑白影像

《農奴》的故事發生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舊西藏。影片也是黃宗江的扛鼎和壓卷之作，1959年，黃宗江去了一趟西藏。在那裏，他聽到翻身農奴控訴過去農奴主的十惡不赦，也看到了在“世界屋脊“上生活的人們高唱頌歌的情景，後來又先後多次奔赴西藏體驗生活，最後花三年時間完成了《農奴》的最後一稿。影片把整個農奴階級的痛苦和覺醒通過一個農奴的遭遇和反抗表現出來，而這貫穿始終的人物就是———強巴。

角色：“強巴”是一個縮影

“強巴”在西藏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名字，故事就是從強巴的出生開始，父、母先後被領主折磨致死，他自己也被活佛罰做啞巴，領主少爺經常把他當作馬騎。小強巴在折磨下跑到山上望着滔滔江水說：“說話，叫我學馬叫。叫我喊老爺，我不說，就是不說！”從此強巴成為了“啞巴”。後來他幾次死裏逃生，並在最後受重傷抱着活佛藏在佛像腹內準備發動叛亂的槍支，衝出火海。大旺堆說家裏的祖輩都是農奴，父母就是農奴，而自己其實就是農奴的兒子，所以演強巴感覺就像真實的自己，在感情的表達上非常充分，至今回想起拍攝時的情景都歷歷在目。

機遇：從“上戲”到話劇團

我一直生活在拉薩，唯獨去上海戲劇學院學習的三年時間。在這以前我是在西藏的民族學院（以前的“西藏公學”）學習，1959年西藏平息叛亂之後，為了培養西藏的電影和話劇演員，國家來學校里招生，我就是那時被招到“上戲”的，去上海的有一批各個戰線的人，我那時已有27歲了。從1959年9月到1962年畢業，西藏組建話劇團，我們就全部進入西藏話劇團，可以算是第一代藏族話劇演員。

1963年2月，《農奴》的攝製組進站，來了以後多方面商量想全部從話劇團尋找演員，當時劇團的演員們都很激動，因為這部電影將是西藏第一部故事片。當時也是出題目然後做即興小品，經過導演和劇組人員的商量我很幸運地成為了“強巴“。

花絮：到北京補拍的策馬鏡頭

影片從拍攝到後期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當時西藏的交通很不方便，條件也十分艱苦，為了真實我們在拍攝時所說的台詞都用藏語，後來再配音。好在我這個人物從頭到尾就基本沒怎麼說話，就是形體和表情上的語言，這把握起來其實更難。影片在西藏拍攝時基本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外景和大部分鏡頭都是在西藏完成的，但是想起來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跑到北京來補拍一組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