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9

這個研究所雖然是個新建單位，但建立時正趕上落實多年的各種冤假錯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領導幹部也得到了解放，許多老幹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領導來處理方方面面的關係打開局面，所以一開始就組建了一個年齡老化的領導班子。主要領導人包括有的處級領導都是六十多歲，還有七十多歲的老人。

農業如何現代化，農業經濟體制如何改革，又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全國都在爭論不休。研究這些問題的研究所對這些問題持什麼態度？怎樣工作，自然也會產生種種分歧。又加是新建單位，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從領導到一般人員，在許多問題上都各有各的主張，意見很難統一。

這些分歧自然會反映在領導班子裏，長期的意見分歧也會影響班子的團結。所以矛盾重重，問題很多，工作很難開展。即便如此，這個研究所和別的機關單位比起來，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是新建單位，班子雖然老化，但是還都積極工作，想干一番事業。也沒有“文革”遺留下來的幾派的矛盾對立，勾心鬥角。

當時好多機關單位內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辦事拖拉，遇事推諉，不負責任，比這裏要嚴重得多。一些省委領導班子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光書記這一層就有十幾人，還有更多的常委，常委開個會，就有幾十人。

這裏面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結合上來的年輕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對立派別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參加過批鬥別人的老幹部，也有被打倒受批鬥多年又恢復工作的老領導。“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別糾紛，又加傳統思想與改革思想的衝突碰撞，新老各種矛盾混雜在一起，不僅是面和心不和，而是有時開會就拍桌子吵架，公開對立，陣線分明。不少地、市、廳、局也是這樣。

鄧小平同志認為這種班子老化、機構臃腫，許多人不稱職，工作不負責任，不講效率等這種種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中央會議上多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要求精簡機構。說這是一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是對體制的革命。

明確提出了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說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說目前主要任務是善於發現、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幹部，特別優秀的要給他們搭個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

中央提出機構改革和幹部“四化”以後，所領導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來，更影響了積極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據中央機構改革要求作了具體部署，開始物色新班子人選。

人們看清了這種形勢，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緊張活動了起來。所領導各自在挑選自己中意的人，想進領導班子的人也在靠攏自己親近的領導，以尋求支持。中科院這個研究所和一般黨政機關不同，那時黨政機關中處級以上幹部大學生沒有幾個，符合幹部“四化”（其中重要一項是必須大學文化）條件的很少，這裏絕大多數都是大學生，還有中高級職稱，許多人都符合“四化”條件中的知識化、專業化的硬指標。由於是新建所，許多人都屬於中青年範圍，符合年輕化的條件。有人由於職務的重要，和所領導接觸頻繁，感情融洽。有人善於交際，和許多人都是自來熟，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更有有心人整天圍着領導轉，以尋求支持。

白剛很長時間只是個相當副處級，研究室負責人。因為研究室人少，按規定不應設兩個室主任。後來才勉為其難地明確為研究室副主任。所里光處級幹部就有幾十人，他不善交際，和所領導沒什麼接觸，和群眾也很少聯繫，所以他對所里即將來臨的人事大變動，很不敏感，也不願操心，更沒想過自己會捲入這個漩渦。

他覺得自己沒這個條件，更確切地說是沒這個興趣。二十多年的冤枉磨難，他雖然還有些怨氣，但總算過去了。使他憤憤不平的是黨中央雖然有了明確的規定，但落實政策中卻是那樣的艱難曲折。更讓他難以理解的是落實政策以後，竟然成了一塊廢料，省里縣裏推來推去，誰也不要。這種情景，仍歷歷在目，他哪裏還有心思去爭取當什麼所領導？

誰也想不到，到了1982年所里正式醞釀接班人的時候，幾經比較，幾經周折，他竟成為唯一的一個被領導班子成員接受的所黨委書記的提名人，上報中科院以後，經過多次考察，很快得到了批准。不少人想得到這個職位都落空了，白剛對這個職務想也沒有想過，結果卻落到了他的頭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了。

研究所是中科院直接領導，但主要領導的任命須徵得省委同意。一般講中科院同意了，省里便不會有不同意見，只是走個手續而已。可是誰也想不到，這個手續就是走不下來。中科院催促，所里黨委書記去催促，半年過去了，仍然沒有消息，這不是工作效率低的問題，也不是人們常說的拖拉作風所致。其中必有緣故，可是為什麼呢？誰也想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