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選擇――思考比盲從重要(1)

人生第六課：我思考!

張琳是個超棒的女孩，從小學到中學都很出色，在全國和上海數理化各項比賽中獲過很多次獎。

1999年，她上高三的時候，可以保送上大學，北大、清華、復旦由她選，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卻放棄了保送名額，報考了上海中醫學院！

我雖然也很意外，但我相信張琳的選擇。

四年後，我去上海開會，見到了張琳，聽她講述了其中的原因。

這時的張琳已不再是當年的“假小子”，長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我想當個人文醫生。”張琳直率地告訴我，“我記得和你說過我很想做‘知心姐姐’，我覺得社會很需要‘知心’。我發現，有心理疾病的人比有生理疾病的人多。可現在的醫生心冷臉冷，很少和病人溝通，這樣的結果是有心理障礙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有了當‘人文醫生’的想法。我想，我已經具備數、理、化和外語的自學能力，可沒學過中醫，於是就選擇了上海中醫學院。”

張琳接着告訴我：“我大學畢業后，報考了上海中醫學院碩士研究生，學倫理學，明年學院要派我去哈佛進修一年。碩士畢業后我想工作兩年再讀博士。讀完博士，有了經驗我要當個人文醫生，將來有了錢，我要開個私人診所，實現我的夢想！我希望知心姐姐也參加！”

“好！”聽她這麼一說，我非常高興，“我們干同行了！只是你比我的專業知識多，我要拜你為師！”

張琳笑了，笑得真甜：“您說哪去了，您才是我的老師，我一直很佩服您。”交往十多年，第一次聽她稱我“您”。

你看，在有名和有用中，張琳選擇了有用。她沒去追求虛名，而是按着自己的想法，選擇了獨立和務實。

我是1990年認識張琳的，當時她還是上海一名小學生，才12歲。我們《中國少年報》發起了城鄉少年兒童之間的“手拉手”活動，帶着京、津、滬、漢四個城市的小記者到湖北大別山區羅田縣採訪。從上海來了3個孩子：張琳、姜宇秋和陳中崛。

第一眼見到張琳，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穿了條花褲子，留了個男孩子的短髮，但卻溫文爾雅；她性格開朗，無拘無束，卻又善良正直。

在採訪團的12名小記者中，張琳最出色。

羅田縣是著名的革命老區，但因交通不便，至今仍然十分貧窮。

張琳在村子裏看到一個小女孩，光着腳，頭上卻戴着一個漂亮發卡，便問她發卡是哪兒來的。小女孩說她從畫片上看到城裏孩子都戴着漂亮的發卡，就很想要一個，但是家裏沒錢買。她便利用暑假的時間上山採藥，拿到縣裏賣了1元6角錢，花了6角錢買了這個發卡，1元錢買了個本子。張琳很受感動，悄悄對我說：“農村孩子真了不起！”

我帶一名小記者住在一個叫張正的男孩家裏。張正11歲，在鄉小讀書。我送他一張《中國少年報》。他又驚又喜，雙手捧着報紙，用袖子當抹布，把桌子擦了好幾遍，才把報紙平鋪在桌上，一字一句地讀起來，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拿起報紙繼續看。我叫他出去和小記者拍照，就在按下快門的一瞬間，我突然發現，張正的眼睛沒有看鏡頭，一直盯着那張《中國少年報》。

我真是很感動，忙問：“你見過報紙嗎？”

“沒有。這是我見到的第一張報。”張正小聲回答。

“你有書嗎？”張琳和小記者們圍過來問張正。

“有兩本。”張正打開書包，一本是語文，一本是數學。沒有一本課外書！

這些從小生活在城市裏的小記者們驚呆了。他們自己有多少書報，誰也數不清。張琳馬上提出：回去把自己讀過的書報寄些來，在張正家辦個“小小圖書館”。小記者們全都贊成，這可算是全國最早的“手拉手書屋”了。

回到上海后，張琳、姜宇秋和陳中崛組成報告團，到一所所學校作報告，主題是：“想想大別山吧！”在報告會上，張琳對夥伴們講：“大家想一想，在我們的抽屜里有多少從沒戴過的發卡，床底下堆着多少已經不時髦的但仍然很新的各式各樣的鞋？書櫃裏有多少買了還沒看的新書？想想大別山吧！”

張琳是上海紅領巾理事會的副主席，她通過紅領巾理事會，在上海團市委的支持下，在全市發起了“一本書寄友情”活動，號召上海市的少先隊員每人為貧困地區小夥伴捐出一本書。結果短短三個月時間，上海市100萬少先隊員就捐出了218萬冊書！

我還專程到上海採訪，聽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貧困地區的小夥伴們收到這些書，激動壞了!一個農村小學校的師生們，跑到黃土高坡上，手捧漂亮的課外書，朝上海方向高喊：“感謝上海的小朋友！”

上海少先隊員的做法，一下就推動了全國少年兒童的“手拉手”活動，“贈書交友”、“讀書交友”、建“手拉手書屋”的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數以億計的圖書、報刊通過城市孩子的手，送到邊遠、貧窮的山村。

你看，在獨享和分享中，張琳選擇了分享。

1991年，張琳榮獲中國好少年創造獎。暑假的時候，中國少年報社在深圳組織了“明天會更好”中國好少年夏令營，30多名中國好少年和全國“十佳”少先隊員候選人參加，想藉此考察一下“十佳”的實際能力。各地營員都是由老師或家長帶送到深圳的，只有張琳是自己一個人從上海乘火車到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