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1)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惡的謀殺。我在上帝和這個國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過許多年輕人追隨希特拉，並認為他們是無可指責的，但最後他們成了殺害幾百萬人的劊子手。

——巴爾杜·馮·席臘赫

這就是希特拉青年團的前任領袖巴爾杜·馮·席臘赫所說的話。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紐倫堡法庭出席作證。那一天正是我剛過完18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剛剛成年，而且我也開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爾杜·馮·席臘赫是我在戰後開始欽佩的人。正是巴爾杜·馮·席臘赫在戰前鼓勵我去寫詩，正是他在紐倫堡法庭上的證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義的道路上。在一個天主教的大學教授的幫助下，我開始探究德國在戰爭剛剛結束后那段時間裏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回過頭來看。他從未放棄對希特拉的崇拜，我拜訪過他兩次，而且我們也通了幾次信並在電話中也交談過幾次。在他所願意對我講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對我是真誠的，然而，他總是為自己仍然保持對元首的忠誠而感到驕傲。我完全贊同忠誠，但是忠誠也必須有它的道德規範！促使我尋找非攻擊性的解決方案並使仇恨永遠消除的，是巴爾杜·馮·席臘赫的認罪，不是亞瑟·阿克斯曼的忠誠表現。

當蘇聯軍醫簽署了我的釋放令以後，他們禁止我到蘇軍的佔領區。這之後不久，我決定儘力而且成功地越過了穆爾德河到達了美軍佔領區。由於背着一個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癱瘓症又複發了。幸運的是一個邊境巡邏隊救了我，而且把我帶到了收容中心的一個醫療機構，在那兒一個美國情報部門的官員審問了我。在那個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布亨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森解放后命令製作的紀錄影片。

我被極大地震動了，我一開始不能相信我見到的一切。一位德國老兵在我耳邊私語：“矯揉造作。”其他人也聳肩表示對它的蔑視，也把它當作宣傳活動，但是我並不那麼看它。那兒有許多的骨架和屍體仍在被搬動，這不可能是在演戲，有這麼多有骨有肉的屍體。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這麼認為的。一個受傷的德國士兵向我講出了心裏話：“這是真實的，這就是在集中營里發生的事。”

審問我的那個軍官還給我看了照片，這些照片是對毀滅和死亡的可怕描繪。他的審問是在我不能平穩地站起來以前進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癱瘓症時，我曾經想過去死。現在我想要把自己化為烏有，因為這些紀錄片所體現出的方式使我覺得我也參加了希特拉——我曾經信仰並為之服務的元首——所犯下的這些十惡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響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後來我發現我對發生的這些事情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就當時的我而言，我服從並執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義務，我們應該盲目地對元首忠誠。我要這樣持續多久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被這個集體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後我決定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我自己的責任。不過，我開始有了這個結論，假如希特拉贏得了這場戰爭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罪犯。

因為在1945年時我比較年輕，所以被免於起訴，我甚至沒被帶到過裁定室。裁定室是聯合盟軍的一個發明，是為了確定納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會受到懲罰。雖然我的父親否認他過去做過黨衛軍的歷史，他一直認為那麼做是一件“聰明的”事情，我記得他告訴過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過黨衛軍這個秘密引以為榮。他曾為國家服務過，而且和他一樣的人們永遠不會透露他們的行為，但是對於我來說否定真相就是撒謊。

當瓦解納粹的過程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仍然為我父親對他的過去一直撒謊而感到不安。曾因為我撒謊而殘忍地打過我的他永遠也沒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過去這個秘密，他好像很高興自己逃過去了，但我們都記着他在布雷斯勞時為他的黑色黨衛軍制服自豪的情形，當時他一個勁地吹噓自己是希特拉精華部隊的一分子。

我們在戰後住在巴伐利亞的埃伯斯鮑茵特。除了我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我父親的過去，很顯然我們沒有出賣他，幸運的是，我也從未被任何軍官盤問過有關我父親的過去。在我十**歲的時候，我曾經和他談起了猶太人的問題。他仍然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對我，“假如你知道猶太人是怎麼對待我們的，你就會知道他們自己應該為自己的遭遇負責！”他對我吼道。

我太震驚了，而說不出話來。那畢竟發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麼那麼瘋狂，他的意識怎麼會那麼扭曲？對我來說，沒有什麼能夠成為殘暴和屠殺的借口。“最終解決”真是令人痛恨和難以置信。從那以後，我又知道了許多其他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尤其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達蒙集中營。我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為這些發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來的整個信仰體系都完全崩潰了，而且又漸漸形成了新的信仰體系。

儘管我的父親對我問他的許多事情都沉默不語，但是德累斯頓那個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內。每次談起那個晚上，他都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倖存下來的經歷，而且總是強調他是在山區醫院的幾百個病人和護士中倖存下來的3個人中的一個。“屠殺是屠殺，大規模的屠殺是大規模的屠殺，無論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在德累斯頓所進行的，永遠也不要忘記！”我除了說了一句“這兩種屠殺都不能相互寬恕”以外，我沒有和他討論有關的觀點。我認為，沒有什麼正當的借口能為這種故意滅亡人類的行為辯護，“最終解決”猶太人和德累斯頓山區的殺戮都是可怕的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