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1)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譎雲詭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氣數未盡，如果西方列強沒有穿過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寵也罷，都不過是重複大多數後宮妃子擁有過的命運。

我們還不妨假設：若她從此小心做人，且足夠幸運，能為光緒帶來皇子，說不定能夠母以子貴，平安度過一生。

可惜，歷史沒有給珍妃留下這樣的機會，而且珍妃的獨立思想、獨立人格，更為她的凄涼收場早就做了詮釋。

據曾在宮中給慈禧當過兩年侍從的德齡記載：光緒“聰明好學”，“通曉各類事務”，但慈禧在歸政后依舊大權獨攬、處處掣肘，根本不給光緒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不僅在重大政事當中光緒要服從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務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讓皇上擺脫慈禧的控制，比登天還難。

皇帝要真正親政，還需等待時機。

１８９５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甲午海戰中國大敗后公車上書，珍妃的老師文廷式還參與組織了“強學會”。

這些維新派認為一個國家“變則存，不變則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古代對的道理，今天不一定還適用；今天對的東西，明天也可能是錯的。

“時異久暫”，“是非遞改”。

所以，變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時又是一個開明國君的要務。

維新思想給珍妃帶來了思想上極大的震動，她從老師文廷式、丈夫光緒的言談中聽到的一些國家政事，也讓她開始為國家、民族的命運感到深深的擔憂。

而她的丈夫光緒更在維新黨人的鼓動下，燃起了重振朝綱的願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給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四人賞加四品銜，令其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

並採取“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的辦法，在盡量不得罪守舊派的基礎上實施革新。

光緒每每在下朝以後，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宮欣喜地告訴珍妃，慈禧是支持變法的。

自己關於改革的章疏，上閱後送給慈禧披閱，都得到了默許，有的上諭，甚至是以慈禧的名義頒發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幫助下推行的。

比如維新派提出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屢有爭議，最後軍機大臣要求光緒請示慈禧，慈禧明確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廢除。

珍妃猜想心高氣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聲下氣。

而且名義上已經還政於帝，只要不觸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對變革，不會加以阻攔。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維新黨人的，也是支持光緒變法的，而且由於慈禧在戊戌變法之始的開明態度，讓珍妃不再顧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慫恿，上為所動”。

她常通過志（至銳的弟弟）把宮中的一些機密消息告訴維新黨人。

但是珍妃多年來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並沒有自己丈夫這樣樂觀，因為通過過去的種種風波，她已經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氣。

對於慈禧來說，最重要的永遠是自己的權力，如果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削弱自己的權力，這個強悍的女人會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慈禧對革新的開明程度並不是像光緒所認為的那樣，她對光緒是存有戒心的。

細心的珍妃還記得，在公車上書後不久，慈禧就將自己的老師文廷式趕出了北京。

而戊戌變法一開始，慈禧就逼着光緒將自己的老師翁同“開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戰當中是主戰的，在《馬關條約》當中是反對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緒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緒最尊敬的老師，也是光緒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為等人都是他推薦的。

珍妃推測，慈禧此舉無非是希望削弱光緒的勢力，將來如果變法超過了預想，一切還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變法失敗，迎接光緒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貶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慘的命運吧。

想到這裏，珍妃不禁為丈夫和自己的命運感到深深的擔憂。

但是，光緒改革的熱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經顧不得想那麼多了。

但不幸的是，時局的發展證明珍妃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在光緒主張的變法建議中，有“興民權，設議院，立憲法”一條，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代替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但是政體一旦改變，皇家的絕對權威將不復存在。

即使光緒願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從光緒口中得知慈禧可能準備改立新君。

聞此消息，珍妃心裏萬般焦急，假如光緒被廢，她在宮中惟一的保護人都失去了，她將面對的又是怎樣的凄風冷雨。

光緒更是心中萬分焦慮，譚嗣同等雖有治國方略，卻手無兵權，萬般無奈之下，他們想到利用袁世凱的新軍來保護光緒。

康有為於是對光緒進言，天子手無寸兵，難以舉事，不如召袁世凱入京，利用他手中的軍隊逼慈禧退位……就這樣，當年的八月初，在康有為等人的授意下，光緒三次召見袁世凱，於第三次召見時賜袁世凱以密詔，表明自己準備廢黜慈禧、誅殺榮祿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