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家庭的“蔡媽”：蔡心(1)(圖)

１９９４年，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廣告人了。

剛開始，我做廣告業務員。因為是窮學生，為了省下錢來坐地鐵、請客戶，我對自己的日常消費很苛刻。記得忙完廣告業務回到學校的時候，通常已經是吃晚飯的時間了，很多同學都會在宿舍樓的門口買煎餅果子吃。當時一個煎餅果子賣一塊錢，而我卻往往捨不得買。我對自己說，等我將來有錢了，我可能會守着煎餅攤子吃個夠。在我眼裏，煎餅果子是最好吃的小吃。後來我有錢了，我並沒有真的守着煎餅攤子吃上十個八個，但我每每看到煎餅攤子，總會回憶起過去的情景。直到現在，我偶爾也會想要吃煎餅果子，我甚至提倡公司的員工吃。我覺得吃煎餅果子是件特美的事兒。

做了一段時間的廣告業務，我又開始做廣告創意，後來又做廣告片製作的副導演……就這樣，在無意間，我從廣告業又涉足到了影視圈。還是在無意間，我認識了一個人，她使我有緣接觸到了“經紀人”行業，這個人就是演員——王姬。

認識王姬以後，我又多了一份謀生的職業——經紀人。

１９９５年，國內已經有了一些音樂“經紀人”，基本上都是“穴頭”性質，而影視“經紀人”還沒有出現，更沒有固定給某一個演員做經紀人的。現在看來，那是我入行的一個階段。我和王姬沒有簽約，我也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嘗試了“經紀人”的工作，只是覺得好玩兒，順便做一做，並沒有把“經紀人”當作一個固定的職業。

大概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我掙到了自己的小小的第一桶金。我賣掉了建國門一帶的一塊路牌廣告，拿了四萬多塊錢的傭金。因為有錢了，也覺得有必要，於是我花了兩萬多塊錢買了一個“大哥大”。也是從那時起，我搬出了大學的集體宿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當年，不論是“廣告”還是“經紀”，好像工作中沒有什麼能難倒我的事情，我自我感覺還不錯。因為有錢掙，所以我的生活條件比較好。我是一個“煙民”，做窮學生的時候，只能抽兩塊錢一包的國產煙。有了收入以後，我就開始抽四塊五一包的希爾頓——抽希爾頓還是受了我乾媽李婉芬的影響，她常年抽希爾頓，也經常會給我一些，所以我也就抽上了希爾頓。直到認識王姬以後，因為她要戒煙，就把好幾條摩爾煙給了我。當時摩爾是七八塊錢一包，這讓我的所謂“消費質量”一下子上去了。好在我做事還算是比較爭氣，自己有能力買好煙，所以，從那以後我的“消費質量”就沒有下降過。

１９９７年大學畢業之後，我去香港訪友。本來只是去那兒玩，沒有想太多，但機緣又給了我在香港影視公司工作的機會。我開始跟香港的藝人打交道，為他們做經紀，把他們向國內推介。其間，我還為像鮑方、朱紅這樣的老牌藝人打理業務。這份工作讓我熟悉了香港的環境，也為我日後的創業積累了一些資源。

如果我可以長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是香港居民，我相信我現在可能還在香港，但是，命運偏偏沒有這樣安排。短短几個月之後，由於我是商務簽證，很難長期在香港居留，因此，我不得不選擇了離開。

我來到靠近香港的深圳，應聘了幾家大公司廣告主管的職位，希望能夠找到一份工作。但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我所有的自薦最終都是杳無音信、不了了之。也許是我這個二十一二歲的大學畢業生的資歷，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吧？

求職的碰壁，給了我自己做老闆的選擇。１９９７年底，我在深圳成立了彩心文化公司。“彩心”是我名字蔡心的譯音。當時有朋友開玩笑說：“你就別‘彩心’了，直接叫‘花心’得了。”

“彩心文化”是我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因為我有商務簽證，可以在內地和香港兩地行走，於是，我就利用香港的人力資源，從事廣告製作業務。公司承接了很多廣告，其中有不少是房地產項目，我請香港的導演過來拍廣告，跟香港的藝人合作做活動。我也為包括趙雅芝、翁紅在內的藝人做代理，幫他們處理一些項目。後來，趙雅芝成為我第一個正式合作經紀的藝人，也是第一個與我正式成為藝人和經紀人關係的香港藝人。算起來，從１９９７年到現在，趙雅芝跟我已經合作了將近八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