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而不慍(6)

至於我這位老師對我的教育方法，從簡道來，就是着重培養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從來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標和創造各種條件讓我自己去闖，在錯路上拉我一把。他在體質人類學這一課程上從沒有做過一次有系統的講解。他給了我幾本他自己的著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關於中國人的人體研究。並用示範的方法教會了我怎樣使用人體測量的儀器。隨着就給我一本日本人所著的關於朝鮮人的人體測量的資料，完全是素材，就是關於一個個人的人體測量各項數字，一共有５００多人。接着就要求我根據這些素材，像他所做過的分析那樣，找出朝鮮人的人體類型。怎樣找法就由我在他的著作中去捉摸。

他為我向生物學系借了一間實驗室，實驗室的門有兩個鑰匙，他一個，我一個。他就讓我獨自在實驗室工作，但是任何時間他都可以自己開門進來看我在做些什麼。我們在工作室里見面的機會並不太多。因為他這兩年主要的工作，是在編寫和刊印他的《通古斯人的心態》巨著。每天主要的時間是在他自己的書齋里埋頭工作。可是每天傍晚總要和他夫人一起繞清華園散步一周。當他經過生物館時，就可以用身邊帶着的鑰匙開門進入我的工作室。我這時大多已回宿捨去了。他正好可以獨自查閱我堆在桌上的統計紙，看到錯誤時就留下“重做”的批語。我一看到這字條，就明白一個星期的勞動又得重來了。

《朝鮮人的體質分析》交卷后，他就替我安排去駐清河的軍隊測量士兵的體質，每周兩次，由駐軍派馬隊來去接送。士兵測量結束后，在暑假裏，他又替我接洽妥當到北平監獄，測量犯人的體質。分析這兩份資料又費了我一個多學期的時間，獨自埋頭在這個工作室里打算盤和拉算尺。這又是他的主意。他只准我用這兩種工具進行計數。我問他為什麼不引進一些較先進而省時間的計算工具。他的答語一直記在我的心裏。他說：“你得準備在最艱難的條件下，還能繼續你的研究工作。”其實這又是他自己的經驗總結。他在體質人類學上的貢獻，就是靠這兩種工具做出來的。他這句話卻成了他對我一生的預囑，只是我沒有能像他一樣不自喪志地堅持研究。在１９５７年之後我浪費了足足２０年。我更覺對不住這位老師的是瑤山裡所取得的資料，在李、聞事件中遺失在昆明。我沒有及時地把這批資料分析出個結論來，以致悔恨至今。不幸的事還不止此。我的兩篇關於朝鮮人和中國人的體質分析的畢業論文，也在抗戰時期清華圖書內遷時，被日機炸沉在長江里。到現在我在體質人類學上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供後人參考的成果。史老師在我身上費的心計，竟至落了空。

我和史氏在１９３５年分手后沒有再見的機會，他給我規定下的三個學習階段，也沒有按預計完成。我１９３６年直接到倫敦跟馬氏學社會人類學了。到現在我才深刻地意識到這個跳越的階段沒有把語言學學到手，正是我一生學術研究中主要的缺陷。不聽老人言，苦果自己受。

我跟史氏學習雖只兩年，但受用卻是越老越感到深刻。我在別處已經說過，如果要追究我近１０年來城鄉發展研究中所運用的類別、模式等概念，其來源應當追溯到我埋頭在清華園生物樓里的兩年。那時不是天天在找體型類型和模式么至於我在民族學上提出的多元一體論更直接從史氏的Ｅｔｈｎｏｓ論里傳來的。前人播下的種子，能否長出草木，能否開放花朵那是後人的事。我這一生沒有做到，還有下一代。值得珍視的是這些種子，好好保留着，總有一天會桃李花滿園的。讓我把這種心情，寫在這本《滿族社會組織》的中譯本的書後，傳之後世。

１９９４年２月癸酉除夕於北京北太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