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記二(1)

我到英國去學的是人類學。在此可以談一談我怎麼會選上這一門學科的。

我在燕京大學讀的是社會學。從燕京的社會學系，進入清華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國去學人類學，雖則是我個人的一個經歷，但也反映了中國學術界這一個小小角落裏的一段歷史，這裏把它記下來或許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學之有社會學系是一個名字叫甘布爾Ｇａｍｂｌｅ的美國人創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闆，到中國來做青年會工作，在北京進行社會調查，後來和伯吉斯Ｂｕｒｇｅｓｓ合寫了一本《北京調查》的書。他進一步，想培養一批中國人能像他一樣一面做青年會工作，一面進行社會調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國所賺去的錢已不少，就拿出一筆來做這件事。拿這筆錢出來還得有個名義。於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一個叫“普林斯頓在中國”的基金，交給燕京大學，作為培養社會服務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學拿了這筆錢先辦社會服務系，後來改稱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系，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添設經濟學系，政治學系和法律學系，合成為法學院。

這一段歷史說明燕京的社會學是從青年會工作和社會調查這兩個底子上建立起來的。它是從美國傳入的，培養目標是社會服務的人才。這一套字眼在美國人聽來很容易懂，因為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部分，但是對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活的人，這些字眼的含義不加以註解也就不會明白。青年會工作是“社會服務”的一種，它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電影院、浴室、彈子房、運動場、業餘補習學校，一直到旅館的綜合體。青年會是基督教主辦的，所以是教會工作的一部分。它實際的作用就是通過滿足一些市民社會生活上的需要來進行基督教的宣傳，也就是從生活服務入手來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傳教工作。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尤其是在美國，這一類的社會服務特別發達，那是因為在資本家殘酷剝削下勞動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所謂“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讓它發展下去，就會充分暴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激起勞動人民的覺悟和反抗。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剝削階級拿出一些錢來，針對這些“問題”加以“救濟”和彌補。要進行這項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會情況，發現“社會問題”，這叫做社會調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發放救濟款，去做“思想工作”，去辦理兒童教養所等等，這叫做社會工作。燕京大學最初傳入的“社會學”，就是這些名堂。

我是１９３０年從蘇州的東吳大學轉學到燕京社會學系的。當我挑選這個學系時，並不明白社會學是什麼東西，我當時抱着了解中國社會的願望投入了這個學系。我在東吳時讀的是醫預科，為了鼓動反對校醫打人的一次風潮而受到學校當局要我轉學的暗示，離開蘇州的。當時正是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之後，南北軍閥混戰的時期，在文化戰線上正在熱烈展開社會史的論戰。這許多刺激使我拋棄了當醫生的想法，決心要研究一下中國社會。所以到了燕京，註冊進了社會學系。

我這個願望並不是個別的、特殊的，在當時的形勢下具有這種願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許多青年接受黨的領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樣的人，還不能接受馬列主義，又被白色恐怖所嚇倒，要求另外尋求一個出路。所以在這時燕京社會學系冒出一種發展理論社會學的要求，現在看來也並不是偶然的。所謂理論社會學者是和上面所說的那種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的實用社會學相對而言的，實際上指的是那一套進行社會改良的理論。

回想起社會學在西洋的歷史也一直有這兩個方面，例如１９世紀５０年代寫過《社會學原理》和《社會學的研究》即嚴復所譯《群學肄言》的英國的斯賓塞就是這種所謂理論社會學的祖師之一。他想盡各種理由來證明社會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全都不及它的優越。這樣就在思想戰線上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但是資本主義的好景不長，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嚴重，百孔千瘡，昭昭在人耳目。為了要緩和階級矛盾，麻痹無產階級的意識，不能不對所謂“社會問題”進行“社會調查”。以英國來說，１９世紀末年就有蒲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ｏｔｈ對倫敦工人生活進行過規模相當大的調查。這一類社會調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並加以解釋，一方面為資本主義的社會設計“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會理論”，后一方面就形成“社會工作”，譬如說，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出現了所謂貧窮問題，一些理論家就出面來說工人階級貧窮並不是出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而是出於孩子生得太多，話當然要說得更複雜些，但當時的“人口論”骨子裏就是這句話。這就算是社會理論。另一方面也就採取了許多所謂“最低工資”、“人口節制”、“貧窮救濟”等等具體措施來減少工人們“鋌而走險”鬧革命的危險。這就是社會工作。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一部分不滿足於社會工作的師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論”的願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不合中國情況；怎麼辦呢於是想從“社會調查”入手。但是當時又認為甘布爾、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縣這類“社會調查”太膚淺，解決不了問題，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卻找到了人類學這個冷門，提出了所謂“社區研究”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