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講述“十年”編輯部故事(5)

：去年閆琦約我寫這本書的稿子的時候，我覺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聯生活周刊的事兒回顧了一下。為了寫這個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記翻出來，發現這裏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兒，我又挑了七篇日記，稍微刪了刪，改了改。現任主編朱偉非常感謝前面的主編和記者。作為我，我倒是感謝後來的主編、後來的記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我的個人履歷表填這一條肯定是無效信息，很多在三聯生活周刊工作過的人也更感謝後來的記者、編輯，尤其是主編。

“十年”這本書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覺這本書里的觀點都比較有意思。我談談印象比較深的。很多人為這本書寫稿會有顧慮，有些話可以說，有些話不說，在這本書里朱先生寫得最直率。朱偉先生這一篇最有歷史感，記錄了三聯生活周刊第五期整個出版過程。再就是王鋒，王鋒這一篇充滿激情。苗煒把他到三聯生活周刊工作后的一次暗戀聯繫在一起，非常有意思。這本書已經在書店賣，周圍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對很多剛剛走出學校、想要到媒體工作的人有一些參考意義。作為一份職業，尤其當這個職業跟自己的夢想有關的時候，我想會有很多的啟發。

王鋒：我十年前怕講話，現在還是怕講話。我感覺很焦灼，十年前我剛剛20幾歲，楊浪他們40幾歲，我特別希望成為他們。十年後，又看到新一撥的編輯，我又很渴望成為他們這樣的人，總是不安定。這本書中說十年前的記者怎麼樣怎麼樣，我覺得不對，不管是知識儲備、學識修養，現在這一代遠遠在我們之上。

朱偉：我這兒有一張珍貴的照片，三聯生活周刊當初在衚衕的一張合影，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那時候剛辦沒有幾年。剛才王鋒已經說到懷舊的層面，回過頭看三聯生活周刊，雖然說很辛苦，但是應該說還是歡樂的時候多。下面請胡泳發言，他最早從《中國日報》到三聯生活周刊。

胡泳：這本書我拿到以後仔細看了，因為是一些個人的經歷，我覺得很親切。而且這本書有一個很大的好處，生活周刊十年了，十年太長，中間的波折非常多，以至於沒有人能夠從前到后把事情說清。這本書把三聯生活周刊的前前後後記錄得比較全，這是最大的好處。與此同時，我個人覺得這本書還不夠過癮，當時編輯說不要宏大敘事，或者是個性化的寫作，這樣會使這本書出現斷面的東西。因此對於一些有意思的東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東西，比如董總、方向明、楊浪的事情，比如社會資本當初怎麼運營，中間我們曾經長久的在新聞報道和文化領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關鍵的東西，這本書沒有反映。如果作為案例研究的話，這本書的史料性是有問題的。由於有斷面，造成這本書還有一個問題，我個人覺得它的女性氣質過強，這本書的廣告語是“一本雜誌和他所倡導的生活”，這是朱偉的一大貢獻，但是造成了這本書在性別上有點問題。

編者不想宏大敘事，但是我個人覺得十年總歸是要總結一點東西。我個人簡單的感覺，生活周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幫人的成功，最大的特點還是它是說了一個事，有事才能成功，這個事可能要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況看。生活周刊的成功在於它完成了一個從文化的年代到媒體年代的轉型，其實最典型的體現就是朱偉，因為他本身是寫小說、編小說，然後在80年代後期他寫了“小說一撇”，小說在80年代是一個話題。苗煒寫北京反思，當中有一句話“70年代的時候小說已經淪陷，媒體傳媒會有視覺的影響，造成小說的淪陷”，文學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偉這個人造成三聯生活周刊大的轉型。原來我們在一個衚衕，這個衚衕給我們很多人回憶，他比喻成胎記，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聯走進禁錮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錮很難，是一種脫胎換骨，是一種很大的成功，當然也在於董總的堅守。

我覺得再有十年，也許比前面十年還難，因為再上一個台階，這個台階上起來會更難，因為你遇到的東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樣。十年前，生活周刊的起步遇到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電視，電視在93年以東方時空為代表，很厲害，另外一個是全國性的報紙，比如南方周末，但是再過十年，生活周刊面對的問題必須要有國際的考量，要有資本、品牌的考量。同時遇到一個新媒介的挑戰，就是網絡，可能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當初三聯的領導層有一個遠見，他們倡導做雜誌，雜誌的利潤現在超過了三聯書的利潤，證明了領導的遠見。我想再下面十年，我們的領導有沒有未雨綢繆的新的遠見，能夠造成下一個新的增長點。

最後，走出禁錮以後遇到的是兩個P，一個P是宣傳，一個P是利潤，宣傳和利潤的問題是現在中國所有媒體都遇到的一個嚴峻的矛盾。朱偉剛才說很多編輯要撤稿，這造成現在媒體在夾縫中生存，一個要說得好，同時還要會說，這就造成了現在媒體的怪招很多，這可能是生活周刊今後面對的更大的問題。

朱偉：三聯生活周刊在變周刊之前文化性比較強，三聯生活周刊的新聞性跟兩個人的努力分不開，一個是高昱，另外一個是李鴻谷。高昱在李鴻谷之前為三聯生活周刊在半月刊時期的新聞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高昱：我是三聯培養的，胡游他們都是原來自己形成一個比較系統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體系，我是畢業之後直接分到三聯生活周刊工作，所以說對於三聯的變化，或者說從人文拓展，這方面接觸比較多一些。

三聯的過去多麼艱苦，我寫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筆經濟帳。以前三聯的艱苦和現在三聯的成功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對比，實際這也為後來三聯生活周刊的組織帶來一個比較大的壓力，比我們當年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地現摸索要更難一些。雙重空間化，面對商業和政治雙重的壓力，對於中國的傳媒來說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中國的傳媒，像三聯生活周刊這樣一個具有品牌榜樣地位的刊物怎麼樣生存？以什麼樣的面貌繼續發展壯大？這可能是我們在座其它媒體都在不斷學習、觀察、探索的。

現在的三聯有非常大的壓力，之前我們最早一批創辦三聯的給現在三聯的壓力，另外一個是社會形態給三聯的壓力。現在我們雖然不在三聯生活周刊，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三聯能夠給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給所有其它媒體做出一個榜樣。三聯書店主要在於對知識和思想的傳承，最根本的是一種責任感，作為一種社會風氣，三聯生活周刊怎麼樣實施？怎麼樣看待社會現實，以及從社會現實中尋找一些具有趨勢性、時代性的方向？這個工作早期我們做得比較多，因為一開始是比較文化性的，從走出禁錮之後，大家更多的是怎麼樣承載商業成功？一本雜誌要辦成功，吸引更多的讀者，產生更大的市場效益，只有這樣才能影響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為一個離開三聯生活周刊的人，還是希望十年之後能夠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給整個傳媒界提供的榜樣作用，就是在獲得商業成功的同時要告訴大家向整個社會提供更多知識的傳承和價值觀的影響。三聯生活周刊現在的讀者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群落，但是現在雜誌甚至包括傳媒價值觀的分化比較激烈，當然本身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都比較厲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這可能跟我們當年強調中立性或者是孤島已經發生一些變化，報紙可以強調中立，雜誌很難說是中立，更多應該代表價值觀的取向。三聯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又分哪些種？怎麼樣從一個具有知識分子傳承的本質上尋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價值觀傳遞方法？我覺得這可能是現在當前比較重要的需要討論的。中產階級很多時候比較容易陷入個人主義，這可能是小資產階級本身的一個弱點。三聯生活周刊不僅僅應該代表一部分人的觀點，更多的應該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開闊一些。當然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比如雙重空間和的問題，但是不應該害怕這些問題。像當年我們從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國大概是什麼形態一樣，是不是應該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開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開放性的實驗、嘗試？現在三聯生活周刊本身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認可度，我們的文章，科技類的文章、社會類的文章、文化類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響，應該跟社會主要的問題、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剛才講世界品牌的問題，我們應該往什麼方向走？我自己有一個想法，雖然我們現在條件比較困難，或者說我們現在還會有很多敏感問題，但是一些大的題材、一些大的問題我們還是要關注，千萬不要把雜誌做得輕、薄，做得輕飄飄。作為一個大刊的基本價值非常重要。當時我們採訪李錚的問題給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聞出版署來調查我們，我就問這個事跟誰採訪的，事實對不對？採訪的對象對，事實對，別怕，我頂着。作為一個世界品牌，作為一個大刊，有一定的價值觀，有社會的正義，這方面我們的東西不能丟掉，我們不能變得輕飄飄，當然現在不是這樣。剛才大家說的我很有體會，當然我們領導要擔一點責任，有些東西實在不能發我們也不能頂着干。但是好多東西，包括改革開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實就是頂着走過來的，如果當時不頂着風險，我們就沒有今天。當時我們一分錢都沒有，我從香港回來的時候根本沒錢，我們怎麼做一個周刊？當時這種經營方式本身就頂着雷子，那時候天天挨批評，也不理他，反正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們沒有一分錢進腰包，大家做一個正義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頂一下。當然朱偉會很難，但是我覺得像李錚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該頂的也就頂過去了。如果一個大刊沒有這種大的新聞，沒有這種大的事情，我們會很難。我這個人是不大守規矩，大原則的東西我也知道，實在不讓做我也不做。但是記者的視點應該很清楚，我們關注什麼問題應該很清楚。甚至這些東西雖然不能做，我們檔案還要留下來，我們做過這些東西，這不會讓記者從一些重大問題上走到一些細小問題，迎合一些中產階級的小趣味，不能這麼走。

朱偉：李錚那一期，我們董總作為社領導幫我們頂住很大的壓力。李錚之後我們做過一次河北貪官網，上面也關注，我記得當時專門打一個電話，叫我們到河北去，我們和潘總、李鴻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歷史上確實充滿了磕磕碰碰，我們會儘力做，只能這樣說。生活周刊做到今天，無論是我們的前輩，還是我們這一代，一直沒有忘記自己應該做的和自己的使命。這個雜誌做的過程就是這樣磕磕碰碰過來的，今後還是要這樣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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