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期望時代大刊(1)
董秀玉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對;197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任編輯;1978年下半年參與《讀書》籌備,1979年任《讀書》編輯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1993年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創刊號上,我寫過一則"編者手記":
"在韜奮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裏推出的這本《三聯生活周刊》,是創刊,也是復刊。
"六十八年前韜奮先生創辦並主持的《生活》周刊,與生活歷史共鳴,積極反映了時代潮流和社會變遷,竭誠服務於千萬讀者,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復刊。堅持這個方向,是我們的宗旨。
"今天,我們正處於世紀之交的大時代中,這是我們的幸運。如何從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這個時代,反映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新課題,提供人們嶄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資訊,當是我們最需努力的關鍵。韜奮同志從來主張,特殊時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糧食。這就需要創新,要前進。《三聯生活周刊》的創刊,就是我們的再出發。
"在這歷史的承傳和時代的創新面前,我們惶惶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希望作為一個共同的事業,一起來辦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這基本反映了我們的辦刊思想,是當時窮得叮叮噹噹、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壯志。
當時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賬無餘款。但我們分析市場,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周刊形態已是發展的必需,而當時除了《瞭望》,並無其他現代性很強的文化性新聞性周刊;分析我們自已,我們有最佳的品牌優勢,有老同志的支持,有當時社委會的一致意見,更有學術文化界朋友們的實際支援,在資金方面也有爭取外援的可能;再則,從三聯的發展戰略說,這也是衝破三聯困境的關鍵一大步。我們只能,也必須義無反顧地衝上去。
決心好下,但執行過程之艱難曲折卻難以想像。創刊、堅守和正式轉為周刊是三個關鍵時期。
創刊階段,在錢鋼帶領下大腕雲集,創意無窮。從1993年3月批准刊號,錢鋼進入,到1994年3月遷入凈土衚衕前,在當時三聯窩居的大磨坊樓上的平台房裏,日夜燈火通明、熱火朝天。制訂規劃、招聘記者、職業培訓、"空轉"試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憶的日子。
雖然這以後由於資金中斷等種種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這一年的工作明確了辦刊思想、搭好了架構、鍛煉了隊伍、熟悉了出刊的各個環節,不少欄目不但十年來仍在沿用,連外刊都在借鑒。尤其在媒體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從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這是一個情況多變的守護期。這期間試過幾位主編,換過兩茬投資者。真正做了實際工作的是楊浪。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不講代價地接下了重任,編了一期試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後亦終因資金問題而休刊。
三聯書店的文化精神從來是開放的、包容的,也堅持用人必須不疑,刊物必須是主編負責制。在方針確定以後,總編只管提供平台,解決困難,協調關係和終審稿件。主編應該有最大的自主空間。也因此,我們才有這樣的幸運,能聚集那麼多的師友、同志來和我們一起創編這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個大錯:從一開始就主觀地想請兩個主編合作,一個新聞專長,為主編;一個文化專長,為副主編。結果組合了幾次都完全失敗,也傷害了個別主編,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內疚。
分出經營的這一塊,與社會資金合作。生活周刊應該是做得相當早的。當時一方面自己沒錢,同時也想嘗試用廣告來養刊物。我在香港時就調查了很多刊物,都是這種模式,我以為這是值得嘗試、對周刊一定會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廣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內容。編一本三聯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點,這一點,絲毫也不可動搖。
經營模式的改變,資金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功能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變化,在原則的基礎上我們為自己爭得了一點自由,這對周刊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當然,投資方的情況也很不一樣。第一任投資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顆粒無收,我覺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資方撤走則是因觀念不合,在內容上我們不肯讓其干預。第三任則是他們本身的資金出了問題。而每一次的問題又都牽涉到編輯隊伍的穩定,因此這條路真是走得十分艱難。楊浪走後幾個月,一次在機場遇見,他過來招呼,說:"前幾天我媽還在問:你們老董還在堅持着哪?!"我們大笑。
可是過後想想,心裏也有點不好受。為辦這個周刊,我們頭上頂着雷子,因為社會資本參與經營的政策還不清晰;資本未有回報,心裏也覺歉然;平台不夠穩定,更有負主編和年輕的編輯記者;在社裏,由於周刊是體制外的經營方式,工資待遇等與社內不同,也必須向員工解釋、做好工作;對社委會,為了不混淆兩種體制的經濟關係,也為了節省每一分錢花在周刊建設上,不但我自己,而且連社裏,都不許花周刊的一分錢。所以當時就有人問我:既然各方面都沒好處,你還幹什麼?我苦笑,可是心裏總存着期許:或許再咬咬牙,過了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還做着印鈔機的夢,我告訴他們:"是的,好的周刊就應當是印鈔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