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與俠客(圖)

綠林起義將流氓與俠客聯繫起來，似乎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其實，流氓雖然是社會下層中反社會的不法之徒，但其中的一些人，也有時不乏存仁義之心和善良之念。這些人有時也作出一些行俠仗義的事，這時他們與人所敬仰的俠客其實並無根本區別，而且往往令人分不出其所為是“流氓”還是“俠客”。他們偷富不偷貧，偷官不偷民，對江湖中的窮哥兒們和貧困人家樂善好施等等也有時被人們所稱頌。在我國，俠客之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留有好的印象，成為江湖道義的推崇者，原因就在於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寄託着中國老百姓對自由與正義的追求和渴望！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愛打抱不平、見義勇為，武藝出眾，甘願自我犧牲。也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單獨為遊俠和刺客著有列傳，對他們的人格和行為給予歌頌和讚揚;唐朝宰相李裕專門寫下了稱讚俠客義舉的《豪俠論》;著名詩人李白也以飽蘸濃墨的巨筆，譜寫了熱情浪漫、意興豪宕的五言長詩《俠客行》;唐宋以後，以江湖俠義之士們的事迹為題材的傳奇作品和武俠小說更是汗牛充棟，在民間廣為流傳。與俠客相聯繫、相對應的江湖人物則是“義盜”。他們以非法的手段幹着仗義的事情，這些人又可稱之為“俠盜”。在他們慣有的殘暴粗豪中，常常流動着一股俠氣。這股俠氣不僅是其作惡時用來遮掩不良行徑的煙霧，更是其平衡內在不安心理、撫慰天理良心的精神支柱。他們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平民百姓樂於見到的英雄特質，成為民眾藐視官法、不滿現實的一個現實偶像。然而，這些行俠仗義的英雄，有時卻幹着“流氓”的勾當，如果僅從他們的行為而言，很難說與俠客有何種聯繫。但從其行為的深層意義去探究，則會發現其行俠的背後，深藏流氓的本性。如明代的秦淮健兒，“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確也不乏英勇正義之舉，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然而他很快又墮落為地地道道的流氓，酒酣鬥毆，至人於死；丙夜盜牛，兇狠無恥(李漁：《秦淮健兒傳》)。另據《漢書》卷七七《何並傳》載：“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所謂“輕俠”，即指俠義、流氓參半者；所謂“漁食”，據顏師古註解:“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魏書》卷二五《長孫道生傳》載：“(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乃免。”趙季、李款、長孫稚雖稱俠客，然而他們所作所為和流氓沒有什麼根本不同。漢朝時的魯人朱家，素以俠義著稱，收養接濟各路江湖豪傑達千餘人，其所結交者，其中也不乏流氓。這種情況可看作是流氓與俠客互為表裏的一種例子。“俠客”與“流氓”之間有時難以作出明確區分，這主要是因為，對二者的評判標準難以確定。在封建社會，不同地位和不同群體的人，對於“俠”和“盜”的判斷是完全不同的。被封建統治階級誣為“盜賊”的人，在貧苦百姓眼中，卻是勇敢無畏的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