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對民間文化生活的影響(1)

流氓文化與社會下層的俗文化具有一定親和性，因此流氓分子和流氓團伙勢力對基層社會民間文化的參與是很自然的事。

如在宋代，流氓即把持地方祭祀，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在福建漳州府，自大的城邑到小的村墟，廟宇林立，鬼神稱號眾多。各廟常有迎神之禮，因此每月都有迎神之會。這種神會，均由一些無賴把持，他們靠此覓錢度日。每年到了春初，當地就開始措辦迎神財物。有時裝扮成土偶，號稱“舍人”，群呵隊從，撞入別人家裏，迫脅勒索，多者索錢十千，少者也不下一千。有時裝成土偶，號稱“急腳”，立於通衢大道，攔街要錢，遇到擔夫販婦，就拖拽攘奪，猶如白晝行劫一般，無一遺漏；有時刊印錢小榜，隨門追取錢財，“嚴於官租”，即使是家無男丁的寡婦，也不能逃過。所有這些神會，其發起者都是游手無賴，他們藉此“括掠錢物，憑藉使用”。當然，為了使各處神會順利進行，而老百姓也願意出錢相助，他們又聘請鄉里的尊長為“簽都勸緣之銜”，還讓學室成員為“勸道”，甚至還讓豪胥猾吏為“公幹”。一旦募集到錢物，這些無賴流氓就會花費無度，隨意浪蕩。

宋后的明代，在民間的各種文化生活中都有流氓無賴的蹤影。在明代，大凡僧寺觀庵院，如果要在當地立足與邪勢相安無事，首先是必得一兩個有勢力的富戶作護法。其次是“常把些食銀足這些地方的破落戶”，否則，這類活動難以辦成，亦就不得安穩。此外，地方的各種廟會與香會，本來都是民間百姓以神悅人的活動，卻也多為流氓把持。

民間節日慶典是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間社會生活互動的重要文化因素，流氓與此的關係在明代就很深。每至慶典，他們就極為活躍，而且還舉行了紋身刺青的儀式。據載，每至五月端午，社會閑業流竄人等把這一大的日子刺在胳膊上，並加一些鳥獸怪形。京城北京崇信佛教，一批無賴手裏持神像，將其掛在人家的門上，敲鼓唱歌，假裝神仙的樣子一邊跳舞，一邊要求錢財，一旦得以滿足，就轉到另外的地方，這樣一次一次，終日不停。

在閩地福州，當地崇尚媽祖，每年舉辦迎春社會，有不務正業之徒就趁機混飯吃。到了這個時候，惡少趁社戲開演之際，裝神弄鬼，強取軟索，連當地耆老、族長也不能奈何。在福州還有祈拜土神五帝之習俗，居民紛紛捐錢財，以設聚會之所在，在這些活動中，一些游手之徒，裝紅戴綠，扮成鬼怪模樣，沿街胡鬧，並趁機沾些手腳便宜。

清代的情況與明代相似，流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於是好出頭攬事，參與一些文化活動，既是藉此散心，也好靠它賺錢度日。而流氓的這種參與，反過來又造成地方風俗的敗壞。

如天津的混混兒，經常舉辦賽會。在神道設教下的舊時代，各大廟內普遍盛行賽會迎神，招待那些善男信女前去燒香。按規定的日期出會，叫做出巡。其中以天后宮的皇會、城隍廟的鬼會為最盛，更有許多小型的會如中幅、挎鼓、重閣、鶴齡、吹會之類參加，所有這些賽會，大多由混混兒這批人做會頭以及承辦。

其次，清代流氓不僅組織地方性的文化活動，而且自己積极參与其間，成為一些藝術團體的班主或成員。一些民間的戲劇舞蹈等，很符合流氓的審美趣味，也是他們消閑的極好活動。清代流氓參與的戲劇舞蹈與遊藝，大致有以下三種：

土梆戲。此戲是開封人相沿的戲種。土梆戲的節目大致為一些公子遭難、小姐招親、征戰。賽寶等事。其中的道白與唱詞，也全都採用土語，而略微加入一些靡靡之尾音。一些游手無賴之徒，只要略習其聲，就可以搭班演唱，“以供鄉間迎神賽會之傳演”。演出三日，收費不過錢十餘千文。

秧歌。秧歌一名鸚哥戲，南北方都有。“詞其鄙俚，備極淫褻，一唱百和，無絲竹金鼓之節”。早在康熙年間，演秧歌的“婦人惰民婆”，與那些“不肖之徒”即流氓就淵源頗深。如史載：“不肖之徒，將唱秧歌婦人惰民婆接去飲酒，賭錢生事”。光緒二十七年(1901)，慈格西巡反京，已顯衰老倦疲，只求旦夕之安。當時的寵監李蓮英窺知慈禧本意，“思所以娛之，於觀劇外，輒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果然，慈禧看后大悅，尤其喜歡秧歌，“纏頭之賞，輒費千金”。秧歌風靡一時。於是，近郊地區的一些無賴遊民，就專習秧歌，爭奇鬥豔，“冀以傳播禁中，得備傳召，出入大內，藉勢招搖”。

太平鼓。太平鼓戲主要流傳於北京一帶，“鐵條為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碗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者”。當時，專有一群不逞無賴之徒，在市井之上擊太平鼓，“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哄鬧聲，耳為之震”。道光年間，這些無賴之徒結為“太平鼓會”，以太平鼓為名，所從事的卻是搶擄婦女的流氓活動。太平鼓會會眾中聚集了百數十人，每人着大羊皮袍，在路上遇到秀色婦女，就一起以皮袍圍起來，以袍裹住其人身體，快跑而去。如果婦女大聲號哭呼救，這些無賴就眾鼓齊鳴，使街上人無一能聽到救喊聲。因此遠近婦女失去不少，到了晚上，這些無賴“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