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金融界

流氓向“白色行業”進軍，開始從事正式的經濟事業，是幫會史和流氓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它同清末民初幫會流氓從地下秘密狀態變為公開半公開的活動一樣，在幫會發展史上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1929年，杜月笙的中匯銀行開張，是幫會流氓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以此為標誌，幫會勢力的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之中。

在這場歷史性進軍過程中，杜月笙無疑是幫會的頭號功臣。但事情的始肇卻非常簡單。杜月笙的朋友，上海金融巨頭之一的錢新之建議杜向金融工商界投資，杜覺得很有道理，便找他的智囊蘇嘉善、田鴻年商量，這兩人也主張開一家銀行。當時上海除了英國的滙豐，美國的花旗，法國的江理，日本的正金銀行外，還有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後來又有中國和交通銀行)以及屬於民族資本的“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和數百家小銀行。金融界稱得上龍盤虎踞，強手如林，一家新銀行很難站住腳。杜月笙手中有三鑫公司的龐大資金和利潤，有賭枱的大量收入，以這些資金開一家銀行可說不成問題。但杜月笙並不打算掏自己的錢辦銀行，他還有更巧妙的辦法。當年銀行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要求各家銀行在新銀行成立開業之日去存一筆錢，號稱“堆花”，利用這條陋規，杜月笙大做文章。試想那些銀行一見杜月笙大名，誰敢不來“堆花”？大多數人顧慮今後有個三長兩短，還須請杜出面擺平，今日不孝敬，日後怎求人？大英銀行買辦徐懋堂的父親徐慶雲死後留下2000多萬元遺產，徐想獨佔，但徐慶雲的小老婆想對分，結果杜月笙出面調解，給她50萬便擺平了此事。像徐懋堂這樣欠了杜月笙人情以及今後可能欠杜人情的為數實在不少，這是一。其二是杜月笙有通天道路，他的銀行一經成立就有權向中央銀行領用鈔票，並得到相應的補貼。

杜月笙的中匯銀行1929年開張。徐懋堂的投資額超過杜月笙表示願出而實際從未投入的“乾股”。另一豪富通江信託銀行經理朱如山有大量資金入內。連法國駐滬總領事滿格林也將他歷年搜括所得存入“中匯”。“中匯”不費一文錢，竟成了一家資金雄厚、信譽良好、贏利頗多的著名銀行。1934年，杜月笙又用“中匯”資金156萬元興建銀行大廈。這樣，杜月笙不僅打入了金融界，還真的站穩了腳跟。

“中匯”建立之初，杜月笙很注意在金融界尋找同情者，建立同盟軍。1931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遭到擠兌風潮，情急之下銀行老闆陳光甫鎮江同鄉楊官北出面請杜月笙幫忙。杜月笙一口答應，立即向工商界人士打招呼，動員手下湊款200萬元支持商業儲蓄銀行，杜月笙本人親自攜帶100萬現款當眾存入銀行，擠兌風潮於是漸漸平息。陳光甫感激不盡，後來以“堆花”方式，將50萬兩白銀無息貸給中匯銀行使用一年。

宋子文系的唐壽民所開國華銀行存有十九路軍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收到的各屆巨額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參加了反蔣的“福建事變”，國華銀行因此遭到上海銀行界一些人的攻擊。他們鼓吹制裁國華，意圖一舉將國華摧垮。為此甚至專門在某次“群眾集會”上，通過了沒收國華資本，勒令停止整頓的所謂“民眾決議”。唐壽民慌了手腳，急忙通過錢新之向杜月笙通融，杜月笙又通過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醒亞、《新聞報》編輯唐世晶和陸京士出面活動，將對國華銀行不利的“民眾決議”中的關鍵條款在見報前的最後一刻從版面上抽掉，圍繞國華銀行的風波即很快平息下來。

為了奪取銀行界更高的地位，杜月笙投靠官僚資本，並積極充當打手，立下了汗馬功勞，換來的是步步高升。1935年11月，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規定今後只有國民黨政府開設的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次年2月增加中國農民銀行，共四家銀行)才有權發行“法定貨幣”(俗稱“法幣”)，其他銀行發行的貨幣應該逐步停止使用，以“法幣”贖回。為防止上海的各大銀行趁機興風作浪，國民黨政府事先調查了上海各大銀行的情況，準備集中打擊同北洋軍閥關係密切的傅筱庵掌管的中國通商銀行。屆時，中央、中國和交通三行將事先秘密搜集到的中國通商銀行紙幣集中到該行擠兌。傅當時正將流動資金投入建造耗資1000萬元的中國通商大廈中，無法兌現三行手中紙幣。傅又拒絕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加入官股，改組董事會，改造董事長的要求，逃往大連。事情弄到這一步，出乎當局意外。萬一傅筱庵真的甩手不幹，這個爛攤子倒也不好收拾。於是國民黨當局讓杜月笙出面請傅筱庵回到上海清理賬目，傅不敢不從。過後不久，國民黨當局又指定杜月笙擔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和官方代表。由於幫凶有功，杜月笙被吸收為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董事，不久又當上了上海市銀行公會理事和浦東、國信兩家銀行的董事長，成為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