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第三部分(54)

一家人面面相覷，王煥德說：“沒聽他說呀。”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或者說感覺到他的右手有什麼毛病？”

沉悶了好一會兒，梅英第一個想起什麼來，說道：“那天他吃晚飯，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還說他越活越小來着嗎？”

“用哪只手拿匙，右手，還是左手？”

“哎喲，這可記不清了。”

淑萍一直靜靜地思索，突然，眼睛閃了一下，“對對，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兩天說過他手痛，對我說過的！我問他怎麼了，是不是以前得過什麼病，他又老不愛說，我還說他來着，這又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幹嗎不好意思呢。對了，那天我還勸他別去值班了，和別人換一換，他不聽，說是大星期六的，跟別人換班不合適，他這人就這麼認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馬三耀臉上探詢着，這時才插空進來問了一句：

“衛東……沒什麼問題吧？”

馬三耀沒有回答他，自顧在屋裏踱了兩步，站定，問道：“他的東西，我們可以看看嗎？”

“可以，當然可以。”王煥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當即說。

馬三耀先看了那個小書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衛東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屜。一邊看，一邊問一些杜衛東日常的起居習慣和死前的言行之類，最後他從床腿的里側順手拾起一隻白色的帆布包，問道：

“這也是他的？還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兒的工具兜。”淑萍說。

馬三耀扒着兜子往裏看了看，伸手進去，嘩啦嘩啦一陣鐵器撞擊的聲響，他從裏面拿出一個小本子來，粗略地翻看着。

“寫的什麼？”周志明問。

“沒什麼，凈是些傢具圖樣，哎，這兒還夾着張紙……好像是封信。”

馬三耀從小本子裏抖出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來，展開來看了一遍，向淑萍問道：“誰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搖搖頭，馬三耀又遞給志明，“不知道誰的信啊，我看是個草稿，勾得亂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寫的，他寫不出這種水平的字來，我知道。”

周志明接過那張紙，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視覺猛地擊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這一擊之下怦然竄到腦門上來了，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們全力以赴在搜尋的信！

馮漢章先生台鑒：

你寄來的錢……

他的手抖起來，全身抖起來，不知是興奮、是狂喜，還是恐懼、是驚駭！

他認識這筆跡，這潦草卻未加偽裝的筆跡！

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書包，走進寧靜的閱覽室。行將西落的太陽，在這間軒敞的大房間裏灑下一片燦爛的金暉，明亮堂皇的視覺效果和暖融融的書卷的香氣，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寬展了一些。

她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盡量舒適地坐下來。這幾天，來這兒看書的學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運而奔走活動。她要不是中午剛從王副校長那裏得到了可靠的內部消息，又何嘗能夠如此安逸地來這裏看書呢？

還有幾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佈去分校的學生名單，最近一段時間，無論是在教室、宿舍還是在操場、食堂，這件事都作為中心話題被人們用各種猜測、判斷和展望翻來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幾乎每個人都面臨著被——用某些同學的話說——發配“遠惡軍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個黨團員聯名向校黨委遞了公開信，主動要求去分校草創，隨後，西語系立即有人起而響應，而在他們法律系，卻還沒有湧現出這類拔萃人物。當她在食堂門口看到那封赫然貼在牆上的公開信時，胸口也曾盪過一股熱流，對於這些自告奮勇的同學，她從心裏是敬佩的，因為這畢竟不是假好漢的一時狂熱，而是對自己終身前途的一個小小的選擇，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個！”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與那十八勇士為伍做伴去。然而卻實在沒有這個勇氣，她要是真那麼幹了，也許才真是屬於一時狂熱呢。她想好了，聽天由命吧，讓她去，她就去，讓她留，她也不那麼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響應黨的號召似的。

於是在昨天全班的大會上，她只是和大多數同學一樣，謹慎而簡短地表了一個願意服從組織分配的態。等散了會，立即有人對她說：“你還怕什麼？你有你老頭兒……”雖然是熟人玩笑，但說得這麼直白，頗有些讓人下不來台，她當即就惱羞成怒地搶白了一句：“你可以監督呀，我要是托家裏走了後門，你告到紀委去，叫我退學都行。”

王副校長在今天中午透給她的消息中，特別提到了《南大學報》已經內定由她擔任法律組的學生編輯一事，顯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於這一緣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來，這樣見了誰都可以說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無愧的。

陽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鍍了一層柔和的金色，使人賞心悅目。《學報》怎麼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為盧援朝案件的勝訴，使她小小地轟動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棄人治，實行法治”的文章，《學報》取其鮮明，是準備刊用的。這兩件事似乎和眼前這片金色的陽光一樣，預示着自己在事業上的未來。比起大多數同學來，她應該算一個早發的幸運兒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將第一次被鉛字刊出，她心裏便蕩漾起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