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一個總編輯與他的品牌
張建星１９８３年開始當記者，用１７年時間成為《天津日報》的社長、總編輯，又用四五年時間做成十報兩刊轟轟烈烈的報業集團。我與張建星在情趣上的接近，一個很大原因是他也喜歡孫犁。孫犁先生在《天津日報》當副刊編輯３０年，２００２年８９歲去世時候，天津日報報業集團三份日報連續七天以超過１００個版的陣容向他表示致敬的態度令我感動。我到天津，張建星見我的第一件事是拉我看大樓前立着的孫犁像，順他指示方向，整個樓好像就成為孫老先生身軀的延展。巧的是，塑像后正刻着我最喜歡的《荷花澱》裏的那一段文字：“她像坐在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一層薄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柔柔而無一點裝飾，琢磨着又是那等精緻細密，一個革命作家，文字卻淺淡到像是自然洇在紙上的水漬。所謂冷淡清虛最難做，賈平凹因此評介他：“沒有任何病疾的自在，難尋技巧，也無法看到才華橫溢處。”怎樣的姿態都不需要，也都不屑於，真所謂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我遺憾的是沒有見過孫犁先生。在《人民文學》十年，編輯部里無論是誰，只要一說起他，真正無不肅然起敬。那時孫老先生時不時就有芸齋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這“芸”的意味最起碼有遞進的三層：先是芸香，香草一種，也就是俗話說的“七里香”。周邦彥有詞，“亂花過，隔院芸香，滿地狼藉”。古人說這香能驅蟲護字，芸閣自然也就是書房。其二，詩經中有“苕之華，芸其黃矣”。“苕”也是凌霄花，“黃”可體會為“盛”也可體會為“衰”。再其次，“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萬物芸芸，化為塵埃矣”。也就是孫老先生，能這樣極致地使用這樣一個“芸”字。
張建星給我看他珍藏孫老先生給他的散文集《母親是一種歲月》所寫的題字，奇怪的是，作家出版社最後成書時竟未用這浸透蒼勁的字作封面。老實說，因為這本書，我才真正觸及了張建星深一些的層面。張建星說他到現在一直陪伴着他母親，只要在天津，就每天早上陪母親吃早點。他寫他母親的那些記憶，我以為是他所寫文字中最好的，讀到只想落淚。落淚原因，是因為張建星一見面就告訴我，他小時候家裏窮得被全院人都看不起。他與他弟弟從小撿煤渣，“從春天拾到秋天，幾乎每日不停，於是小山似的煤渣便可以堆滿自搭的小屋。有了這些煤渣，一冬，甚至更長時間家裏不用買煤，這樣每月至少可以省下四塊錢的煤錢。對於富裕人家，這四塊錢顯然不足掛齒，但對我的母親來說，這四塊錢可以把貧困的日子過得略顯寬鬆，甚至有聲有色。”我讀他記憶，辛酸處還有唐山大地震他父親病重時只能躺在醫院住院部外一個四面通風通道的水泥地上，母親與他和弟弟只得將外衣都脫下，蓋在父親身上，圍成一圈為其擋風。就是這個父親，病重住院時候拿兩張醫院裏的菜票退成一塊五毛錢，加上存摺留底的一塊錢，讓兒子去買了一本當時他最想買的《馬克思傳》。這本書在７０年代，我們都曾因喜歡它的厚度而把它買下來，但我們買書時候，從沒有想過買它還會有這麼辛酸的故事。張建星驕傲的是他有一個每天靠洗一百多件衣服維持一家生計、在深夜路燈下等着加班的兒子歸來、從心裏一直牢記著兒子第一個月拿到工資以兩元錢在小飯鋪里請吃那一碗面、那兩頭蒜的母親。我真覺得，那般辛酸生活真是那樣的一種財富，那樣辛酸才會有那樣堅韌。有那樣一種情感愛一個父親、母親、妻子、女兒的人，也就會真誠地愛在他生活中與他擦肩而過的所有人。我從他一篇《我已經是魔鬼了———寄女兒》的散文里，曾充分感染過這種真誠。文中說：“一位我尊重的前輩曾把自己信奉的格言贈與我———人淡如氣。我相信他是真誠的，因為他白髮如雪。但是我又反問，真能做到嗎？我期望我的女兒這一生都是淡淡的，淡藍，淡粉，淡如水，淡如氣，淡如樸素的菊。但我要告訴女兒，我不行了。豈止是我不行。由於爭鬥，由於欺騙，由於人生太多的坎坷，我們很可能在沒化為氣的時候，已像詩人郭小川那樣成為火藥味很濃很濃的煙了。”有勇氣能這樣真正面對自己所學到虛偽的人畢竟不多。
這些文字當然都寫成於張建星當上總編輯之前。我喜歡張建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也反覆說他喜歡北方的冬天，他說他喜歡北方冬天那種“沉默中的清澈”，而我則喜歡北方冬天那種“沉默中蘊藏着的張力”。也許正是這種張力才涌動他成為成功者———將一張黨報發展成了一個雄踞一方的產業，上海文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月推出他撰寫的《新聞的創意時代———新聞操作９２條札記》一書現在已經再版。在這本書中，我興趣在他對新聞表現形式與技術的思考。比如他提出“無球跑動”，也就是自身先動，才可以在動中去觸新聞點，變被動為主動。他提出“極具張揚的包裝，內容是山形式是水，水流湍急借山的高低險峻，造勢目的是為“高峽出平湖”。他提出“做版面而不做文章”，版面的感覺就是新聞通過技術處理而成質感，版面錯落有致依賴於策劃、結構、佈局與細節。當然，從總編輯角度，“新聞處理一定要比社會輿論冷一點”可能對我更具啟發。他從受眾的承受與適應能力來分析，在我看，新聞傳達中更重要的能力實在是這種對“度”與“分寸”把握的較量。有“度”才有傳播空間，這構成了新聞反應的技術水準在傳播能力中的作用，因為只有精準的控制才能保證傳播能力，所以新聞技術所把握的質感，從某種角度說就在這種分寸之中。
張建星還有一條原則讓我稱道的是，“新聞職業道德的第一條就是當仁不讓”。這就是競爭時代強勢奪人。他認為，人不能沒有**，**應該是真誠、坦白的，應該是**裸的太陽，“像你的哭像你的笑，像你泡在鄰家只為要一塊牛肉吃。”這種原則決定了他不迴避總編輯的品牌效應，能將那樣一張報紙擴展成那樣野心勃勃、沸沸揚揚。他稱他自己的生活觀是，“事業上沸騰一點，自己的感覺上要孤獨一點———不要把社會的狀態變成你個人的狀態。”以這樣的觀念，他日常還是追求“最好吃的是三五好友泡在一個小飯鋪里”；最舒服的是“從靈魂到肌肉全部放假”，“浸透進一種更真實的天倫之樂”。他的散文《我的春節不拜年》因此給我深刻共鳴，當然，我們都知道，那樣“夢裏流連的停泊地”一年也畢竟只有幾天，更多時候我們都是身不由己。
（朱偉：《三聯生活周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