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浪跡維也納(2)

希特拉認為，維也納的時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代，也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時代。他寫道：

"維也納過去是，而且現在仍舊是我一生中條件最艱苦的學校，也是最徹底的學校。我剛踏進這個城市時還是一個孩子，離開時卻已成人，性格也變得沉靜嚴肅了。

"在這個時期中，我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一種人生哲學，日後成了我一切行動的牢固基礎。除了我當時打下的基礎之外，我後來很少需要學習什麼東西，也不需要改變什麼東西。"

其實，希特拉在維也納所謂形成的一成不變的哲學思想，大部分是空虛的陳腐思想，有時往往荒唐可笑，而且是受到粗暴的偏見的影響形成的。這些思想並沒有什麼獨創之見，只不過是從20世紀初葉奧地利激烈的政治生活的大漩渦中原封不動地揀來的破爛貨而已。

當時，這個多瑙河畔的帝國，正由於消化不良症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中。好幾個世紀以來，在人口中佔少數地位的日耳曼奧地利人統治着一個擁有十多個民族的多語言的帝國，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在它之上。但是從1848年以來，他們的控制地位日益削弱，他們不能同化少數民族，奧地利不是一個大熔爐。19世紀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謂雙重王室的制度下贏得了與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到了20世紀開始的時候，各個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並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間的激烈爭吵成了奧地利政治鬥爭的中心問題。

不僅如此，也還有社會動蕩，而這往往掩蓋了民族衝突。沒有選舉權的下層階級要求享有選舉權，工人們堅決要求有權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他們不僅是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而且是為了實現他們的民主的政治目標。後來也果真如此，在舉行一次總罷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選舉權，而奧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也因此告終，因為他們在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這一半中只佔1／3的人口。

對於這些情況，希特拉這個從林嗣來的年輕的狂熱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是堅決反對的。在他看來，帝國正陷入"危險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這個主宰種族恢復原來的絕對權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別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須要由日耳曼人用鐵腕來統治他們。議會必須廢除，所有民主的"胡鬧"必須結束。

雖然希特拉沒有參加政治活動，但他非常關心地注意着奧地利三大政黨的活動，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和泛日耳曼民族黨。一種政治上的狡猾見識現在已開始在這個不修邊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夠極其清晰地看到當代各種政黨的力量與弱點，而在成熟以後，使他成了德國的第一號奸雄。

他同社會民主黨一接觸后，就對該黨有了一種強烈的憎恨感。希特拉說："最使我憎惡的是它對維護日耳曼主義的鬥爭持敵對態度，它對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臉地討好賣乖……在幾個月之內，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看透了一個假裝成社會美德和兄弟友愛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這時卻注意研究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開始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分析該黨領導人的演講，研究它的組織，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計它的成績。他最後得出社會民主黨獲得成功的三個原因：他們知道如何開展一個群眾運動，任何政黨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就一無用處；他們掌握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最後一點是，他們知道利用他所說的"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的價值。

這第三個教訓引起了年輕的希特拉的好奇心，雖然這是以錯誤的觀察為基礎的，其中摻雜他個人的大量偏見。10年以後他將充分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希特拉回憶這段經歷時對黨徒們說：

我了解這個運動，特別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惡劣的精神恐怖，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資產階級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信號一發，只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大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了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關於希特拉日後要加以發展的納粹策略，再也沒有比這段話分析得更加露骨的了。

在維也納，年輕的希特拉還以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分析能力，密切地注視着泛日耳曼黨的動向。他認為泛日耳曼黨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是，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力量的支持，這種支持如果不是教會的話，至少也是陸軍，或者內閣，或者國家元首。希特拉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持，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取得政權。希特拉在1933年決定大局的1個月裏，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持，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持，他和他的國家社會黨才有可能接管一個偉大國家的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