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攝政王 名揚中外(1)(圖)

穿中裝的汪精衛20世紀初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組織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萍瀏醴起義曾使革命黨人為之振奮，東京的同盟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接着，同盟會又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饒平黃岡、惠州七女湖、防城、鎮南關、欽州馬篤山和雲南河口六次武裝起義。革命黨人屢敗屢戰，不屈不撓。但是河口起義失敗之後，革命黨人中間出現了悲觀失望的情緒。“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轉而熱心於從事暗殺活動，認為面對殘暴的強敵，暗殺可以喚醒沉睡的人民，成為革命的導火線，而且簡單易行。因此，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組織了七八個暗殺團，策劃過五十起以上的暗殺活動。其中汪精衛等赴北京刺殺攝政王載灃是一重要行動。1909年，同盟會進入一個最困難時期，國內多次武裝起義均遭失敗，《民報》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會內部掀起一個“倒孫”運動，誣衊孫中山貪污經費，並以恢復“光復會”名義進行活動，廣大同盟會員也情緒不振，態度消沉。此時，汪精衛提出“殺一虜酋”，“借炸彈之力，以為激動之方”，想用暗殺活動激勵人心。於是不辭而別，由新加坡潛回香港后經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人多方勸阻，汪精衛答應暫不行動。孫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復《民報》，於是汪精衛又到了日本。陳璧君得知消息后，為了追求汪精衛，也以留學為名，到了日本。陳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會員，黃花崗烈士方聲洞之四嫂，人稱曾三姑，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晚年隨汪精衛投敵）、方君瑛（同盟會員，方聲洞之七姐，人稱方七姑，后從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帶來的錢物交給同盟會，作為活動經費，博得了大家的讚賞。面對革命黨人遭到的屢次挫折，汪精衛甚感焦慮。汪決定“與虜酋拚死”，“謀擊一清廷重臣，以事實表現黨人之決心。”北上前，他留書與孫中山作別，內稱:“欲維持團體，要在努力於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孫中山曾極力勸阻，汪的密友胡漢民也聲淚俱下地勸他不要做這樣無益之舉，汪都不肯聽。且作書告別南洋革命黨人，內有:“……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和，故預為此書托友人漢民代存，事發后即為代寄。……弟不敏，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誠所愧恧。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欲以其犧牲創驚人之舉，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陳璧君聽說汪精衛要組織暗殺團，也非參加不可。於是，由汪精衛、陳璧君、喻培倫、黃復生、黎仲實、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組織了一個暗殺團。當時，暗殺成風，不少革命黨人視此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犧牲生命而為之。暗殺團總部設在日本東京本鄉區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員來往於日本和香港之間，又在香港黃泥甬道設立了秘密機關，並去屯門鄧三伯的農場試驗炸彈。鄧三伯名蔭南，也是同盟會員。製作炸彈主要靠喻培倫，他在日本學習化學，因試製炸彈曾炸傷自己一隻手。陳璧君對暗殺之舉也十分積極，曾找到孫中山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要求學習柔道，以備暗殺時防身自衛。當時無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為汪精衛暗殺小組的首選目標。訓練場所，宮崎就介紹她向其義弟一九二四郎學習劍術。和陳璧君一起學劍的還有早稻田大學學生長江清介、禪宗寺院的和尚龜井一郎、黃興的長子黃一歐、宮崎的兒子龍介、震作等人。暗殺團原計劃謀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后聽說兩江總督端方調任直隸總督，於是汪精衛、陳璧君、喻培倫、黃復生等人來到武漢，準備在漢口車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謀刺未成，炸藥就留在了武漢。1911年武昌起義時所用的炸藥，一部分就是他們留下的。最後，暗殺團決定去北京活動，由黃復生、但懋辛先去北京準備一切，陳璧君回檳城家中籌款。當陳璧君母親知道女兒要去北京進行暗殺活動時，極力勸阻。經陳璧君反覆說服，衛月朗將首飾典當，加上平日的積蓄都給了她。陳璧君回憶說:“謀於清廷根本之地，為非常之舉，以振奮天下之人心。顧所費過萬金，無所出，而為事至密，不能以巨資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隱衷，乃典質衣飾以足其數，吾輩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擊其所生及愛如所生之人，相將入萬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務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陳璧君帶着這筆款子立即回國北上。此時，汪精衛已去大連相候，二人見面后，經瀋陽轉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為掩護。此行雖有艱險，但和汪精衛在一起，陳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刺殺行動確定后，1909年深秋，黃復生、喻培倫先行回國，在北京建立這次行動的掩護機關。由於喻培倫在大阪化學研究所學習，專門研究過攝影技術。經過一番周折，喻、黃二人就在北京順治門外琉璃廠附近租了一間房子，準備開辦一家照相館做掩護，進行暗殺準備活動。一切準備就緒，喻培倫又東渡日本，向汪精衛等人做了彙報。然後購置好炸藥器材，混裝入照相器材當中偷運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