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主筆(1)(圖)

年輕時代的汪精衛與陳璧君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在孫中山的旗幟下開始了武裝起義和革命宣傳兩條戰線的鬥爭。1905年11月，《民報》創刊，汪精衛與胡漢民、章炳麟、朱執信等先後任主編。他以“精衛”、“守約”、“朴滿”等為筆名，寫了《民族的國民》、《希望滿洲立憲者聽諸》、《革命橫議》、《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等大量政論文章。“精衛”原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鳥名。相傳炎帝女，名女娃，因游東海淹死，化為精衛，經常銜西山木石去填東海。後人常以“精衛填海”比喻目標已定，奮鬥到底的精神。汪精衛以此為筆名，表明了他此時的反清決心。12月24日，汪精衛與胡漢民、朱執信等組織“維持留學界同志會”，主張忍辱負重，以求學為前提，不輕言返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同改良派進行了一場大論戰。作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衛以筆為劍，積極地投入戰鬥。他的文章筆鋒犀利，論理深刻，能較為完整準確地發揮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如在《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異族專政之政府也，驅除異族則不可不為種族革命;顛覆**則不可不為政治革命……故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豈惟并行不悖，實相依為命也”。這和孫中山闡述的“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的思想是一致的。論戰中，汪精衛還經常直接按照孫中山的指導撰寫論戰文章，《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就是一例。胡漢民曾回憶道:當時“列強瓜分中國之聲不絕於耳，保皇立憲派人常挾此以為恫嚇，謂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眾，先生（指孫中山）乃口授精衛為文駁之，題為《革命不致招瓜分說》。”在這篇文章里，汪精衛剖析了革命與瓜分的關係，指出:“瓜分之原因，由於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於滿洲人秉政”，所以“滿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禍，而決非可以致瓜分者也。”孫中山對這篇文章極為稱讚，認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為之一除。”汪精衛有力地宣傳、發揮、論證了孫中山的思想，胡漢民在自傳里曾寫道:“余與精衛以職責所在，日與先生親，余等真正認識革命之意義，實由先生指導，先生與同志方言一問題，必須就實際上求其原因結果關係，必言其所以然，而不僅言其然。”在孫中山的教誨下，《民報》時期的汪精衛，充分發揮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積極性。梁啟超十分懼怕汪精衛的駁論文章，曾“私見汪精衛，欲以分誼動之”，企圖拉攏汪精衛，平息論戰，但被他嚴詞拒絕。當時汪精衛只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留學生，他以洋溢的熱情、投槍匕首般的筆，為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積極作用。《民報》傳至內地，清廷對汪精衛更恨之入骨，曾懸金十萬購他的人頭。汪精衛由此聞名海內外，風雲一時，為進步青年所傾慕。《民報》時期，是汪精衛一生的黃金時代，他以精衛填海的氣魄駁斥保皇謬論，宣傳三民主義，正如吳稚暉所說:“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孫中山於1906年2月離開日本，去歐洲進行活動。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來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會分會，陳楚楠為會長，張永福為副會長，吸收林義順、沈聯芳等12人為會員，並請他們在南洋各埠發展會員。8月，孫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動，9月，來到檳城，住在柑仔園，在陳楚楠等人活動的基礎上，很快建立了檳城同盟會分會，吳世榮為會長，黃金慶為副會長，發展會員20多人，有辜立亭、陳新政、陳民情、林志誠、丘明昶、林如福等，還有女會員徐宗漢。黃金慶等人又編輯出版了《檳城日報》，雖屬商業性質，從中也能宣傳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園94號設立了“檳城閱書報社”，在這裏可以瀏覽各種進步刊物，並經常組織講演會和演出新劇，同盟會的活動蓬勃地開展起來。後來新加坡和檳城先後成為同盟會的中心。12月，汪精衛於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隨即自費進入法政大學專科。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慫恿下，日本政府向孫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衛隨孫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化名登記上岸。4月，汪隨孫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貢，旋經海防到達河內。孫中山在甘必達街61號設立機關，領導廣東、廣西、雲南等南部各省起義。孫中山委派汪精衛經營南洋根據地，汪支持孫中山“經營南洋，邊陲起事”的戰略計劃。同盟會的主要活動由日本向南洋轉移。當時，南洋風氣未開，汪精衛所承擔的籌募款項、接濟起義的任務確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會出版機關報《中興日報》，他任該報主筆。10月，汪精衛與黃龍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孫中山與新加坡同盟會正、副會長張永福、陳楚楠等商討要事。他奔波於南洋各地，頂風冒雨，披星戴月，千辛萬苦。12月又與鄧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與同盟會員協商籌款事宜。1907年，孫中山在致鄧澤如的信中說:“弟前派汪精衛見赴河內、海防、西貢、星加坡、暹羅名埠，會見同志，報告軍事，勸募軍需，各同志多慷慨籌資匯濟。”可見，汪精衛做了大量工作。為了做好組織和宣傳工作，他到處聯絡同志，幾年內就“組織同盟會一百多處”。革命黨人在南洋出版《中興日報》，與保皇黨的《總匯新報》展開論戰，汪精衛是該報主筆人之一。1908年1—3月間，汪精衛在新加坡新舞台劇場、吉隆坡商會和華人基督教協會多次講演《民族主義與革命》、《民族主義》、《假革命》、《平等、博愛與民族主義》，以雄辯的口才，滔滔不絕地宣傳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極受當地華僑的歡迎。胡漢民對汪的講演讚譽說:“余前此未聞精衛演說，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年來未見有工演說於精衛者。”因此，有人說:“謂南洋華僑之覺醒，實出於汪君之力，亦為不誣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衛奉孫中山命與鄧子瑜同赴荷屬文島等處，宣傳革命，籌集款項。在此期間，汪精衛多次往檳城三山俱樂部、小蘭亭俱樂部等處講演《商務與革命》、《閩僑尤應熱情贊助革命》、《欲振興中國商業非革命不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