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曹營心在漢(1)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偉大的辛亥革命開始了。為了緩和局勢，清政府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凱，另一面將汪精衛開釋出獄。當時，袁因遭清廷罷斥，以足疾開缺放還回籍;汪亦以謀刺攝政王敗露成為階下囚。袁汪二人在當時可以說是同命相連。
辛亥革命在江南大地上迅猛發展，清政府為了挽救危機，派陸軍大臣蔭昌親率近衛新軍兩鎮南下，並已起用袁世凱為兩湖總督，督辦剿撫事宜。袁則以“足疾未痊，難肩重任”為辭，以報被罷斥宿怨。蔭昌所率北洋軍將校，多為袁的舊部，號令不行。清廷復任袁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率軍鎮壓革命黨人。但袁卻暗中利用革命黨與清朝的鬥爭，企圖坐收漁利。
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毫無淵源。辛亥革命前，同袁有交往的革命黨人獨有汪精衛。清政府為了同革命黨人相通融，便任袁為內閣總理大臣，袁、汪二人攜手之機來臨了。
當汪精衛出獄時，袁世凱尚在河南原籍，未到北京視事。但袁已致信其親信梁士詒，信中寫道:“南方軍事尚易應付，北京政治，頭緒棼如，正賴足下居中策劃，請與唐少川預為佈置。”梁士詒受袁之託，四處進行活動。因他是汪精衛長兄汪兆鏞的鄉榜同
被清政府任命為欽差大臣的袁世凱。
年，以年誼鄉誼關係，特赴汪精衛的住處交換國是意見。經梁士詒介紹，汪精衛和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相識。兩人一見如故，頗相投契。
汪精衛出獄后，在11月15日與楊度一起，組織了“國事共濟會”。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公然散佈革命招瓜分、生內亂的陳詞，這正是五年前汪精衛批判過的保皇濫調。因此革命黨的喉舌———上海《民主報》對汪的這些活動曾寫社論痛加批評。正如袁世凱所預料的，汪組織京津保同盟會，並取得領導權，對於革命黨人籌備武裝起義，多方限制勸阻。於是，在清政府統治的北方，他成了袁內閣的得力助手，而在革命黨內則是擁袁倒清論的重要鼓吹者。汪精衛此時留居北京已無必要，30日他去天津，寓居租界內的一個旅館中，對外說準備在天津籌辦報館，作為掩飾，而暗中則派人赴上海，將會晤袁世凱的經過告知黃興等人。黃興贊同汪精衛的活動，願與袁世凱呼應合作，南北雙方，遂有了默契。而袁克定則往返於京津之間，傳遞消息。
1909年，袁世凱被載灃趕出朝廷后，隱居家鄉河南彰德洹上村，以漁翁自居，終日策杖弄舟，披蓑戴笠，實則等待時機捲土重來。此圖即為袁世凱洹上村垂釣圖。同時，受同盟會指派，與袁世凱聯絡，爭取袁世凱反對清廷。此時的汪精衛，已成了袁世凱家裏的座上客，而且與袁克定結成金蘭，深得袁世凱的賞識。《辛亥革命錄》是這樣記載的:“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時，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見汪兆銘於內閣總理官署，使兆銘之滬，以革命黨人立場，斡旋於伍、唐兩代表間，以免和議之局因孫先生歸國而中變，於是授兆銘議和代表參贊之名，俾得協助紹儀，但對外秘不發表。同日下午七時，世凱復見兆銘，其子克定亦相偕至，世凱命其子克定與兆銘約為兄弟。先是袁世凱三見兆銘，每見必以一人必以暮夜。蓋此時世凱所資以利用兆銘者，則為京津保革命人之控制，與聽取南方革命黨人之情勢，藉以縱橫捭闔耳。及聞孫先生歸國，則知非紹儀之外交所能勝任，遂使兆銘南下以周旋於內。當兆銘、克定相偕見世凱之夕，室中須設盛筵以待之。兆銘、克定見世凱，回叩首，世凱南面坐，兆銘、克定北面立，世凱顧兆銘、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後異姓兄弟也。克定長，當以弟視兆銘，兆銘幼，則以兄視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異姓兄弟之親，逾於骨肉。兆銘、克定則合辭以進曰:謹如老人命，於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畢，兆銘、克定，伴世凱食，食罷而退。”
下詔宣佈退位的清宣統皇帝溥儀。
袁世凱還曾叫袁克定邀汪到洹上相識相敘，行時極為秘密，無人知曉。據汪後來對其侄汪希文說，他初次到洹上與袁世凱相見時，伸出右手準備與袁握手為禮，不料袁不習慣於此，卻笑着向汪深深打了一揖，汪緊忙還了一揖，而後就坐。袁世凱笑着對
汪說:“素來仰慕閣下是海內大文豪，今獲相見，深感欣幸。”接着又稱道“甘水橋之壯舉，可與漢朝開國功臣張子房博浪之一擊，先後媲美”。汪聽後身感飄然。兩人覺得頗為投機，只感相識恨晚。汪精衛便向袁道出革命黨人希望袁以所擁兵力推倒清廷;袁則想利用革命軍的聲勢壓清朝皇帝退位。兩人利害相同，一拍即合。此夜汪精衛與袁世凱密談到深夜，在場侍坐者僅袁克定一人。第二天清晨，袁世凱命其子伴送汪返京。臨行，袁世凱寫信給梁士詒，囑他籌款十萬贈送於汪，作為路費。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不免大吃一驚，認為非義之財萬難接受，堅不肯要。梁士詒勸道:“閣下北京剛剛恢復自由，離家萬里，身邊豈能無錢，就是赴天津、上海斡旋國事，亦非錢不可。此是袁宮保的美意，何必客氣?”最後，汪接受大洋一千元，退還了九萬九千元。
11月下旬，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大權在握，他重新上台後，大耍反革命兩手，以圖實現其險惡的目的。袁秉政后的第一個命令，就是要馮國璋攻下被革命黨人佔領的漢陽，以堅清廷對他的信任，同時也給革命黨人一個下馬威。但革命軍英勇奮戰，頑強反擊，與馮國璋的北軍隔江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