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是成功之母(1)?

這是國民黨軍隊打勝仗後向我們展示的所謂敵軍的“戰俘”文/嘉蔚十多年前，我在悉尼一個書店買到一本讓我驚喜的新聞攝影畫冊：《上海·1949年，一個時代的終結》(《Shanghai,1949,TheEndofanEra》,,London,1989)。攝影者塞姆·塔塔(SamTata)，1911年生於上海。拍攝這批照片的前一年，他在孟買結識了同行大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後者的影響可見諸這本畫冊內的作品。63幅照片拍攝於從1949年5月初至同年8月，正好跨越5月24日這個對上海人來說天翻地覆的日子。十多年後的今日，我再度驚喜：在悉尼另一家書店裏我遇到了完全堪稱與之為姐妹篇的另一本新聞攝影畫冊，它的書名叫：《出差上海，革命前夕的照片》(《AssignmentShanghai,PhotographsontheEveofRevolu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3)。作者賈克·伯恩斯(JackBirns)於中國內戰之際由美國《生活》雜誌派來作攝影報道。畫冊內一百多幅照片拍攝自1948年5月至1949年5月之間，內中有一小部分照片攝自南京、東北等地，大部分攝自上海。這兩本畫冊，一本在倫敦出版，一本在美國加州大學出版，前後相隔十多年，卻竟都在悉尼與我相遇，不能不說是命運的安排。因為在西方，這類非暢銷書的印量有限，賣完即不復再見了。讓我驚喜的原因是：我於1948年9月出生於上海。這兩本畫冊恰好記錄下我在娘胎時直至一周歲之前的上海世相——這些景象均曾是我對人世的第一印象，卻不可能留下真正的記憶。我還記得兩歲時空襲的恐慌，卻沒有具體的圖象印在腦中，便更不必說一歲之前的所見所聞了。這兩本畫冊的內容之前後銜接幾達默契的地步：塔塔的大部分照片拍於5月24日之後，而伯恩斯似乎隨**倉皇離開了：他的照片全部拍於5月24日之前。少數在日期上重合部分，更有互補的意外。比如他們都在同一個現場記錄下一批囚犯的處決過程，但在時序上恰好不同。仔細閱讀兩本畫冊，尋覓在我出生之年上一輩人的不同人生軌跡，不時為那些徘徊於生死之際的面容所震撼。最終決定在五個小標題下，把對部分照片中人物命運的解讀心得與《老照片》的讀者分享。失敗是成功之母松江是滬杭線上一個小鎮的地名，屬上海市轄。小時候從嘉興坐火車去上海看望外婆、祖母，車到松江站，便覺得進了上海。在我的記憶里，它同戰爭真是毫無關聯。當我見到伯恩斯拍攝的這組照片時，起初還下意識地將Songjiang解讀為東北內戰時期的松江省。後來才弄清就是上海的松江。這組照片（圖①②③）讓人震撼的是，它記錄的血腥現場並非在清末民初，而是在20世紀中葉。從照相術發明開始，西洋人在中國拍攝下許多砍頭場景，但均在1920年代以前。這組照片當年被《生活》雜誌的老闆亨利·盧斯拒絕刊登——想必他認為如公諸於眾會為他所同情的蔣介石政權抹黑——因為這種中世紀的刑罰會讓西方讀者震驚。以我所見，這大約是發生在中國的最後一批砍頭場景的實錄。其實我的震撼只因視覺上的衝擊。《紅岩》的讀者(可能囊括了全部我的同代人)都不會忘記，就在同一年，江姐在城門口見到了自己丈夫的頭顱被高掛示眾。松江發生的這一事件，是川北暴動失敗的江浙版。按照伯恩斯的敘述：**的一支游擊隊襲擊松江城事敗，部分被俘，戰死者(或事後被殺者)陳屍城牆外河灘，而保安團則把游擊隊首領丁西山(譯音，DingXishan)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牆上示眾，記者被招來拍照。“文革”時期，我的家鄉嘉興地區批鬥上至地委書記，下至學校領導，其中好幾位是1949年前當地地下**或游擊隊的組織者。我相信他們一定都認識並記得這位丁西山——松江的彭詠梧。但不知道丁是否留下後代。可惜時至21世紀，無法向已作古的前輩們去問詢了。更讓我牽挂的是那些戰俘後來的命運。看他們的相貌，多像當地的農民子弟。如果他們沒有被處決，恐怕會最終回到農村去度過餘生吧。因為一年之後，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便實現了，牢門也會被打開。